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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节

乱明天下一根钉-第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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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袁崇焕带着佘义到了钱府。

刚一下马,就见从钱府中走出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不是迎接他的,袁崇焕都认识,他们都是前朝御史,一个叫高捷,一个叫袁宏勋。两个人手里都还抱着礼物,耷拉着脑袋,神情狼狈就象刚刚被打的两条落水狗,只有眼睛里还隐隐露着凶光。

这两个小子也是阉党,跟着魏忠贤着实是干了不少坏事,天启七年,他们还跳出来和御史曹永祚一道依照魏忠贤的意旨,罗织罪名上疏参劾他不救锦州。

显然,这是来钱龙锡这儿走门子地。

人要贱就要贱的彻底点,魏忠贤这人果然有过人之能,跟他混过的人大都贱到了家,大都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不要脸这回事。

一见袁崇焕,跟打了鸡血似的,高捷和袁宏勋立刻就由垂头丧气,变成胁肩谄笑,点头哈腰地凑了过来。

袁崇焕也真能拉下来这个脸,他懒得理会这等小人,所以就只当眼前没这俩人,径直向府门走去。

高捷和袁宏勋本想凑过去说两句,但最终没敢,因为袁崇焕身后的那个仆人,目光实在太吓人了,扫他们一眼,他们的腿肚子就有点抖。

钱府地仆人显然早就被吩咐过了,尽管不认识,袁崇焕也没个蓟辽督师的排场,但一看两条落水狗地模样,他们那还不知道真神已经到了。

一个仆人撒丫子向内宅飞奔,其他的仆人都涌出来迎候,牵马地牵马,引路的引路。

快到二门,就见钱龙锡急匆匆地快步走了出来。

“哎呀,袁大人,恕罪恕罪,龙锡迎接来迟,还望多多海涵。”见到袁崇焕,钱龙锡一面走,一面抱拳寒暄。

钱龙锡不到五十,人稍微有些福,但还不显得怎么胖,看上去很有些威势。照理说,这个时候钱龙锡正是春风得意地时候,但看上去,钱龙锡却显得有些憔悴,神色也不是那么安稳。

袁崇焕知道是为什么,钱龙锡这会儿正挠头呢,而让这位阁老大人挠头的不是别人,还是阉党,现在追查阉党的工作就是由钱龙锡负责。

跟着钱龙锡出来的还有一人,袁崇焕也认识,此人是兵部署理部务地左侍郎吕纯如。

王头地记性很好,而吕纯如的奏章又非常有名,昨晚王头把吕纯如的奏章一字不拉地背了一遍。

对吕纯如的“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这十字评语,袁崇焕是极为感念地;至于前半句“旧辽抚袁崇焕吊孝、建祠二案,即爱崇焕岂能为之讳”,袁崇焕是毫不在意的,他清楚这里的猫腻。

在朝堂上,你如果要说一个人好,那就不能一个劲地夸,而要做些铺垫。铺垫是戏地皮,夸的话才是戏的肉,吕纯如也同样如此。

虽然如此,但看到吕纯如,想到那些话,袁崇焕又不由心生感慨:不论是被视为邪恶的阉党,还是自命一身正气地东林党,实际上,他们都是为了一己之私而相互倾扎。他们全都一个样,私底下卑鄙无耻,台面上却又都把道德不离嘴。

正是在这种心里不问是非,嘴上却大唱道德的情形下,辽东的事才这么难。

吊孝的事儿原本很简单,但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那些家伙都把极其复杂的军国大事当作了黑白分明的简单事儿。

强多少还有把复杂地事简单化的资格,但弱没有,绝对没有。弱要是这么做,只能使自己地处境愈加恶化,愈加艰难。

在辽东,他们就是弱。

至于生祠的事……想到这个,袁崇焕心中苦笑。

监军太监刘应坤和纪用跟他地关系都不错,但再好,也比不了他们和魏忠贤的关系。这是利益地根本问题,不是他能触动的。而修不修生祠绝对是个原则问题,是个划线的标准。修,就是他们的人;不修,即便不是对头,至少也不是和他们一条心。

为了这事儿,他们俩不知缠了他多少回,后来都到翻脸的地步了。如果他想在辽东呆下去,那就不管这只苍蝇有多大,他都要吞下去,这才有了与阎鸣泰署名合建生祠的事儿。

但这件事他做的还是不干脆,因为推诿拖延,最后仍旧得罪了魏忠贤,而这也是他在大胜之后却不得不辞官的主因。

这件事,可以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忍辱负重,一个是趋炎附势。可现在,说他忍辱负重的少,说他趋炎附势的多。这其中的原因还是论事的简单化道德化,不论什么原因,给魏忠贤建生祠就是不对,而这也是吕纯如把这件事当作戏皮的原因。

这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时代,不论是阉党,还是东林党,都一个样。而越是这样的时代,就越是唱高调,时时都把道德的大旗高举。所以在这方面,东林党要比阉党更可恨,也更可恶。

东林党人每每自命正人君子,而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靠着压榨佃农,侵占国家赋税,他们才过上优渥的生活的。

东林党徒,只要是站在他们的利益上说话的人,那这个人就是在其他方面不管有多少的败德之行,他们全都见。而且,不仅是视而不见,他们还会进一步歌功的努力去美化这个人,李三才如是。反过来也一样,那就是不管某人于国于民有着多大的功绩,只要触犯到他们的利益,那他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丑化这个人,张居正就是。

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他们的利益不仅合法化,更要道德化。

袁崇焕对吕纯如极客气,不管吕纯如本心如何,这个人怎样,他都是感念在心的。三人寒暄之后,一同向里面走去。

酒宴早已备下,到了饭厅,三人分宾主落座。

钱龙锡现在的处境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春风得意,皇帝对他很是信任。辅现在虽然是周道登,但那不过就是个摆设。新皇帝辅换的特勤,这才一年不到,黄立极、施凤来、李国甫、来宗道、周道登,都换了五个了。瞧这架势,说不定周道登明天就得滚蛋。而周道登要是走了,那辅之位除了他,还有谁?

但另一方面,却又是愁的可以,因为阉党的事儿实际上是他在查。这可是个大得罪人的活儿,但皇帝咬住不放,就只能查下去。可一旦查下去,对他那是后果不堪设想,因为牵连太广了。而且,这还不仅仅是查个阉党的事儿,它牵连地比这更广,因为它涉及到党争。

英明神武地魏公公倒台之后,接下来自然是要清查阉党,但满朝上下,凡是在职的,哪个能和阉党脱得了关系?所以查处阉党这事儿打击面太大,这活儿那真是人人都比之唯恐不及。

一开始,这倒霉差事由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负责,但这俩小子本身就是正牌的阉党分子。所以由他们查,自然是向着能拖就拖,法不责众的方向努力前进。

最先查处地当然是罪大恶极的恶分子。

魏忠贤、客氏,以及这二位的亲属,他们是被干倒地第一批,那接下来的恶分子就是五虎和五彪了。

五虎是文臣,他们分别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龙。

五彪是武官,他们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经两位阉党同仁刑部尚书苏茂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的审查,最后他们给出的结果是: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地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

苏茂相和曹思诚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倒不是他们真有什么兔死狐悲之心,而实在是因为真的要追查下去,那就一定会追到他们身上,所以保别人,也就是保他们自己。

对这样的结果,崇祯很不满意,他下令继续查。

皇帝既然表态,自然得继续查下去,而且不能怠慢,结果很快就上来了,这次严重了些: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龙、田吉各一千两。

结案。

崇祯还是不满意,于是他让礼部尚书王永光接着审查阉党,但王永光死活不干,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此项重任。

谁都不愿干,崇祯就自己干,他做出最终裁决: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龙,杀!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戳尸!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左都御史曹思诚,阉党,免职查办!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

事情到了这儿并没有完结,而是才刚刚开始,崇祯随即又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钱龙锡、韩旷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不可放过。

钱龙锡是阁臣,而韩旷不是,所以这活儿的主要负责人自然非他莫属,推也推不掉。

皇帝虽然年轻,但极认真,几次较量之后,钱龙锡彻底死了心,不得不按照皇帝的心思侦办阉党。但也因此,钱龙锡明白,自己危险了,一旦将来要是有了什么散失,那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事情到了这一步,实际上,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党争又来了。

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地政治团体,虽然魏忠贤对东林党的打击非常沉重,但实际上,并没有动摇东林党地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不管被阉党迫害死多少人,东林党始终都是在的,而且力量也并没有被削弱多少。

阉党对东林党地迫害极为深重,所以朝堂上的阉党中人最怕地还不是皇帝,他们最怕地是东林党复起。现在表面上看皇帝追得很凶,但实际地打击面不会太大,可一旦东林党人复起,那他们的好日子可就算彻底到头了。

最先开炮的是倪元璐,钱龙锡相信,倪元璐的作为决不会是个人地孤立的行动,倪元璐的背后一定是东林党人。

魏忠贤既倒,那照惯例,受魏忠贤迫害地自然就是好人,自然就得翻案,得给人家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甚或再上层楼。

这绝对不行!

最先跳出来的是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他力主魏案到此结束,同时竭力阻止东林党人复出。他认为,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崔呈秀等人也差不多,都是“邪党”。不能因为魏忠贤主持局面、迫害过东林党人,就能证明东林党人不是奸党。东林党这个前朝钦定的案子不能翻!

杨维垣既然先跳了出来,那东林党方面的人自然也要跳出来,这个跳出来地东林党人就是倪元璐。

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祯即位后,升为编修。

这位倪编修看不惯杨维垣的这种做法,便给崇祯帝上了一疏,为东林党辩护,他说:“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气未伸。”

不仅如此,倪元璐又进一步阐述,他说,读书人处世立身,宁可矫激,也不能忘廉耻。如果以“假借”、“矫激”为大错,那么就会有人公然背叛名义,忘却廉耻,所以才会有天启年间那种天下为魏、崔歌功颂德的场面。而大家还自我安慰,说什么“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正是这种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造成了天启年间无所不为的局面。现在朝廷竟能原谅这些随波逐流之辈,却不肯替那些刚正不阿的东林党说句公道话!

这话当然不是很中听,什么未化,正气为伸?这大有藐视明主之意,不过,崇》怪罪这位敢于直言的倪编修,只是说他“持论未当”而已。

而这当然就是一个信号!

双方你来我往,加入地人越来越多,斗争也就愈加激烈。

政治运动一经开始,便会层层深入,刹不住车,想挡也挡不住。既然崇祯帝倒掉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许多与魏忠贤有关的人和事,就得重新评价。既然魏忠贤是十恶不赦之徒,那么反对魏忠贤而遭贬杀地那批人就要平反复出。只要案子一有松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原先遭打击地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地继续深入。

崇祯元年三月,为东林党翻案的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崇祯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也没有过分追究,而这在当时的氛围中,无又是一个鼓励。

运动继续深入,并很快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这个时候,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相继被罢免,于是倪元璐一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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