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风云-第1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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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重要吗？”薛德音问道。
“非常重要。某会托人查询，只要知道他姓什么，也就知道他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目前并不重要。”薛德音说道。
“假如他姓司马，那即便是目前，也是非常重要。”
河内司马氏虽然不是中土第一高门，其历史没有崔氏那等悠久，但其是两晋皇族，声名显赫。它与虏姓第一姓元氏，也就是过去的拓跋氏，因为都曾是主宰中土的皇族，所以地位非常尊崇，即便是中土顶级豪门王崔卢李郑五大世家对其也是恭敬有加。
司马氏在南北朝后期依旧是人才辈出，其中辅佐高欢成就一带霸业的司马子如就是一个名扬史册的人物。他的儿子司马消难同样知名。司马消难起于山东高齐，娶高氏皇族公主为妻。后逃奔关中北周，受到重用，为朝中四大辅弼大臣之一，北周末代皇帝的国丈。其与杨忠情同兄弟，先帝更是以子侄礼待之。但在北周末年，先帝以大丞相主政期间，司马消难与尉迟迥、王谦举兵叛乱。兵败后司马消难逃亡江左南陈，再受重用，为朝中三公之一的司空。
帝国统一后，司马消难回归长安，先帝赦免其死罪，但削籍为乐户，极尽侮辱之能事。司马消难不久亡故，其子孙后代惨遭打击，先帝屡次借助杀戮山东和江左皇室宗亲的机会，将司马氏的宗亲子弟、门生故旧或诛杀，或流配，或除名为民。虽然有些人挣扎着幸存下来，但最窘迫的时候，司马氏的子弟甚至沦落到在长安街头杀猪宰羊为生。
薛道衡最后娶回家的七夫人就是司马消难的小女儿。这也是适逢司马氏家道中落，否则司马氏的女儿岂能给人做小？从另一层意思来说，这也是薛道衡仗义，在司马氏厄难之际，伸手相助。
等到先帝的怨气发泄完了，司马氏的命运才逐渐改善。流配子弟陆续回归，当初在长安街头杀猪为生的司马德戡也从军征伐。
这时候，司马氏的家族势力迅速恢复。司马氏的门生故旧本来就遍及中土，而司马消难又曾在山东、关中和江左三地辛苦经营，其强悍的人脉关系在司马氏的恢复中发挥了惊人作用。
换句话说，今日的司马氏子弟，尤其是司马消难的直系子孙，在特殊情况下，就是有共同利益诉求的时候，可以得到山东、关陇和江左三大权贵集团中的很大一部分力量的支持和帮助，而这种实力即便是中土第一高门崔氏也做不到。
薛德音自然知道崔逊的意思，但他只能幽幽一叹，“伽蓝不会承认，即便他承认了，也没有意义。”
的确，没有裴世矩和薛世雄的证明，没有皇帝的承认，就算伽蓝拍着胸脯说自己姓司马，那也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对司马氏还是对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帮助。反之，就算伽蓝不承认，他也一定是司马氏的子弟，要认祖归宗，想逃都逃不掉。
“某不需要他承认。”崔逊摇摇手，脸上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某也不会对其他人说，伽蓝姓司马，某只要对别有用心的人做出小小的暗示，就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薛德音懂了，但他家与司马氏关系密切，司马氏的荣辱兴衰会对其产生直接影响，他不能视而不见，任由崔氏拿伽蓝的姓氏大做文章，大取其利。
“陛下如此器重一个西北戍卒，显然别有隐情，而你以薛氏三凤之尊，屈就于西北戍卒之下，更是别具用心。”崔逊说到这里笑了起来，“陛下以此子取利，你又何尝不是？”
这句话大有深意，可以理解为崔逊有意利用伽蓝与裴世矩建立关系，继而获知一些皇帝的机密，也可以理解为崔逊有理由怀疑薛德音已经与裴世矩建立了关系，只要与伽蓝联手完成了裴世矩的意图，前途就是一片光明。
薛德音沉默不语，暗自思量，良久方才出声问道，“是否需要某先与伽蓝谈谈，向其透漏一些崔氏的事？”
崔逊颔首，“有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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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一章这是一个机会
第一百一十一章这是一个机会
薛德音起身去寻伽蓝。
伽蓝并没有候在帐外，而是与阿史那贺宝、卢龙等人赶去辎重队，在马夫杂役中选择壮勇，以补充因为河北刑徒的离去而造成的队旅缺员。
此举在傅端毅、西行和江成之等人看来未免过于失礼，明显就是蔑视上官。虽然崔逊的官阶只有正八品，太低了，连军中从七品的队副都不如，但他毕竟出自高门，又承袭公爵，更高居御史台监察御史一职，而这一职务实际上也有监察军戎之责。这样一个权贵官僚在西北人的眼里连巴结都来不及，哪敢轻视？得罪了此等人物，即便给他弹劾一下，也是难以承受。
伽蓝却是心里有数。这么多天了，游元没有给他介绍崔逊，崔逊也没有露面，这两人明显“不对路”，彼此之间肯定有利益冲突。
游元是河北本土世家子弟，河北世家权贵的领军人物，他在河北的利益肯定重于崔氏，而崔氏做为中土第一高门，虽然根基在河北，但整体利益肯定以整个山东甚至整个帝国为基础，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必然激烈。游元是御史台副官长，深得皇帝器重，又是高齐旧臣，门生故旧遍布大河南北，这样一个资深官僚，其权势、权术当然不是崔逊这样一个新科进士可以比拟。
今日崔逊突然来访，必定与游元有关。从过去几天的接触来看，游元老谋深算，伽蓝虽然愿意与他合作，但从山东人目前的处境和利益诉求来看，未必愿意以帝国利益为重来统盘考虑全局，也就是说，游元愿意“逼迫”杨玄感造反，却未必愿意让皇帝取得二次东征的胜利。
崔逊又是怎样的立场和利益诉求？从游元把他“支使”上岸屈尊“拜访”西北人来看，崔逊的想法肯定有悖于河北人的利益，而这就给了伽蓝“腾挪”的余地。不过现在崔氏有求于西北人，伽蓝认为自己完全没必要诚惶诚恐地放低姿态。
薛德音去辎重队寻找伽蓝。傅端毅与西行、布衣、江成之、苗雨等人进帐相陪，不敢轻慢了崔氏。
崔逊既然认定伽蓝是大姓子弟，又得到皇帝、裴世矩和薛世雄的看重，而且极有可能与崔氏在利益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对崔氏的振兴大计可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他的观感当然有了颠覆性的改变。如此一来，他对伽蓝的这些部属，这些从西北来的勇猛之士，就有了相当大的兴趣。
若想全面了解伽蓝，就必须了解他的部属，若想把伽蓝拉进自己的“阵营”，就必须善待他的这些生死与共的兄弟。
崔逊起了笼络之心，其言谈举止就显得亲近了一些，不像先前那样因为矜持而故意拉大双方的距离。
崔逊态度上的变化让西北人在欣喜之余也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间就说出了一些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但对崔逊来说却非常重要的讯息。
比如伽蓝的师父是敦煌圣严寺的慧心和尚，而慧心和尚圆寂的时候，长安白马寺的法琳上座和洛阳白马寺的明概上座竟然不约而同千里迢迢赶到了敦煌。这件事说起来很玄妙，西北人一直津津乐道，而崔逊对此玄妙之事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长安白马寺的法琳上座和洛阳白马寺的明概上座都是慧心和尚的师兄弟。
法琳和明概是西北佛界的泰斗级人物，辈分崇高，这说明慧心和尚在西北沙门的地位也很高，而他竟然是伽蓝的师长，这足以说明伽蓝的不凡之处，要么伽蓝独具天赋，与佛有缘，要么伽蓝身世奇特，其先人与白马寺有很深的渊源。
还有就是西行也是官奴婢出身，也被慧心和尚收为弟子，也不愿透漏自己的姓氏。因为伽蓝的原因，崔逊对西行也颇为关注，有心查一查。
再有就是傅端毅的身份同样引起了崔逊的极大兴趣。
傅端毅出自河北相州邺城的傅氏。相州原为北魏所置，位于河北的西南部，也就是今日帝国的汲郡、魏郡、武安、襄国、武阳和清河郡一带。这一块集中了很多河北世家，比如五大世家中的清河崔氏和赵郡李氏，比如二流世家中的任县游氏、巨鹿魏氏、清河张氏、清河房氏、邢台柴氏、邺城傅氏、南宫白氏等等，都在这一块人杰地灵之地。
邺城傅氏起自西汉高祖刘邦时代。高祖开国有十八功臣，位列第九的就是傅宽，其后人有名震西陲的平乐监傅介子。傅氏在东汉、三国、两晋乃至南北朝时代都是人才辈出，在南北朝后期，傅氏也像其他世家一样，其子弟在山东、关中和江左三地任职，但以山东为重。高齐亡，傅氏做为山东世家之一也倍受压制和打击，族中子弟受阻于仕途，不得已转而从事**数术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者就是傅奕。傅奕在仕途上十分艰难，而且运气很差。开皇年间他到汉王杨谅府上任职参军事，结果今上继位后，杨谅举兵叛乱。傅奕虽曾劝阻过杨谅，但跟错了人和站错了队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他还是受到了连累，不过侥幸留住了性命。
傅氏子弟大都擅长占卜数术，傅奕又曾参与杨谅造反，所以傅氏不被今上所喜，这显然也连累到了傅端毅，即便他师从裴世矩，最终还是被裴世矩“仍”在了西北不闻不问。这次在涿郡临朔宫，裴世矩召见了伽蓝，却吝于见傅端毅一面，其“厚此薄彼”的背后必有深意。
邺城在哪？邺城在魏郡，距离黎阳两百余里，距离永济渠百余里，也就是说，魏郡傅氏的势力就在这一块，假如伽蓝有困难，完全可以借助傅氏之力。裴世矩曾委托伽蓝代话给傅端毅，其意思很直白，你帮助伽蓝把事情办好了，你就有功劳，傅氏也能借此机会打个“翻身仗”。既办了事，又送了人情，还不落痕迹，裴世矩对这个弟子也算仁至义尽了。反过来说，假如事情办砸了，那就怨不得谁了。
崔逊估猜到了裴世矩的用意，对傅氏这个山东三流世家在未来局势中的作用不得不重新评估。
如果说游氏的势力遍及河北，那么傅氏的势力最多只能影响到一个州郡，但具体到某件事情，比如屡剿不平的河北各路义军，游氏对他们的影响力就远远不如傅氏。说句难听的话，游氏若想通过河北义军去实现自己的某些意图或者策略，还必须求助于傅氏，没有傅氏这些与各路义军有着直接联系甚至他们就是义军背后直接的操控者的全力配合，游氏同样是一筹莫展。
如此再推衍裴世矩在山东的布局，那就比较清晰了。
一流山东世家崔氏重在山东权贵的整体利益，他们的利益诉求更接近于中央，也就是既要打击关陇贵族又要保证二次东征的胜利；二流山东世家游氏重在河北本土利益，他们的利益诉求与中央有直接冲突，但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打击关陇贵族；三流世家傅氏更看重家族利益，而帝国利益和山东世家的整体利益距离他们太过遥远，所以不管是山东大世家还是关陇大世家，若想拉拢他们，得到他们的帮助，那就要给予足够打动他们的利益。
然而，不论是一流世家还是二三流世家，都存在一个“站队”的问题，而“站队”的问题最终就要溯源到皇权，也就是说，你要么选择皇帝，要么选择未来的皇统，你必须选择一个，否则你终归一无所有。比如杨素，他在先帝和皇统上都准确站队，杨氏一门显赫。比如高颎、崔弘度、薛道衡，在皇统上就选择错了，遭受了沉重一击，高颎和薛道衡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比如陇西李氏，既不得宠于先帝，又未能在皇统上站队，结果家族急剧衰落。
诸如中土五大世家，人才济济，在分裂时期遍及各国的中央和地方，可谓主宰了中土的命运，但统一后，世道变了，政局变了，国策变了，文化变了，甚至连道德情操的要求都变了，五大世家屡试不爽的“遍地开花”之策行不通了，现在不论是本堂还是分支，代表的都是一个家族一个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道德上尤其需要忠义礼智信，在行事方法上也更需要齐心协力，像过去分裂时期所采取的“脚踏两条船”或者“东方不亮西方亮”等等计策都不能用了，都过时了，而与时俱进的、符合统一时代要求的策略、方法需要时间去摸索和总结，短期内很难形成一套成熟的模式，于是五大世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但日渐失去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和分配权，随之失去的还有往日的尊崇、荣耀和金灿灿的光环，颇有日落西山的无奈和悲凉。
尤其是今上继承大统，以强有力的手段推行新政，把皇帝和世家大族，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彻底激化了，这时候，“站队”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解决眼前的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