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1954-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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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画面似曾相识，让他不由地想起那个开摩托车过来保养的半大孩子，让他禁不住怀疑所谓的后世或许是一个梦，现在的他和开摩托车的那个他才是真实的。
恍恍惚惚，心不在焉。
安德森不明所以，看着车外的行人继续道：“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我有理由对第二轮融资持乐观态度。不过相对于第二轮融资，我对海外融资策略更感兴趣。1000万美元不是一个小数字，又是投资政局如此动荡的一个国家，华尔街资金实力最雄厚、投资经验最丰富的投行也不一定敢涉足。”
李为民缓过神来，不无尴尬地问：“教授，您说今天的融资？”
“你没在听？”
“不好意思，刚才走神了。”
安德森教授说过的话不会说第二遍，若无其事地笑道：“你的朋友非常有钱，比我想象更富有。”
那600万美元是他们倒腾越南盾的部分本金和利润，像贪吃的鱼咬了钩一样再想吐出来就没那么容易。至于包销债券，三十多个人，一个人包销几百万真算不上多。要是他们家老头子支持，一家两千万都有可能。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手段终究不光明磊落。
李为民暗暗定决心要为他们负责，不管团结华人自保计划将来成败与否，都要想方设法保证他们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他深吸了一口气，微笑着解释道：“教授，一个多世纪来，华人在印度支那一直拥有商业优势。再加上之前跟您提过的勤俭，加上几代积累，拥有一些财富很正常。”
“商业优势？”
“是的，华人能够拥有并维持商业优势地位有很多原因，比如直到20世纪前，法国殖民地当局都把财力集中在发展基础设施，主要是交通运输网络，以及矿产资源开采上，一直没能力扩展商贸系统。
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矿产资源及销售酒类、食盐和鸦－片的所得税。而属于日用消费品的货物，法国商人几乎没有涉足。并且除经营日用消费品之外，华人还涉足服务业乃至轻工业。”
吴廷琰有句话说得很对，美国人慷慨大方，但不了解越南，不了解越南人，不了解越南历史。
美国人的想法很简单，只要给越南提供援助，让越南人吃上饭，过上好日子，感到快乐，就不会相信越盟那一套，越南就会变成自由世界抵御苏俄阵营扩张的盾牌；他们的做法更简单，归纳起来就一句：“走吧，让我们去把那些麻烦解决掉！”
这几天蜂拥而至的美国顾问，尤其那些二十多岁的魁梧小伙子，甚至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们的国家还在帮助法国维持其殖民统治。
不知道他们要帮助对付的越盟领袖“胡伯伯”，在他们的越南同龄人心目中早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许多人甚至是唱着“没有谁比我们更爱胡z明”长大的。
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好战、多么排外的民族。
越南人认为从公元200年中**队入侵红河三角洲到法国人来之前，中国留在越南的时间有十个世纪之久。认为他们的祖辈相继打败了中国各个朝代的侵略者，敌人如此强大，他们赢得一次又一次战争，在亚洲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面对北方强大的威胁，还能长期征战把国土不断往南延伸，一直延伸到他们的同胞可以展望到暹罗湾。
（现在的南圻，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交趾支那，历史全是柬埔寨国土。所以柬埔寨人迄今为止仍称南圻为“下柬埔寨”，连印度支那总督府“诺罗敦宫”都是以一个柬埔寨国王名字命名的）。
安德森教授对越南历史真不太了解，饶有兴趣地问：“除此之外呢？”
李为民笑了笑，如数家珍地介绍道：“法国殖民当局想迅速增加华人的营业所得税，并试图通过华人经营中介的角色，更深入地渗透到越南社会。认为华人阶层是一股比正在上升的越南本地资本家阶层，更值得信赖的社会依靠力量。
为了把华人与越南人隔离开来，法国人制定法规逐步允许华人比本地人和其他外侨享有更多经营权，这一点在法国与中国签订的各种协议中能够得到体现，比如1886年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贸易协定》，其中就有允许华人在越南自由经营的条款。
1930年与中国国民党签订的《南京协议》，进一步扩大了华人的经营权，允许华商享有直接经营进出口的权利；1947年，与国民政府签订的《重庆协议》，又给了华人特别优惠，不但可以自由经营、自由居住，而且不用服兵役。
很多货物如烈性酒、啤酒、鸦－片，对本地人和其他外侨是要严厉检查或严禁的，但对华人则没有限制。甚至给予华人一定法外治权，比如一些商业纠纷和不是很严重的犯罪，一般会交由五帮会馆去调解或仲裁。”
安德森教授沉思了片刻，非常精辟地总结道：“法国人来之前这里一直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他们无疑侵犯到了中国的利益。离本土那么远，谁也不愿意与中国开战，所以给予华人一些特权。”
“有这个可能。”
李为民抱着双臂，面无表情地补充道：“但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其在印支的殖民统治。分化瓦解、刻意制造民族矛盾，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全是这么干的吗？一旦华人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威胁到其统治地位，那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点燃民族矛盾的导火索，让本地人去对付华人，根本无需自己动手。”
想到越南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安德森教授低声问：“李，你是不是有某种担忧？”
“教授，我相信我的同胞们不需要那些特权，相信他们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与本地人一起生活，一起建设这个国家。所以工业村计划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发展计划，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和解、民族团结计划。”
越南人对华人有许多看法，民族矛盾比想象中更严重，只是被法国殖民统治和越盟问题给掩盖了。
他确实有远见，并且极具责任感。
安德森教授微微点了下头，意味深长地说：“李，如果能把这个庞大的计划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那你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获得诺贝尔**，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
“可惜您不是挪威议员。”
“我会给他们写信，不管认不认识，不断给他们写，直到烦得议员先生们提名你为止。”
李为民乐了，不禁打趣道：“我会跟您分奖金的，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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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搀沙子？
回到咸宜道78号，院子和客厅里全是人。
吴莉君坐在花园里陪陈丽春说话，吴廷瑈像主人一样坐在客厅沙发上，同一个**军官以及几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烟缸里堆的像小山，好好的一个家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为民，七远没为难你吧？”
“没有，就像您前天说的，他们现在是坐山观虎斗，就等着看我们笑话。”
陈丽春没再问什么，朝客厅指了指，示意他快进去。安德森教授把这真当家，非常不喜欢他们这种做事方式，连招呼都没打就转身去了大使馆。
吴廷瑈比他哥都忙，没时间在此久留，一见面便起身道：“为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阮志仁上尉，昨天刚从顺化赶过来的；这位是陈世国教授，这位是武安东先生。国教授是经济学家，一直在印度支那大学任教。东先生是法律专家，在法国留过学。”
原来是送人过来的，李为民表现出一副热情无比的样子，伸出右手道：“李为民，认识三位很高兴。”
“李先生好。”
阮志仁是军人，先敬了个一法式军礼然后才跟他握手，陈世国教授则兴奋不已地说：“李先生，工业村计划不仅庞大而且伟大，我非常荣幸能够协助李先生工作，能够参与这么伟大的工业发展计划。”
武安东同样很激动，看了看他身后和院子里的二十多个知识分子，兴奋地说：“李先生，我们真有些迫不及待，真想现在就开始工作。”
民族主义催生了一大批爱国者，他们显然是其中一部分，只是立场偏右，没选择越盟，而是选择支持吴廷琰。
当然，现在支持不等于永远支持。
客厅人太多，说话不方便，李为民微笑着提议道：“瑈先生，要不我们上楼说？”
有些事确实要当着他面交代，吴廷瑈一口答应，走上楼梯，来到二楼客厅，吴廷琰侧身笑道：“为民，你是工投公司总裁，是工业村计划的制定人和执行人，你先说。”
“好的。”
李为民从书房里拿出一张与在堤岸融资时完全不同的规划草图，摊在茶几上介绍道：“各位，工业村计划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发展计划，也是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一个工业村就是一个军事基地，在秘密发展国防工业的同时，秘密训练预备役部队。我们的任务非常重，要保证工业发展，要考虑到国防需求，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阮志仁是二哥介绍过来的，陈世国是中学同学，武安东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是现在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人。
吴廷瑈接过话茬，一脸严肃地说：“三位，**中有太多亲法派，有越盟秘密发展的组织，有军阀分子，有一大批**军官。军队国家化困难重重，并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政府不能不有所准备。”
规划草图上的主干道其实是飞机跑道，主干道南侧预留的土地其实是停机坪，加油站是战略油库，工投公司大楼事实上是指挥部兼飞行指挥塔台……而这样的工业村居然从北至南规划了十几个。
陈世国惊呆了，愣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问：“瑈先生，光发展工业就需要一大笔资金，搞这么多军事设施，训练那么多影子军队，资金从哪儿来？”
吴廷瑈与李为民对视了一眼，不无得意地笑道：“军事设施建设暂时由工投公司垫付，等工业村里的工厂全部发展起来，再以与共投公司分成的方式从工厂缴纳的经营所得税中支出。至于武器装备，我会想其它办法。”
搞得再好也是预备役，既然是预备役就没那么容易拉上战场。
更重要的是，工投公司只是一个相当于“开发区管委会”的平台，真正能对预备役官兵发挥影响的终究是工厂老板，终究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你现在搞得越好，本少爷将来能够继承到的“遗产”就会越多，除非你们吴家几兄弟不打算独裁，不会搞得天怒人怨。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这个计划其实是在发展越南工业、振兴越南经济的同时，秘密发展属于你们吴家的私人军队，与军队国家化没任何关系。
至于找一帮知识分子来搀沙子，这个如意算盘不知道是怎么打的！
比武装力量华人真比不过，但比接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青年。别说南越一千多万人，就算把北越那一千多万加上，在校中学生都没潮州帮和福建帮的华校多。
法国人把印度支那作为开发型殖民地，其重心在于原材料及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如大米、橡胶、茶叶、咖啡、胡椒、煤炭等。
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最高峰时（1940年）也不过3。4万。同为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光今年移民就超过100万，而当地穆s林人口才900万。
法国人不多，又没想过把印度支那殖民地工业化，所以对教育不是很热衷。
1939年至1940年，是殖民地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当时小学生只有300万，中学生只有5000人，大学生仅有700人。
二战结束重返越南，为缓和与越南人的关系，同时为培养更多亲法知识分子，巩固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位于河内的印度支那大学开始扩大招生规模。
然而，抗法运动愈演愈烈，小学和中学教育受到严重影响。
大学生多了，小学生和中学生却比之前更少了，并且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全跑到越盟那边去了。
在五帮会馆的努力下，堤岸像个世外桃源，小学和中学教育几乎没受影响。光义安中学在校生就高达6000多，包括小学在内的堤岸华校学生不低于10万！只要是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和海南人，不管家境有多困难，只要孩子愿意念书，基本上个个都有学上。
如果把其它各省华校算上，在校学生更多。以至于堤岸文学氛围越来越浓厚，十几家华文报社每天不知道要收到多少投稿，不是新体诗就是旧体诗，搞得像个个都是诗人。
虽然华人没有高等院校，但只要有能力的家庭都会送孩子去香港、法国或新加坡念大学，并且职业教育搞得很不错。比如亚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