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11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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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46年8月4日开始，周边地区的库尔德人就开始向占领区移民。
这是共和国扶持库尔德人国家的第一步，再且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更重要的是，这绝对是该地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仅在2046年的最后5个月，库尔德斯坦地区，也就是占领区内就发生了大约300起针对库尔德人的暴力事件，以及大约500起针对土耳其人的暴力事件。虽然这些暴力事件均与政府没有关系，基本上都是占领区内的民众，特别是在征地与搬迁问题上受到损害的民众搞出来的暴力行动，但是对负责占领区治安工作的共和国军队来说，这不但不是好事，还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就在这5个月内，就有31名负责治安工作的共和国军人在暴力袭击事件中丧生，共和国当局还为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支付了大约15亿元的医疗开支与财产损失补偿。
有暴力袭击事件，自然就有针对暴力袭击事件的打击行动。
进入2047年，暴力袭击事件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占领区内，而且不再是利益受到损害与威胁的当地居民的自发行动。
根据共和国当局在2047年1月下旬公布的一份文件，在2047年1月7日与1月11日发生在奥斯曼尼耶与迪亚巴克尔的两起爆炸事件均与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有关，甚至与土耳其国民军有关，因为袭击者在这两起爆炸中使用的炸药就来自土耳其国民军。因为中东战争期间有大批弹药散落民间，特别是在土耳其国民军溃退的时候，将很多军事物资分发给了当地居民，所以共和国并没据此指责土耳其政府。问题是，总得有人为这些导致成百上千的无辜平民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透露这条消息的时候，共和国当局就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制造地区动乱与恐怖袭击的恐怖份子与恐怖组织。仅仅数日后，南亚战区司令官凌云霄就在瓜达尔港宣布，将在占领区边缘设置军事隔离带，并且对任何进入隔离带的武装人员进行致命打击。2月初，随着军事隔离带的划分工作完成，共和国军队就开始对进入隔离区的武装人员进行军事打击。到当月月底，共和国军队在长2200千米，宽5千米的军事隔离带中拦截与袭击了21支武装队伍，击毙武装人员600余名，缴获各类武器装备与弹药物资近50吨，其中包括近20吨高能炸药。
虽然从此开始，共和国军队在隔离带内的打击力量越来越强，甚至出动大型无人侦察机与远程炮兵，对进入隔离带的武装人员进行炮火打击，但是军事封锁线太漫长了，要想在2200千米长的隔离带上昼夜保持强大的封锁力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军事封锁无法阻止疯狂的土耳其人以挖掘地道的方式来规避打击。到2047年6月份的时候，占领区内的暴力袭击事件、特别是针对库尔德人的恐怖袭击事件激增。在6月21日这天就发生了7起针对库尔德人的爆炸袭击事件，导致40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伤者不计其数。针对这一情况，共和国军队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打击行动，并且加快了培训库尔德人武装力量的速度。
按照停战协议，在2051年前，也就是在库尔德人进行全民表决、决定是否独立建国之前，共和国不得在占领区内武装库尔德人军事力量，最多只能根据维持占领区的社会治安需要成立一支人数不超过5万人的誓察部队，而且警察部队中至少得有20％的土耳其人（与土耳其人在占领区内的比例相当）。虽然停战协议并没禁止共和国在占领区之外的地方成立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因此早在2042年，军情局就在伊拉克北部地区成立了一座专门用来培训库尔德人武装力量的训练营地，并且以每年大约2000人的速度培养具有极高军事素养的库尔德军事人员。但是在2051年8月3日之前，共和国不能在占领区成立军事力量，也就只能在警察部队上做文章。
裴承毅在2047年10月份访问巴格达与大马士革，就是希望伊拉克与叙利亚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帮助。说直接一点，共和国打算在占领区成立一支专门对付恐怖组织的特种警察部队，而该部队的经费与培训基地还没有着落。当然，反恐主力绝对不是稚嫩的库尔德武装警察部队，而是共和国的特种部队。
裴承毅需要得到的除了经费与基地之外，还有两国的相关情报。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利用反恐问题把伊拉克与叙利亚拉到一起，还能为今后从占领区撤军提供帮助。
正是如此，从2047年底开始，共和国军队在占领区内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共和国军队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裴承毅也就因此获得了推动军事改革的理由。
2048年6月，在制订该财年度国防预算的时候，裴承毅提出了针对总参谋部的改革方案，也就是让总参谋部正式隶属于国防部，成为直接向国防部负责的军事指挥机构，并且在总参谋部与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参谋长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共和国的军事发展与军事行动负责。当然，将由总参谋长出任该委员会主席。
毋庸置疑，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大胆，也非常激进。
从某种意义上讲，颜靖宇不大可能批准这样的改革方案。不管怎么说，作为非军人出身的国家元首，颜靖宇最害怕的就是军人专权。早在40多年前，纪佑国就利用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相互斗争来控制军队，而且王元庆与顾卫民在采用了同样的手段。不管裴承毅有没有专权的野心，颜靖宇都得防着一手。
问题是，颜靖宇还不是王元庆那样的铁腕政治家，至少在2048年的时候还不是。
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共和党再次在大选中胜出，连续第三次问鼎总统宝座。
也就是说，美国肯定会在对外扩张上有所作为，对共和国施加压力，甚至产生威胁。
在此情况下，不管颜靖宇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在军事改革上支持裴承毅，即为共和国的根本利益着想。
换个角度看，裴承毅在2048年中期提出改革计划，与美国的大选也有关系。
虽然在2048年6月的时候，美国大选还没有开始，谁也不能保证共和党会胜出，但是关键不在这里，即不管是共和党胜出，还是呼声很高的民新觉胜出，共和国都得在军事改革上加快步伐。原因很简单，民新党的洛布林夫人是前共和党政府的国务卿，而彼得雷乌斯更是前美军上将。
当然，在颜靖宇的立场上，不可能一次性批准裴承毅的所有改革方案。
2048年底，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颜靖宇批准了在国防部成立“参谋长委员会”的改革方案，并且亲自参加相关工作。按照裴承毅制订的详细改革计划，“参谋长委员会”总共有7名成员，即陆军参谋长、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天军参谋长、陆战队参谋长、电子兵团参谋长与国防部长安排的一位参谋长级行政官员。”参谋长委员会”的主要责任是负责军队的管理与发展规划工作，并且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向国家元首与国防部长推荐合适的前线指挥官，并且在重大人事安排上提供参考意见。“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一职由总参谋长兼任，因为总参谋长已经开始“轮值”，所以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也是“轮值”。不同的是，两个独立兵种的参谋长也有了担任主席的机会，而且轮值的周期不是10年，而是2年。由此可见，“参谋长委员会”实际上就是用来取代总参谋长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担了总参谋部在共和国军事力量中的作用。只要改革坚持下去，要不了多久，总参谋部就将变成参谋长会议下的一个专职的军事指挥机构，即成为国防部下设的众多机构之一，不再是与国防部平起平坐的国家权力机构。
毫无疑问，这次改革绝对是第三次军事改革收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
虽然颜靖宇没有批准另外一项改革措施，也就是将总参谋部置于国防部之下，由国防部长直接领导，但是裴承毅的改革目的已经实现，按照外界猜测，最迟在2052年，也就是下一次换届选举的时候，不管颜靖宇能否获得连任，裴承毅、或者接替他的国防部长都将把总参谋部变成一个历史性的军事机构。事实上，随着裴承毅的影响力扩大，颜靖宇要想在下次换届选举中获胜，就得在军事改革上支持裴承毅。因此有人认为，在2052年之前，颜靖宇就会向裴承毅妥协，把总参谋部放到国防部之下。
在不同的人眼里，共和国的军事改革有着不同的意义。
比如在共和国公民看来，裴承毅推行军事改革，实际上是在巩固基础，为今后获得更大的政治成就做准备。而颜靖宇在军事改革上半推半就，除了维护与裴承毅的关系之外，还想借此控制裴承毅。
问题是，在外界看来，共和国的军事改革别有一番深意。
美国当局就认为，共和国的军事改革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原因很简单，裴承毅已经是国防部长，不可能像2035年与2041年那样，以共和国陆军上将的身份去指挥共和国军队作战。如此一来，在共和国需要面对下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时候，裴承毅要想在指挥工作上发挥作用，就的把总参谋部放在国防部的下面。
至于裴承毅是不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根本不用多言。
要知道，到2049年的时候，中东战争已经过去8年，随着众多阿拉伯国家在统一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中东局势再次变得不那么平静。
关键就是，裴承毅有必要再次为国家冲锋陷阵吗？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19章 迁都问题
随着磁悬浮轿车开始减速，裴承毅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对于快57岁的裴承毅来说，7年的政府工作让他突然老了许多。放在7年前，肯定没人相信，拥有军人体魄的裴承毅会在60岁之前白掉一半的头发。4年前，见到第一根白发的时候，裴承毅就知道，他已经上了年纪，不再是当年的少年将军了。
这种变老的感觉非常特别，裴承毅并不特别沮丧，甚至没有太多的感触。
也许是平时过于忙碌，让他没有时间感悟人生吧。
轿车停下来的时候，裴承毅拉了拉有点褶皱的衣角，等到东方闻拉开车门后，他才下了轿车。不管年纪有多大，有些习惯是永远也改不了的。作为现役军人，除了极少数的私人时间之外，裴承毅身上总是那套陆军上将常礼服，而且与很多参谋出身的将军一样，非常重视着装仪表。
走进元首府的时候，裴承毅再次整理了一下外套。
2年前，颜靖宇当选国家元首之后，全体代表大会就批准了一项特别拨款，即在西郊妙岖山南面修建一座新的元首府，将原来的元首府改建成历史博物馆性质的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西苑公园。经过1年多的紧张建设之后，在2049年3月初，也就是春节后不久，颜靖宇就住进了新的元首府。因为西苑公园主要展示共和国历届国家元首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设施都保留了下来，所以改建工作只花了3个月，在6月中旬就完工，并且在7月1日正式向游客开放。
将元首府迁出北京市区，实际上是“迁都工程”的前戏。
早在2040年初，即顾卫民提出“青山绿水工程”之后不久，国家地质学院与城乡综合发展部城市建设规划司就联合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与迁都有关的提案，随后全体代表大会国家综合发展委员会委托社科院与国家地质学院的专家，对迁都有关的工程进行理论研究。
当年，“迁都”成为了共和国最热门的话题。
经过了长达2年的调研论证，2042年3月份，国家综合发展委员会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经过整理的调查报告。虽然这份报告肯定受到了各方面因素影响，在迁都问题上给出了肯定答复，但是以当时的情况，全体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批准迁都提案，甚至不会重点讨论迁都问题。要知道，2042年3月份的时候，离换届选举就只有4个月了，而且中东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刚刚结束，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事实上，当时共和国公民也对迁都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根据一家民间调查机构在2042年春节前做的调查，大约有40％的人支持迁都、还有近40％的人反对迁都，另外20％的人则没有明确主张。这种鲜明的对立立场，还得从引起迁都提案的原因说起。
众所周知，北京的城市容纳能力在21世纪初就达到了极限。
根据共和国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常驻人口与暂住人口在2009年突破了2400万、在2019年达到3500万、在2029年与2039年分别为4100万与4400万。虽然从增速来看，北京市的扩张正在放缓，但是与全国性的人口递减相比，北京市仍然能够保持增长，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如果以城市容纳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