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之崛起-第5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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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入中华帝国后，接受不完全的治疗，稍见恢复，唯因慢性中毒长达二百六十年之久，不易霍然而愈。
现症︰道德颓废，人心浇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贫瘠，风俗丑陋，迷信深固，顽迷不悟，罔顾卫生，智虑浅薄，不知永久大计，只图眼前小利，堕落怠惰，腐败，卑屈，怠慢，虚荣，寡廉鲜耻，四肢倦怠，惰气满满，意气消沈，了无生气。”
每写出数字时，陈默然总会加大书写的力度，他的脑海中所浮现出的不是其它，而是百年后的中国，百后那让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幕，官员滥用职权，民众的承受底线不断被突破，商业精英践踏一切商业lun理，民众被迫怀疑一切，知识精英道德沦丧，社会犬儒化的盛行。
而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切呢？固有历史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思索着，陈默然却继续写道。
“初步诊断︰世界文化的低能儿。
原因︰智识的营养不良。
经过︰慢性疾病，时日颇长。
预断︰因素质纯良，若能施以适当疗法，尚可迅速治疗。反之，若疗法错误，迁延时日，有病入膏肓死亡之虞。
疗法︰原因疗法，即根本治疗法。
处方︰正规学校教育最大量，补习教育最大量，幼儿园最大量，图书馆最大量，读报社最大量，军国民教育最大量”
前者固然重要，但事实上，对于陈默然而言，他所需要的正是最后一条，军国民教育或者说国家的军国化，才是他所需要的，对于陈默然来说，这么一份“诊断书”只不过是为了推行军国民教育或者国家的军国化作出的铺垫，教育固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却不是教育可以改变的，适当的军国化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的任务。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但过了一个世纪，改观不仅不大，而且越来越甚。后来，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新生活”，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变革，所以改变不了昙花一现结局。伴着卢沟桥的炮声，历时3年的“新生活运动”随风飘散。再到后来，“向下看齐”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一场场运动浩劫之后，“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社会道德与国民习性“涛声依旧”。
在历史上，长达百年的国民性改造之中，谁成功了呢？说来却让人痛心不已，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成功者，却是抗战时入侵中国的日本人，日本警察的一条鞭子成功了，而在另一个华人国家，同样也是靠着鞭子成功了。
抽一鞭子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强迫也变成一种习惯之后，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功了，而这根鞭子却恰可以作为举国军国化的一部分，至少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战争时期推行这种教育，无疑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若能调和上述各剂，迅速服用，可于二十年内根治。尚有其他特效药品，此处从略。
主治医师︰……”
在写到主治医师的时候，陈默然突然停笔，写自己的名字显然有些不太适合，作为皇帝，自己应该是高高在上的，这场军国化运动也不应该是由自己发动的，军国化的对与错，不应该同自己扯上太多的关系。
可写谁的名字合适呢？
思来想去，陈默然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名来，梁启超，那位第一个提出“改造国民性”立宪民主党的总理，他才是合适的人选，在过去的多年间，他不是一直在呼吁改造国民性吗？那就让他以个人的名义，把这份“诊断书”发表出去，然后再借此，由国会通过《国家改造案》。
嗯，还差一份《国家改造案》（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手机网（qidian。cn）订阅，打赏，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79章转变
第79章转变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宗族曾是中国农村社会一种重要的治理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宗族作为中国社会一种曾经广泛流行，现在仍然大量存在，并且还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宗族士绅阶层是农村秩序的维持者，他们依靠宗族族规、律法维持着皇权在农村的统治，可以说，宗族士绅是皇权得以在农村实施的保证。
不过，这一切，在帝国建元后，尤其是帝国早期，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宗族族长往往由本族富人担任，这些富人是大量土地的所有者。
根据帝国的土地法律，除帝国边疆地区，任何家庭人均不得超过十亩耕地，大量的富人土地被置换为国企股票或现金，大量的农村富人在帝国十年间，源源不断的离开城市，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秩序的维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农村士绅阶层“皇家教师”成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言人，在“师如父”的传统观念和“皇家”的声望下，皇家教师理所当然的进入族（村）议会，并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进城的士绅，成为农村秩序的维护者……”
《帝国十年》——农村
“村公所的人，过去是靠民间有声望的士绅，而现在则要把军人送进村公所，这样的话，那些退役……嗯，在乡军人的身份如何介定？”
在皇家别苑的书房内，面对着陛下的要求，管明棠已经开始用笔在纸上计算着什么了。
沉思片刻，陈默然摇了摇头说道：
“村公所所兼职档案员、邮递员，又要调解一堆小纠纷，应该算是公务员。话说回来，按照帝国近卫军军律的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津帖是八元钱，服役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津贴两元；又五年退为后备兵，津贴每月一元；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五年除其军籍，……”
在很大程度上，近卫军作为常备军建设时，参考了北洋陆军的组织条例，尤其是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的规定上，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没有义务兵的先例，而且军人的历史地位低下，所以建立“义务兵役”时，同样参考了北洋陆军的建设，最终这种义务式强制征召和雇佣兵式组织成为了近卫军组织的特点，每一个士兵从服役那天起，国家就和其“签订”了长达十三年的合同，在这十三年中，士兵即便是退役也能从国家领取军饷，应该是津帖。
而得益于军人地位的提高，以及种种优惠待遇，士兵的征召，从来都是征召最优秀者，毕竟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都需要服兵役，接受兵役考校，而那“百亩免税”更是农村子弟在考校时拼命做到最好的动力所在。在种种努力下，现在的近卫军可以说，云集着中国身体素质最为优秀的农村子弟。
在陈默然的计划之中，在推行全国“军国化”的过程中，在乡军人将来担负起维护国家基层秩序的核心，在过去的十年间，军人、军属都享有某种程度上的优待，比如军人家庭免除农税，军人家庭可以悬挂“皇家龙纹徽章”等等，而对于农村家族而言，本家的军人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决定一个家族的农税减免数量，毕竟每个士兵都有免税百亩的额限，而这百亩免税田的田主则都是士兵在本家内自由选择。
也因这些优惠条件，才会使得在过去的十年间，军人的社会地位方才得到真正的提高，而并不是仅局限于“法律字面上的“军人”是光荣而且神圣的”，而现在，根据他的那一要求，军人将进一步神圣化。
“所以，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津帖，而且这样的话，每过几年，都会有新的一批军人进入村公所，可以说这样的安排，不需要中央和地方支出额外的经费！就像现在的教师一样！那些皇家教师不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工资吗？”
“嗯，现在村自治会中，老师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管明棠如实的说道，在新的农村士绅阶层中，“皇家教师”可以说是最近十年中才形成的一个阶层，他们成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言人，负责协助县政府管理乡间，甚至还担负着教化普通民众的责任。
“陛下，如果军人进入村公所，而且村自治会还要为军人留出席位，会不会对自治会造成冲击？”
摇着头，陈默然抬眼看着管明棠：
“那些在乡军人，并不会垄断一切，而且各村每年从通过本村军人受益多少？帝国常年免税耕地超过两万万亩，受益的都是军人家庭吗？不是！其中七成以上，受益者都是同族之人，他们通过军人受益，在乡军人为什么不能进村自治会，而且他们进入村自治会，是为了在全国农村推行“新生活”，这个新生活的核心是军事化、纪律化的，仅只依靠皇家教师很难做到”
话语稍顿时，看着一旁的蔡元培，他是教育大臣，“公民新生活”将是由参谋部同教育部配合进行。
“当然，我并不是说教师做的不够好，他们做的很好，十年前，全国的识字比便只有15％，而现在是65％，这倾赖于三百万皇家教师的努力，可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识字率要提高，但是国民的素质，依然有待提高，相比于普通民众，军人更讲究卫生，在农村，最干净、最整洁的家庭，不是士绅、不是教师家庭，而是在乡军人，他们把部队的内务习惯带到了个人生活之中，而我们现在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全民化的军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国民都接受新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从桌上的烟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烟，叼在嘴里，点着雪茄后，陈默然深吸一口烟。
“所以我的打算，正是要以在乡军人为核心来发动和控制基层，推动农村的现代化，现在的农村也只有在乡军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足够的文化和见识，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至于说地方势力集团，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势力集团，正好可以应对县、府自治化后地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不管你是乡自治，县自治还是府自治，中央都能通过各级在乡军人会来维持对最基层的控制。”
蒋百里，这位陆军参谋长在听到陛下这么说时，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神情，但同时却明白，这个方案想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怕有不少难度，管明棠一直担心“军人干政”，怎么会让退伍军人来控制农村？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又是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农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不否认农民较之城市居民更为单纯，可是3亿农村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程度！”
说着，陈默然朝蒋百里看去。
“所以，我们要使用军人，通过的进行全民性的军事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改变民众只知个人主义，而不知集休的现状！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生的最终目的！”
在提及国民性改造的时候，陈默然只觉胸中一阵激荡，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在后世，每每一提及“国民性”时，人们就会想起鲁迅，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不过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在历史上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直到百年后改观仍旧不大。为了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历史上有着太多的运动和尝试，可唯一没有尝试的却是最为有效的东西——国民军事化！
国民军事化，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相比于普通意义上的运动式改变，或者向这学习，向那学习，军事化的训练、生活，却可以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