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第9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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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已变成了一个无法控制的空船壳，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乘员死者304人，伤236人，开始下旗投降，军舰上的法军纷纷举起双手，用生硬的中国话求饶！
“巴黎号”也随即为三艘中国舰所包围，主桅被炸断，有段时间连一炮都发射不出来。虽然如此，它却把军旗钉到后桅杆上，继续不屈地奋战。直到从“北京”号船桅上射来一颗枪弹，子弹打入了雷蒙·卡尔右肩的肩章上，透入了其胸部，落在他的脊椎骨上。他扑倒在甲板上，还爬起来说：“中国人，他们终于把我解决了……我的背脊骨已经被射穿了。”他被抬入了船舱，到了下午2时30分，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一仗，法国六艘军舰被中国潜艇干掉了两艘，被邓世昌的舰队击沉了三艘，另外一艘被俘虏。邓世昌的舰队继续前进，抵达了海南岛的临高角和秀英，看到法国人建立的两座灯塔，邓世昌下令，“把这灯塔轰掉！”
“共和号”、“北京号”上的重炮升起，轰隆隆几声巨大的炮声，这两座灯塔被炸成了废墟，法国人侵占海南岛的图谋，也随着这轰隆隆的炮声灰飞烟灭！
法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巴黎，法国的议会一片混乱，内阁总理瓦尔德克·卢梭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1879到1899年的20年中，政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上是温和共和派。议会不独握有立法权，还控制着内阁的命运。内阁不仅由议会产生，还得对议会负责，接受议会监督。这期间，温和派还努力实行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民主化，而到1899年6月，瓦尔德克·卢梭组阁，激进共和派开始掌握政权。
瓦尔德克·卢梭主张法国对中国全面开战，但是他领导的内阁和天主教矛盾重重。1896年的“德雷菲斯案”和1898年“法兰西运动事件”使得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张；1901年7月，法国总理瓦尔德克·卢梭要求天主教各修会组织必须限期向政府登记注册，矛盾激化。结果，这次法国舰队又被北洋舰队击败，他的领导能力受到了怀疑，他的内阁随即在1902年8月倒台，激进党人埃米尔·孔布就任法兰西新一任总理，因为英国也支持中国，他寻求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法租界问题。但此时法国国内权力争斗不断，丑闻迭出，这一议题被搁置。
邓世昌的舰队到达海南岛后，他详细考察了海南岛的情况，向李经述提出琼州改设行省的建议：“海南与台湾，时人比喻为我国“东南二眼”，在地理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且从资源而言，海南要富裕得多。因为可耕之地，台湾仅占全面积三分之一，而琼崖则为五分之四。另外，台湾以糖为主要产品，而琼崖除糖业大有希望外，尚有矿产、树胶、咖啡、椰子等热带产品，为台湾所不能生产者。夫琼州位置极南，为大西洋舰队所必经之路，南洋之门户也，为了巩固海防，琼州宜改设行省也，将使琼州成为国家海疆之要区、南方之屏障。”
李经述觉得邓世昌说得很有道理，并考虑到海南岛上的富于矿产，有金、银、铜、铁、煤炭等资源，便签发大总统令，再从广东、广西等地迁徙五十万贫苦少地的农民到海南岛，开发海南岛，使之成为中国又一个行省，并且下令在南沙群岛建立中国的海军基地。
为了开发大海南，李经述接见了当时已经转向实业的张謇，向他推荐海南开发：“海南固又甚富而未开发之地也。已耕作者仅有沿海一带地方，其中央犹为茂密之森林，黎人所居，其藏矿最富”。
由于李经述的积极倡导，海南岛丰富的资源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一时间，海内外官方的、民间的有识之士以及学者、华侨团体等纷至沓来，对海南岛进行调查和考察，发表许多开发建设海南的积极言论。这时候，一个海南的华侨宋耀如回国，求见李经述总统，主动要求回家乡大开发。
宋耀如1861年出生于海南文昌。此次家乡之行，不是纯粹的还乡之旅，而是对开发琼崖实业、对故乡未来抱有无穷希望而来，所以宋耀如尚未踏上故土，便热情发表开发琼崖意见，让各方充满期待。李经述接见了宋耀如。
宋耀如提建议说：“我们知道开发任何区域，最大关键，首须解决交通问题。琼崖沿海，现无海港建设，腹地更无铁路运输。”
李经述答应宋耀如国家支持在海南修环岛铁路，从海口出发西行，沿途经过金江、那大、八所、三亚、陵水、万宁、嘉积、文昌等地，交通总长詹天佑还命人草拟了一个环岛铁路策划报告。
为了支持海南建设，李经述还特批了海南建设的特别政策，比如地方税捐全部归公，用于建设地方事业；鼓励琼籍人士向南洋华侨宣传投资建设琼崖，开办矿务。
宋耀如大为感动，表态说：“总统如此支持海南建设，宋某自当倾尽家产，支持家乡建设！”
第165章华夷之辨
转眼时间到了1903年，又是一个春天，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街道上的柳条刚吐新芽，梁启超、徐世昌、李经方、梁士诒、黎元洪等五人组成的宪政考察团赴欧美考察了三个多月，回到国内。李经述请梁启超等人给国内的议员们作报告，进行思想的自由大讨论。这次报告会特别高端和热闹，总统李经述、内阁总理盛宣怀、参议长容闳、众议院院长张之洞等都参加了大会，袁世凯、段祺瑞、张佩纶、阮忠枢、冯国璋、王士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都列席了会议。
李经述主持了大会，他先对梁启超等人的归来表示欢迎：“梁总长等诸位同僚不辞劳苦，远涉万里重洋，为了国家的未来，考察美利坚、英吉利、德意志等列强，现在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在座的也可以自由提问，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反对不等于反动，我们要把这次会议开成团结活泼的大会，奠定宪政的思想基础，真正为中国开万世之太平。现在，有请梁启超总长代表考察团给大家作报告。”
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一脸严肃的梁启超首先登台，他穿着一身传统的长袍，环顾在座的听众，大声说：“我梁某人今日之所讲，肯定会犹如一个大炸弹，让大家吃惊，让国人震惊。有的人，还可能会骂我梁启超崇洋媚外，但为了国家之前途，民族之未来，我不得不站出来讲。”
李经述说：“梁总长有话尽管说。我们都会认真听的，请知无不言。我希望这次大会能碰出思想的火花，能为我们未来的依法治国提供思想的土壤。”
梁启超点点头，说：“我原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还有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这些思想根深蒂固，梁某人以为，这些思想将为中国开万世之太平。但我现在觉得，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需要的就是民族知耻感和民众的爱国心！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重点考察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在美国，我亲耳听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巡行全国时讲‘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大计，舍帝国主义未由也’，这足以使国人猛醒。我们所有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应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拥有主权，地域上拥有国界，是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民族国家。”
张佩纶平时就有点不服梁启超，站起来问：“梁总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传统的天下观念有问题吗？”
梁启超一笑，回答说：“是的，我们要做出以下两点努力：第一，破除天下观念，树立国家思想。我们中国人以前总是夸张地把中国看作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以为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的文明都是野蛮的，这一趟考察，让我长了见识：中国人在道光年间以后所要面对的世界，决不是一个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国强大的泰西国家。假如我们一味坚持中国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观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就不可能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中华文明，缺了民主和科学的传统，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另外，我国人爱国心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我呼吁，要在全国范围内，去除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蒙昧思想，认识到中国只不过是众多世界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
李经述点点头，说：“梁先生说得对，我们中国人早就应该睁眼看世界，尤其是当政者，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国家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再也不能像慈禧那老太婆一样，无知地向列强十一国同时宣战。”
张之洞捋了捋胡子，站起来问梁启超：“依梁总长之见，破除传统天下观念的中国人，应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泰西各国呢？”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以国家对国家。今日欲强中国，别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前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结果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与朝廷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背叛国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就像满清朝廷，爱国志士应该推翻之。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就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我们观泰西各国，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因此，中国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人民必须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
袁世凯这时站起来，笑着说：“俺听梁总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倒是跟总统当年教诲俺们新军‘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李经述笑着说：“是有*分相似。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孟子早就说过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满意了，可以覆舟啊。所以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认为‘朕即国家’，我们当政者要有危机感。”
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梁总长说的‘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泰西各国，与古代的帝国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李经述想了想，站起来说：“容议长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国家不能过分限制个人之自由。但我觉得，梁总长的话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中国得抓紧时间制定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如今国土广袤，民族主义之国策，还是需要的。”
内阁总理盛宣怀站起来说：“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执政以来，鼓励民族商业的自由发展，才有今日中国经济之成就，如今，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再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德国。”
“这里面有盛总理的功劳！”李经述说，他刚松了一口气，容闳和梁启超又吵了起来，因为梁启超接着说：“立国的基础，就是要尊孔，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教条。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和宪政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这话让容闳大吃一惊，他觉得梁启超是在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