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4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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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蔡供实无据。他所指斥的四条罪状，只在贪墨一条上，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但还是风闻不是亲见。其余三条，除奏折上说的含混其词的话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这就说明蔡的上疏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
然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争斗经验的老臣，他们还摸不清慈禧的底牌，因此他们的奏折在措辞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又把皮球踢给了慈禧太后。
他们猜测两宫太后是想适当地“裁减”奕䜣的一些事权，便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
三月初七日，他们递上了覆奏。不料慈禧根本没看他们的奏折，而是拿出了她自己亲笔书写的谕旨给他们看。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也使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无论是以倭仁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大臣，还是以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场根本不算风波的责难，竟然引发那般严重后果。
慈禧拿出手书的罢免奕䜣的朱谕，虽错别字连篇，但文字尚通顺。由于她平时亲阅奏折，因而掌握了上谕的一般用语和通用格式，倒也能让人看得懂。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
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这哪里是裁减事权，分明是一撸到底。大臣们面色惶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反复无常、性情乖戾的铁女人慈禧的真意何在，不敢贸然行事，天怒难犯啊！
大学士周祖培感到朱谕太片面了，又不敢多说，只是建议加上“议政之初，尚属勤慎”八个字。慈禧想了想，觉得加上八个字无关宏旨，便勉强同意了。
然后马上厉声说道：“此诏即由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她深悉军机处是奕䜣的班底，因而绕开军机处，直接交由内阁办理。由此可见盛怒之下的慈禧在处理同她合作多年的奕䜣上，态度之决绝，行动之专断。
慈禧的手书朱谕，经周祖培略加润色、点染，便交由内阁明发下来。除上述内容外，关于军机处，交代“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关于总理衙门，则“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至于“以后召见、引见等事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这就是说，慈禧把罢免奕䜣后形成的政治真空，都作了相应的弥补。
朱谕发下去了，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不料，上谕发下的第二天，即三月初八日，却又起波澜。惇亲王即上一疏，表示了同两宫太后不同的意见：
自古帝王举措一秉至公，进一人而用之无二，退一人而亦必有确据，方行摈斥。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
惇亲王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现存的几位皇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谏，平时不大过问政事。但在黜陟奕䜣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却上了一疏，明确表示不同意两宫，尤其是慈禧的处治，慈禧对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视。
当天，两宫太后便召见了道光帝第九子孚郡王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令他们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于明日到内阁开会。将惇亲王的疏和蔡寿祺的折都发到会议上，让他们讨论。并谕令文祥等，到内阁去传达今天两宫太后新的懿旨。这个懿旨说了一些对奕䜣有利的话。
因此，当天都城内盛传两宫太后“天怒已回，眷顾未替，宫中且多言恭王将复辅政矣”。看起来，事情似乎往有利于奕䜣的方面转化。
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三月初九日，两宫太后又变卦了。她们召见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万青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八大臣。
慈禧对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奕䜣在用人方面百般挑剔：“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时，对惇亲王上疏为奕䜣说情，也极为不满，挖苦地说：“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这里明确地表示出，对奕䜣的处分是不可更改的了。
第675章突然
谁都没想到，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
从两宫太后处退出，大学士倭仁等忙到内阁，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开会，传达了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
但是，就在这个会议上，军机大臣文祥也传达了昨天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恭亲王骄盈各节，不能不降旨示惩，及惇亲王折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大秉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
两宫太后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说什么“恐误正事”了，“均无成见”了，“一大秉公了，“非王不治”了。最后甚至指明下一步应如何办：“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就是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䜣，我照办就是。
听完文祥传达的懿旨后，户部侍郎吴廷栋当即发言，认为文祥传达的懿旨不实，倭仁也持这种看法。
这一下子，可就闹出笑话来了。
所谓的两宫太后实则是慈禧，她对军机大臣文祥等三大臣和对大学士倭仁等八大臣所口述的懿旨两相歧异，大相径庭。双方皆以自己听到的懿旨为是，争执不下。
出了这样的乌龙事件，这下怎么办呢？
一干军机重臣在争论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道光帝第八子锺郡王。因为这两次召见，锺郡王都是以押班者的身份带领诸臣进见的。只有他一个人分别听到了两宫太后的两次口述懿旨，他成了难得的惟一的见证人。
双方都好像找到了救星似的，急不可耐地说：“好了锺王可以为我们作证！”
任谁也没想到，锺王却出语惊人：“你们所口述的懿旨都没错，这两次召见我听到的正是这些话！”
这是怎么回事？
一干军机重臣面面相觑，感到无所适从，议论纷纷一时竟拿不出个成形的意见，只好推迟到十四日再议。
慈禧两次召见大臣，所口述懿旨前后截然相反。这足以反映出慈禧对处理恭亲王奕䜣的矛盾心理。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想得到王大臣的支持，因此一再召见。
慈禧一再召见军机大臣的目的何在？
窃揣两宫之意，衔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复用，中旨决然。徒以枢臣比留，亲藩疏请，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屡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攻讦出自庶僚，参治未明罪状，劫于启请，惭于改更，欲借大臣以镇众议。且王夙主和约，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端要挟，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故屡集诸臣审求廷辩，冀得公忠之佐，以绝二三之疑。
处治恭亲王奕䜣是一件麻烦事，慈禧希望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这正是慈禧一再召见重臣的目的。
恭亲王此时的声望甚隆，又有多位外臣封疆为援助，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在不引发朝堂动乱的情况下将恭亲王拿下，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结果之后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三天，在外表平静的情况下，朝堂上利益相关的一干重臣无不牵涉其中。
十三日，醇郡王自东陵工程处赶回京师，来不及休息，急忙上疏为奕䜣说情。他先赞颂两宫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当”，接着肯定了奕䜣“感荷深恩，事烦任重”，然后着重说明奕䜣“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因此，他请求两宫太后“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通政使王拯也上疏言，容其前惩，责其后效。
御史孙翼谋也直上一疏，他说：“今外难尚未尽平，民气尚未尽复，帑藏之度尚未尽裕，善后之事宜尚未尽筹。言用人，则是非议论，或无定评；言行政，则通变之权宜，非拘常例。诗曰：‘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无一专任之人，此后之执咎者谁耶？”这是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入手，来说明处理奕䜣要极为慎重。他恳请对奕䜣“可否酌赏录用，以观后效”。
看起来，这几天大臣们不仅在思考，而且在积极地行动。无论是想抱两宫太后的大腿，还是为自身派系利益考虑，都纷纷发言对慈禧太后的举措议论纷纷。
十四日，王大臣等在内阁复会。两宫太后将醇郡王、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孙翼谋等三人的上疏发下交议。
大学士倭仁首先拿出了疏稿。他自以为最了解慈禧的意图，因此拿出事先拟就的疏稿给大家看，并提出醇郡王等三人的疏稿根本不必讨论。这使到会的人感到很沮丧，但是王大臣们还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有的大臣说，这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外人不好说三道四；有的说，奕䜣既然屡招物议，不见得都是捕风捉影，看起来他是难以担当重任的；有的说，揭发恭王没有确据，应该允许自新，弃置可惜；有的说，两宫懿旨已颁，不应朝令夕改；有的说，从谏如流，既然罢恭王认为不妥，就应该抛开自己，收回成命。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事在朝堂引起极大争议。
看看火候到了，肃亲王拿出了一份拟好的疏稿。他认为醇亲王、王拯、孙翼谋上疏的提法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他建议：“臣等谨议恭亲王方蒙严谴，惊惕殊深，此时察其才具，再为录用。虽有惇亲王、醇郡王并各臣工奏保，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所有臣等遵旨会议情形，谨缮折具陈。”这就否定了倭仁的疏稿。
肃王的疏稿起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大作用。众人纷纷表态赞同肃王的提法。倭仁鉴于形势，也不便固执己见，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疏稿，共改了四次，形成了一个奏折：
臣等伏思黜陟为朝廷大权，恭亲王当皇上即位之初，维持大局，懋著勤劳，叠奉恩纶，酬庸锡爵。今因不自检束，革去一切差使。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以后如何施恩之处，圣心自有权衡，臣等不敢置议。
这样大学士倭仁和肃亲王的奏折取得了一致意见，都主张两宫太后对恭亲王施恩，重新录用。军机大臣们列名于倭仁奏折。在肃亲王奏折上署名的有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等七十余人。
此外，都察院、宗人府也上了奏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等也单衔上疏。
给事中谭锺麟、广成等上折奏道：“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庙廊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指出国家核心领导的团结与稳定，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不可小看。
另有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也上疏言道：“现在各省军务尚未尽平，如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繁任巨，该王素为中外所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万一夷人以此为请，从之则长其骄肆之心，不从或别启猜疑之渐，此虽系意料必无之事，总无不在圣明洞鉴之中。”这是说，罢斥奕䜣，恐怕洋人不一定同意，请慈禧三思。
这就是说，除倭仁折和肃王折之外，又有一批人也上了奏折。这就形成了吁请重新任用恭亲王奕䜣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