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40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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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尽管手下人马已被该死的捻匪拖得精疲力尽，但僧王却不敢有丝毫松懈，一定要抓住这帮可恶的泥鳅将之全歼，不然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谁叫他之前竟在这帮泥鳅手上连败两阵，输得灰头土脸？

要是不找回场子，以后叫他怎么在清军混？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抵曲阜。僧军仍在后紧追。山东巡抚阎敬铭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

为了继续疲惫清军，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平阴、肥城，然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沐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

5月10日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黄河水套地区（黄河水套是1855年黄河在考城铜瓦厢决口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

隐蔽在这里的各地起义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众达数万。然后捻军驰抵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等待僧军。而这时的僧军已被捻军拖得极度疲惫，僧格林沁本人也因几十天不离马鞍，疲劳得连马缰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迎战，诱使僧军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村庄、河堰、柳林中的捻军一齐出击。

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各领本部步队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为中路。

捻军也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已将常星阿部击溃，便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也已将敌军击溃。

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将该圩团团包围，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清军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7。5公里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这一仗，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尽。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

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军盘旋打转，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敌之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

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成为衰弱的孤军，最后被捻军歼灭。

僧格林沁之死震动朝野，同时也让朝廷制衡汉人军事武装的努力付诸东流，不得不让汉人军事武装插手北方军事，使得朝廷对地方掌控力进一不下降。

可以说，僧格林沁的突然战死，其后的影响是非常深渊的。

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865年5月18日），在山东曹州吴家店（今山东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满清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兵轻进追剿，被捻军包围杀死。

一名铁帽子王战死所具有的舆论震撼性当时极其强烈，但僧格林沁之死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此，而是给满清朝廷带去一个几乎可以说得上灾难性后果。

要理解僧格林沁之死的巨大影响，必须要了解满清的基本军事体系及其演变。

满清在顺治期间（17世纪中叶）形成了八旗和绿营军事制度，两者称为经制兵，也即今天所说的国家正规军。

绿营是满清入关后继承明朝制度形成的以汉人为基本的军队，常规保持六十万人之众，而八旗兵力可能仅为二十万人，最高的时候为三十五万人。

尽管如此，八旗军队是满清的看家武力。就驻防而言，绿营分散在全国，主要是防守西北、西南、华南、华中、华东等地，有战事时才进行集中。

八旗除部分分散全国驻扎外，主力采取集中方式，防守京畿地区，因此，八旗主力相对绿营处于优势状态，是满清最后的铁拳。嘉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后，无论是绿营还是八旗，都开始明显腐败、衰落，但国家基本军事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1851年太平天国兴起，随即捻军兴起，问题顿时格外严峻。太平天国的主力是在南方作战，满清进行应对的主要是绿营，然而绿营根本没有能力获取优势，咸丰皇帝在1852年底就开始大力组织团练，成为湘军以及乡勇队出现的直接原因。

1856年太平天国第一次打败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1858年第二次打败江北大营，1860年第二次打败江南大营，就此，绿营武装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从而湘军和乡勇队得以真正兴起，成为满清在南方的基本武装和主力。

因为八旗在南方的军力薄弱，整个南方就此落如汉人军事政治集团的掌控之中，朝廷能够牵制南方汉人军事集团的武装力量，也唯有驻防京畿的八旗以及蒙古武装……

第656章邪门

尽管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即进行北伐，捻军也随即像瘟疫一样在北方传播开来，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沉重限制和打击。满清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和捻军的主力，已经不是绿营而是八旗。

在这个过程中，僧格林沁控制了八旗主力，成为满清最重要的守护神。僧格林沁活捉太平天国北伐主帅林凤祥、李开芳，给予太平军北伐部队全歼，随即应付进攻天津、北京的英法联军，又接连获取击败捻军的胜利。

然而，捻军属于流窜作战，僧格林沁既有剿不胜剿之苦，又在接连的战术胜利中越来越轻敌，终于在山东曹州率领不多兵力死命追敌而陷入包围，一代满清名将战死马下。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装没有了能够真正担当的主帅，终于步绿营之后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战斗力。就在僧格林沁战死的前一年，湘军攻占了天京（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已经失败。

僧格林沁一死，曾国藩马上就奉命北上对付捻军。尽管湘军已经进行解散工作，但李鸿章部和刘长佑部兴起，李鸿章、刘长佑在平定南方太平天国残余后也率军北上。

于是，汉人控制满清军事力量的格局已经注定。

由此可见，僧王在高楼寨战败被杀，所导致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其实当南方太平天国被打败，无论僧格林沁死与不死，北方捻军被剿灭都已经注定。但是，如果僧格林沁不死，八旗主力就仍然会是满清的铁拳，曾国藩、李鸿章的勇营武装很难获得向北控制的机会，所面临的命运要么绿营化，要么就像曾国藩已经在做的那样进行解体。

总之，汉人有这样一个成为满清主力乃至掌握兵权的大好契机，后来的历史也将会与吴可所知完全不同。

……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格林沁的覆灭，使朝廷极为惊恐，生怕又出现一个太平天国。

朝廷本想让僧格林沁单独将捻军镇压下去，以提高蒙满贵族的威望，以对抗新起来的湘系、乡勇系以及淮系地方汉族军阀。但后来见僧格林沁无力镇压捻军，又想故技重演，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力，僧格林沁坐收其功。

但僧格林沁狂妄自大，愚顽不化，根本看不起曾国藩这帮汉人。对朝廷的好心力加排斥，朝廷见此只好作罢，现在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了，朝廷大惊之下于1865年5月26日到5月31日，短短的五天之内，连发五道谕旨，任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领所部各军，星夜出发前往前线督战。

可曾国藩此时已经54岁了，功成名就，位列甲侯，再也没有十多年前那种功名之心了，但皇命难违只好受命。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拖着老病之躯，由南京登州率裁军以后剩的六营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勇两万多人北上。

9月23日，曾国藩部抵达徐州前线。

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穷追不舍导致覆亡的教训。他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长于流动作战和游击战，行动迅速的特点，提出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并结合“查圩”的政策。

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这样，捻军每到一处，各镇驻兵就可以迎头击之，清军能以逸待劳打捻军个措手不及。

布置河防，就是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国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曾国藩企图用这个方法，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河南西部，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的地区将捻军消灭。

但由于捻军东奔西至，飘忽不定，曾国藩在与捻军的交锋中发现自己只将兵力驻在几处截击很难奏效，于是又出新招，只留一部分作战能力不强的军队驻守各镇，其他战斗力强的军队大多数为游击师，对捻进行拦截和追击。

这样，又将重镇防守和拦截追击结合起来，不让捻军有从容歇脚之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结合“查圩”，“查圩”就是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肃清潜在的匪患力量，使之不能在老百姓中立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这是曾国藩搬用他在湖南办团练时的老方法。

曾国藩规定，老百姓见到捻军到来必须坚壁清野，断绝供应给他们粮食。而在湘军、淮军到来时，则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等物品供应上来。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即一人犯罪，牵连好几家。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和捻军有过联系的注入“良民册”，用这种办法，这行径真有后世鬼子的风范。

同时曾国藩严令各地查圩的人以“通贼”的罪名，多抓人多杀人，多多益善。

可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不久之后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恰在此时，曾国藩的政敌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朝廷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严加斥责。曾国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

朝廷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失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由于他指挥战略上的失误，而是由于人力，人心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腐败，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腐败，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

一干换被系将领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因此，曾国藩虽然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但由于以上两个致命原因，他无法像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得心应手地指挥部下，抓住战机夺取胜利。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李鸿章后来就是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