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3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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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民心问题，这儿的‘汉奸’实在多了点。
早在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
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
因此，历此对外作战时，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
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
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
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
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
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真真是汉奸成群贼寇聚窝，广州就是这么个地方……
第549章汉奸‘误国’
吴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尼玛的，看这架势好象汉奸遍地走似的。
之前他一直都领兵在内陆晃荡，哪见过这样的糊糊事儿？
无论河南还是两江地区，都是久经战乱流民遍野。真要是出现了大量汉奸的话，都无需他人禀告他直接便灭了它丫的！
没想到一来广州，面临的却是如此状况。
可以说，朝廷在民心向背的掌握上，可是着实差了洋人好几条街。
要问他为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广州城那帮官员可不会在他初上任时，便说这些有的没的惹他烦心。
不过总督衙门的卷宗里可没少这方面的介绍，这些日子一有空闲时间他便泡在衙门里的档案室里，挑拣了最近三十年的重要卷宗仔细翻阅分析，里头可没少了这方面的介绍。
初看之时真把他吓了一跳，尼玛的没想到广州这边的民心竟是如此‘活跃’，洋人给点好处就愿意替人卖命，就不怕官府秋后算帐么？
另外，自从他当上安徽提督那会，因着对列强在华势力的关注，这么些年也陆陆续续派了不少人手赶到广东这边打探消息，经过身边幕僚团队的整理很有些有用的内容，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这些汉奸事迹。
想到广州民心如此不稳，以后出了事还不知道百姓是站在官府一方，还是跟着洋人混赚大钱？
他可不敢保证自己的待遇，就比前几任两广总督要好，说不定情况依旧糟糕。
只能说幸好他带了三万心腹乡勇队战士一同赶来赴任，有了这批心腹人马起码不用担心关键时刻出了乱子被打个措手不及。
他可不想一边跟洋人作对，一边还得防备辖内的汉奸捣乱。
不过想要解决广州地区庞大的汉奸群体，就得从根源上入手才成，要知道百姓为何甘当洋人走狗，汉奸的骂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承受的起的。
想要了解广东汉奸群体的具体来源，就得从当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说起，那时候正式广东汉奸从无到有兴起之时。
话说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
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
但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帝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逐步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
他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曾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这不，皇帝都亲自插手防间事务了。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当初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
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
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瞧瞧，这不是逼着把在广州一带拥有庞大势力的国人，向洋人怀里送么？
姓伍的行商还算老实，换作了其它心思不良的行商，还不知道私底下给洋人做了多少辅助工作，难怪朝廷竟在民心争取上还干不过初来乍到的洋人。
真真是天大的讽刺！
当时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事的进行，广州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
在广州，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
而香港在被英军占领后，直接便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
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
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疍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高价卖给正与广东清军大打出手的英军部队。
汉奸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总的来说都是处于社会醉底层人士。
而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与英军合作能够得到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入。当时林则徐强硬禁止广州商民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走私鸦，片更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何能不让人眼红心热。
而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当时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
在原本很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出没与市集”。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却是被官兵给制造出来的。
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
镇江守将海龄甚至还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
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还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简直就是滥竽充数。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
基于这一思想，当时的英军首领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大清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对此，一度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
当时的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
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而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因为各种啼笑皆非的缘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朝廷正式承认战败。
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