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3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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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曾国藩是什么好人，湘军上下也没啥好鸟。
因为军费大部都需自筹，湘军又不像乡勇队有诸般产业支撑，财政缺口之大可想而知。
也因此湘军军纪良莠不齐，给江西的地方秩序带来极大不安。
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又是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和湖北六省交界之地。这对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来说，是必守的门户，而对肩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来说，又是扼敌致死的咽喉，江西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
曾国藩有过一次比较详尽的叙述，那是在1855年初湖口之战后，太平军乘胜直捣武汉三镇，上游空虚，咸丰帝急令曾国藩率军上援，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居然婉言申辩，拒不奉旨。
他那是就提出了“其难有三端，一则浔郡为长江腰膂，陆军未能轻撤；一则内湖水师乘春涨可以由湖口出江，所虑在既出以后，孤悬无依；一则金口水陆诸军饷项缺乏，若再添师前往，更无可支援，恐饷匮而有意外之虞，臣实乏良策，惟有坚扼中段保全此军。”
曾国藩的不奉旨，无非怕失去长江中段的地利，无法保全他的水师陆军。在江南作战，十分重视水师的作用，保有江西，便能充分利用鄱阳湖，成为水师的巢穴，这一着是很恶毒的。
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余办内湖水师，即以鄱阳湖为巢穴，进而切断转战湖北的太平军与其首都天京的联系，间或出江剿贼，亦不过三分之一，与贼鏖战。
剿上游则在九江、武穴、田家镇处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则交战，不利则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剿下游则在彭泽、望江、安庆等处游七，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利则交战，不利别亦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如此办理，上游武穴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中间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势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贼之命。”
既要将鄱阳湖作为水师的巢穴，自然必须保有江西；而控制了鄱阳湖也就控制了长江中段，湘军水师才能纵横内湖外江，可进可退。
一旦羽翼丰满，时机成熟，它便可以顺流而下，为剿灭太平军事业发挥最后一击的作用。地处长江中游的江西，被曾国藩称为“长江腰膂”的九江，自然成为他必争的战略要地了。
而湘军的银饷主要是自筹，这使得江西与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显得分外重要。筹措银饷是曾国藩最感头痛的事，他常对湘军将领说：“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
曾国藩兢兢业业地“惟当力保广、饶以通苏、杭之饷道，先剿抚、建以固闽、浙之藩篱。”又亟亟乎要求“上海抽厘金拨解臣首专济楚军之用。”
这些，都说明江苏、浙江、上海是在江西战场的湘军的军饷重要来源之一。
而广东呢？
甚至在曾国薄起军前夕，就专赖广东的饷银以便动身，他曾专函当时的湖广总督吴文镕说：“惟口粮一事万难为续，目下专望广东九万金来，为起程之资。”
而湘军到江西以后，广东仍然是湘军饷银重要来源之一，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过：“四、五月，饷项竭蹶，每日只能合百文，待六月广东饷到，再行逐一补足，每日加赏米一升，盐三钱，将来不复扣还。”
富饶的江苏、浙江、广东的财力，商贾云集的上海厘金，以及收入冠于全国的粤海关税款，是湘军饷银来源的后盾，有了饷银才能使这支地主武装发挥它的战斗力。这些地区与江西不是毗邻，便是有道可通，保有江西，自然便于筹饷。
而江西本身，就是湘军与太平军筹集军饷、军粮的重要基地。
曾国藩承认：“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之多，所以他说：“筹饷以江西为本。”
关于军粮，江西物产丰富，尤其盛产大米，更引起双方的重视。曾国藩认为“江西物力尚厚，供我水陆两军口粮，大约足支八个月”。
太平天国方面也是如此，1854年东王、北王、翼王三人向天王上书称：“弟等细思安微、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除此以外，湖南是湘军的老巢，湘军虽然出省作战，但是，其兵勇的补充仍然要回湖南招募。
如在江西作战时，曾国藩还是“委副将朱品隆……等回湖南续招乡男四千人赴抚州训练以备攻剿”。
周风山、曾国荃也曾经分别从湖南招募乡勇，这些事情都是屡见不鲜的。江西与湖南毗邻接壤，湘军占得江西，自然便于补充兵源。
综合上述，无论从战略位置、粮调筹措以及兵源补给等方面，占有江西都是至关紧要的，无怪乎湘军与太平军都在江西战场投下了精兵良将，展开了历时五年的激烈的争夺战。
敌对双方在一个战场上反复搏斗五年，确实是个不短的时间，整个江西也在这样的拉锯战中打成一片废墟。
从咸丰四年十二月至咸丰五年十月（即公元1855年1月至11月）为止，是太平军楔入江西战场，阻止湘军凌厉攻势的时期。
咸丰四年秋，太平军占领的湖南、湖北重镇岳州、武昌，先后被湘军攻陷；十月，秦日纲率领的大军又在田家镇半壁山为湘军所败，湘军乘胜水陆并进顺江东下，声势逼人。
石达开临危受命，督师九江，咸丰四年十二月先后取得湖口、九江大捷，使湘军水师丧失战船、民船共七、八十艘。当时湘军水军的整个兵力，也不过拥有战船“凡大小二百四十，辎重炮船百二十，辎重民船百”，不能说没有伤及元气。
太平军在这战役中，将湘军水师“一分为两截，出现了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师“实觉无以自立”，不得已上驶金口，内湖水师又担忧“不便宿食，不能扎营，……无得力将领统之，……外与九江隔绝，内又与江省远离，银两子药俱无所出。”
湘军的锐气受挫，石达开有效地阻截了湘军水陆大军顺江东下的攻势，扭转了危局。
曾国藩没有就此退却，下定决心惨淡经营江西。仅仅过去一个月，也就是咸丰五年正月，曾国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让内湖水师的营官“抚辑众心”，又是“设局制造炮位子药，专，供楚炮船之用”，又是“派员卉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拨船、造船，甚至“设立船厂添造各船”，于是“内湖水师自成一军矣”。
在曾国藩亲自坐镇南昌竭力整顿下，又过了两个月，“今水陆各军在江西境内者，伤者平复，劳者休息，羸弱者遣汰添挟，仍可恢复去秋壮盛之气。”
接着，曾国藩对今后的战略部署作了一番具体分析，他在《统筹全局摺》中说：“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论之，陆路须有劲兵四枝，水路须有劲兵两校，乃足以资剿办。”
水路以及陆路四支又分东、西两路、曾国藩认为“江南自九江以上兴国、通山、祟阳、武宁等属，皆土匪勾结粤贼之渊，是为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东流建德、饶、池、徽、宁四府，皆逆匪觊觎浙江之要途，是为东一路。……南岸以东一路为重要，而西路次之。”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曾国藩的强兵悍将都布置在部阳湖东、西两岸。他在西路以塔齐布一军五千人屯浔郡，伺隙攻城，妄图牵制坚守九江及小池口一带的石达开的主力军，使之不敢全数上争武汉，基本上还是守势。
第545章湘军在江西（二）
曾国藩在东路采取的是进攻性措施，他在军事会议上表示：“所谓东路者，为江浙转饷之路，关系大局非轻，吾等分派罗泽南带湘勇三千人，由江西省城绕出湖东，攻剿饶州之贼，又与抚臣陈启迈合募平江勇四千人，同剿东路。”
曾国藩在东路派出了悍将罗泽南，投入兵力七千多人，可以说是下了大赌注的。湘军在江西战场似乎要重整旗鼓，力争控制全局了。
石达开却抓住空隙来了次奔袭，打乱了湘军的部署。正当罗译南等次第陷饶州、乐平、景德镇诸地，准备扑向祈门、徽州等城镇时，石达开抓住曾国藩逗留江西，上游空虚的机会，率军直取武汉重镇，并把矛头指向通往湖南的祟阳、通城等走廊。
咸丰帝下旨急调曾国藩上援武汉，曾遭到婉辞拒绝，倒是罗泽南认识到局面对己不利，他向曾国藩分析吴楚形势，“调方今欲图江、皖，必先复武昌；欲图武昌，必失清岳鄂之交。”势在必救，曾国藩才派遣罗泽南率军驰援。
石达开取得武汉大捷后，乘胜进军岳鄂之交的通山、崇阳、蒲圻等地，可惜韦俊部在羊楼司遭到罗泽南湘军的狙击，未能直掏湘军老巢。
然而，石达开毕竟调动了湘军在江西的兵力，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曾国藩自称他起初在江西战场上，“所以长驱千里，势如破竹者，陆路有塔齐布、罗泽南，水路有杨载福、彭玉麟诸人。”
这四员湘军悍将，塔齐布因屡攻九江城不下，已气死在军中；罗泽南、杨载福都到湖北了；只剩下一个彭玉麟在江西临江；湘军在江西战场落得个兵单将弱的挨打局面，遏得曾国藩不得不采取守势，他自述“不宜数数进攻，以顿兵损威，仍当俟江汉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势。”
因此“九江、湖口陆营，数月无大战事。”
在这段时期内，太平军不仅扭转了危局，也在江西战场站稳了脚跟，前后为时将近一年。
从咸丰五年十月到咸丰六年二月（公元1855年11月到1856年4月），太平军在江西战场展开全面攻势，湘军陷入困守待毙的窘境。
当石达开在岳鄂交界处受阻后，立即乘虚回军，反攻江西，在当地义军配合下，连克新吕、安福、分宜、万载等县，展开全面反击。
当时朝廷惊呼：“于是赣水以西乱民响应，众至十余万，瑞、临、袁同时告警。”江西战场的形势急骤向有利于太平军方面发展。
曾国藩仓促采取应急措施：“其一，江西水军单薄，抽调战船驶赴省河防其东渡，其一，拟调罗泽南一军回驻通城，牵制逆贼后路，亦可兼顾楚省；其一，拟留遮克敦布一军防守东北四府，庶钱粮有可徵之处，奏报有可通之路。”
结果仍然无济于事，到咸丰六年二月底，“综计是时，贼陷江西府城八州，县邑五十有奇。屡分党南扑赣州，东扰广信，文报往来，饷需转运，仅广饶一路可通，亦时有贼踪焉。”曾国藩悲叹自己是“臣久困一隅，兵单将寡。”
他蜷跼南昌，为了苟延残命，只得与太平军拼命争夺临江府，力求保全樟树镇。这是因为江西的地理形势，“全省以赣水为中路之经，……一水中分，而两岸州县之多寡，地形之大小，盖略相等。其袁州、临江二府之河称曰袁江，至樟树镇而汇于赣河。樟树镇者西近瑞、临，东按抚、建，两岸之关键，省城之咽喉”。
曾国藩要苟全性命于南昌，自然认为江西战场“实以樟树镇为最要”。因此，他忍痛撤九江之围，将周凤山的陆军调赴临江前线，又令彭玉麟率领内湖水师逆赣江而上，也“扎驻该镇”。
江西巡抚“文俊又调周尊彝，林葆等之陆军，刘于浔之水师，随同驻扎，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还在扩大战果，他分兵遣将攻下了瑞州、哀州、临江、吉安等江西诸重镇，自己亲扎大营于临江，与樟树镇近在咫尺，使曾国藩如芒刺在背，日夜不安。
他在一道奏摺中，对石达开的这一战略部署极感恐惧，说他经过“细心察看，石贼久居临江，为上下适中之地，凶悍之贼必萃于此。南别窥伺赣州、南安，以通两粤之余匪；北则居守武宁、新昌，以通九江之归路；全势注于江西，意图尽披枝叶，困我省会，凶谋诡计，实可痛恨。”
太平军与湘军军在江西战场全面展开搏斗后，优势已在太平军这一边，斗争的焦点又移到夺取省城的咽喉之地樟树镇上。
为时不久，太平军更占尽了优势。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周凤山在樟树镇大败，“营垒全陷，并勇溃回南昌，省城人心大震，夺门奔走者不可禁御，或相践以死。”
樟树镇丢失，南昌门户大开，曾国藩困守孤城，甚至“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何况湖北的道路久塞，现在又与湖南隔绝，此时此刻，他感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自认为是“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的败局。
当时江西战场上的湘军，确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即以兵力而洛论，“在内惟李元度一军，在外惟罗泽南、刘长佑二军。”
而李元度一军被拖在抚州战场；从湖南赶来的刘长佑部又被太平军拦截在萍乡；那个罗泽南早于二月初八日被太平军击毙在武昌城外的洪山，由于音讯隔绝，曾国藩还在恳求咸丰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