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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

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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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吃一惊,氛氛不平地说:“不是在强调实事求是吗?对一个人应当认真负责,不能敷衍了事,否则,这会贻害他人的。”

他诡秘地笑一笑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小郭啊,你这个营(人)太年轻,书生气十足不懂世故,要么你就是个傻子,至于以后如何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姜”还是老的辣,姜胖子最后给我指点了迷津。

我听完后非常气愤,又十分懊脑,难道弄虚作假就没有人管了吗?我决定上访。

可是上访谈何容易,当年农场由基层连队向分场、团部、师部反映情况,又是多么地艰难。如果中间没阻拦可能还会有个结果,否则,将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不要说我们连队地处荒漠深处,距石河子六七十公里,不但交通不便,就是外出办事也较困难,更不用说去上访了。

“上访”等于给领导脸上抹黑,在他们眼里多被视为“落后份子”,这是人们最忌讳的事情。好在我刚调来不久,所提的事情多是原单位留下的问题,与他们无关。

我写了到石河子医院看病的请假报告,找王指导员批示。为了避免麻烦,当时我就没敢提去师部上访的事,担心他会产生顾虑,而以看病为由请假。

王指导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简单地看了一下我的报告,然后说我还很年轻,到石河子医院好好治疗,以免留下什么毛病。随后他在“报告”上签字,给我批了一周的假,并让我找文书开个连队的证明,以便外出使用。

午饭后,我到食堂找会计领了几斤粮票,然后回到宿舍将自己的铺盖卷成一个小卷,向张虎、姜胖子交待了一下,便挎着个仅装几件洗漱用具的小包,离开连队翻过大沟,向南朝着管理站走去。在那里等候下午由沙湾县城开回石河子老街的班车。

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小站,向人们打听班车路过这里的具体时间,别人说需等到下午四点左右(新疆时间)。

此时才中午两点多,时间还早,我又没事便像个幽灵一样在站上闲荡起来。

我逛了小商店,又去了邮电所,在张旧桌子上翻看了几封无处投递的信件,希望从中发现我的来信,结果是让人大失所望。

从邮电所出来,又走到路旁,再次向远处眺望,终于发现东面的地平线上冒出了一辆蒙着篷布,酷似“大篷车”的卡车,满身尘土,摇摇晃晃地朝这里开来。那可能就是我要等的老沙湾开来的班车了。

“大篷车”开到站上,车子停下就没有熄火,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位满脸大胡子的汉族中年司机,大声喊道:“有没有人上车?”我赶紧上前搭话,并向司机交了八角钱,他撕给我一张代用票,让我从车后面爬进车厢。于是司机上车加大油门,汽车像一个多年哮喘的病人,又艰难地在土路上爬行。

此处车上没人下车,下面也仅我一人上车。在车上我环顾一下车厢,里面加上我满共只有两维、一回、一汉四个男子乘客。此时车身左右摇摆,上下颠簸,我们蹲在车厢里,不停地摇晃,两手只顾紧抓车框以防跌撞,根本顾不上说话了。

“大篷车”如同醉汉一样,跌跌撞撞地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跑完了土路,来到三道河子东边叉路口,上了乌伊公路。在这平坦开阔的柏油路上,司机像个疯子开始玩命,加大油门,开足马力,旧卡车在公路上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奔跑,片刻就来到了一四三团的团部门口,在此他根本就没减速,一闪而过,又向东驶去。

我们蹲在车厢里,从车的后面可以看到公路两旁树木越来越多,渠沟的两边长满了青草,榆树枝头挂满了榆钱,白杨、柳树的杨花柳絮似雪花在空中飞舞,地里的麦苗一片葱绿,好一派北国春天的景色,与其荒漠深处,迥然不同。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卡车驶进了石河子老街汽车站,司机跳下驾驶室,冲着车厢大喊:“到了!下车。”于是我们维、回、汉四位同志由车厢后面翻爬了下来。

不知是不是我与石河子老街有一种不解之缘?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与孙大哥、周俊鸿三人由玛纳斯乘车来到石河子老街寻找工作。后来孙大哥死活不愿再进兵团,他在这里仅待了两个小时执意又返回了玛纳斯县城。剩下我和周俊鸿,到了中午就被老街派出所揪去,询问过后便移交给了石河子“收容所”。再后来我被农八师联合加工厂录用,周俊鸿被农八师南山煤矿招去,从此三人各自东西。

十一个月后,我却从联合加工厂下放的连队,乘车两个多小时,由荒漠上又回到了老街。一个人走出车站,触景生情,顾影自怜,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我在老街的土路上徘徊,此时已经傍晚。然而,现在的我已不是石河子工厂的职工,无处存身,只好挎着小包朝一家“大众旅社”走去,打算在此租上一张床位,住上一宿待到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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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据理力争 返回原厂(一)

更新时间2011…8…22 8:09:54  字数:4616

追述一段忘却的记忆……

第一节

一觉醒来已经天亮,起来洗漱一下,我便挎着小包走出“大众旅社”。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一个叫“绿洲食堂”的饭店,此处正在出售早点,无非是卖些包子、油条、稀饭之类。

我闻到饭香,才想起昨天一路奔波来到老街,天色已晚,十分劳累,疲惫不堪,在小店里只喝了点开水,便一头倒在客栈的铁床上一觉睡到天亮。此时我已感到饥肠辘辘,腹内急需提供给养,在小店里开票、交钱,并付上半斤粮票,然后坐在桌旁等候上饭。

一位头戴白帽,身穿白褂的服务员给我端来了八个包子、两根油条和一大碗稀饭摆到面前,我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一会将这些东西一扫而光。随着食物的进肚,我的信心也跟着它们在体内焕发的热量而骤然大增。

吃完饭走出饭店,我顺着老街的一条土路,朝着农八师大院走去。

然而来到师部大院的后门,我却犹豫起来,在它后面街道上徘徊,居然心里又没有了底。不知道进去要找哪个部门?见了他们又该怎样反映问题?他们会不会接待一个来荒漠上的不速之客?诸多问题一齐涌上心头,使我一时心烦意乱,心灰意冷,刚刚鼓起的勇气倾刻之间荡然无存。

可是我不找师部又去找谁?谁又能为我落实政策?找联合加工厂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厂里连我的去信就不给答复,还能再为一个已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大漠的人纠正错误吗?那是不可能的。倘若这次请假跑了几十公里才来到石河子,不向农八师司令部讨个说法而失掉一次机会,指望以后再来,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我犹豫过来,犹豫过去,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上访。

这里是师部的后门,两旁也有岗哨,但是院里却是一座座苏式的小平房,分明是家属区了,到前院办公大楼还有一段距离。今天我是来办公事的,为何要走后门?于是我从“八师大院”的东面来到师部的正门,要堂堂正正地进去。

大门两旁站着两个卫兵,腰杆挺得笔直,全副武装,我还离他们七八米远,就听到卫兵厉声地问:

“干什么的?”

“到师部劳资科办事。”

“哪个团场的?”

“一四三团。”我一面回答,一面从兜里掏出连队证明给他们看。

二位上下打量我一下说:“进去吧,劳资科就在办公楼的西头。”

我喜出望外,并向他们致谢。

进门向院里走去,平坦的水泥路两旁树木茂盛,杏花、桃花、梨花竟相开放,大院里呈现出一派春色满园的景象。

面对大门,一栋黄墙绿顶的苏式办公大楼座落在庭院中央,它与前面的两座新式小楼构成了“品”字型,给人一种庄重新颖的感觉。

我走到到办公楼的西头,,登上台阶走进楼门,就是劳资科两间朝阳的办公室。

劳资科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年近三十的青年男子,他低着头正在写字。

“请问这里是师部劳资历科吗?”我站在门口发问。

“就是,你有什么事?”

“我来上访一下有关人事方面的问题。”

他让我进屋坐下,并给我倒了杯开水。

我递上连队证明,然后作了自我介绍,把去年六月被联合加工厂招用,在工作中腿部受伤,厂里不但没有照顾,反而将我下放到农场,甚至连我的家庭成份都被厂里搞错等事,一一作了反映。

他听完我的陈述,并看了看我腿部受伤的部位。

这时门外进来一位中年男子,青年人称他为科长,并向他作了汇报,二人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到师部卫生所进行检查,而后再作结论。科长走后,年青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我,上面写着:

卫生所所长:

给郭瑜同志右腿伤势作一检查,请将诊断结果转告我们。

劳资科徐

1964年5月22日

此时,我才知道接待我的这位同志姓徐,是劳资科的人事干事。

徐同志将便签给我后,让我到师部后院卫生所去作检查。

我手持纸条离开办公室,沿着楼后的林荫小道向后院家属区走去。经过询问才来到师部卫生所。实际上卫生所就在八师大院北端后门的西侧,设在一栋约三十米长,十几米宽,用土块建成的土房里。此房看上去颇有些年头,可能是五十年代兵团初期的产物。

在它西头紧靠山墙搭建的一间土房,便是卫生所的办公室。只见里面坐着一位年过五十,秃顶光头,大腹便便的老汉,他就是我要找的卫生所所长了。我将徐干事开的条子交给他,老汉戴上花镜看了条子又看了我的腿,才拿出一张单子开始填写,准备对我的右腿受伤部位进行“X”光拍片。

我拿着单子交完费,然后走进光线很暗的“X”光室,一位叫杨澄的青年医生操机,灯光闪动,“咔咔”作响,将我的右腿一会正拍,一会侧拍,最后告诉我明天上午来拿结果。

拍完片后,我返回办公楼向徐干事作了回报,他让我明天上午再来。并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昨天晚上宿在老街“大众旅社”。

他告诉我师部对面有八师招待所,可以住宿,以便就近办事。

我走出师部大院,穿过水泥马路来到“八师招待所”,进了楼门在值班室窗口付了三天的住宿(每天八角),包伙(一日三餐壹元伍角)的费用。于是我就在此安顿下来,等待师部对我问题的处理。

一天两元三角的食宿开支,当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它几乎是我一天工资的双倍。

但是为了澄清问题,明辨是非,在这关键时候就必须付出非常的代价——其中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损失!

次日清晨,吃过早饭,我便由招待所来到师部门前,两个卫兵似乎已经认识了我,没有阻拦就走了进去。

我直接去师部卫生所,找杨澄同志询问“X”光拍片结果。

到了卫生所,杨医生正坐在荧光屏前观察我的片子,见我到来便说,为了确保无误,他准备下午骑自行车将片子送到石河子“兵团二医院”,找该院的“X”光医师共同商讨,然后再作出一个准确结果。

他让我明天上午再来,也只好如此。

第二天,我又去了卫生所,杨医生已在工作室等我,见我来了,便马上写出报告单:

外伤造成右腿肢骨下部骨质增生,长一软骨瘤高2。5CM,长3。2CM。

杨澄

1964年5月24日

我拿着检查结果来到所长办公室,将报告单交给所长,老所长反复看了两遍,然后在报告单的最后一栏“领导意见”里,签上了他的意见:

不适合参加重体力劳动。

并加盖了师部卫生所的公章。

拿上“报告单”临走时,我问所长应当怎么治疗?他说只有等以后手术切除了。

回到劳资科,我将卫生所的“报告单”交给徐干事,他看了看二话没说就给我开了“调令”,通知一四三团劳资股将我的工作关系、户粮关系一并开回师部,再作安排。

我拿上“调令”告别了徐干事,回到八师招待所吃了午饭,我决定立即赶到一四三团团部去办手续,唯恐夜长梦多,中间有变。

徒步来到老街汽车站还不到下午两点,此时站里车少人稀,要去一四三团必须等到明天早上的班车。

我从车站里出来,大失所望。但又想试着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搭上一辆便车?我走到老街与乌伊公路的交叉路口,站在路旁焦急地张望,不断地招手,然而东来西去的汽车都是一闪而过,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看来今晚我又将歇脚“大众旅社”了。

突然从背后传来了小汽车“嘀嘀嘀……”叫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辆乳白色的苏制“华沙”卧车,从农八师大院方向开来,车里只有两人,他们为走捷径而经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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