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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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工作非常简单，就是每人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赤手空拳的上阵。上班时到卸粮点上，手搬、肩扛靠人的力气干活，或是打开停靠在卸粮铁制漏斗旁的车门，爬上汽车搬动麻袋，解开包口，两手抓住袋角，猛力提起麻袋将粮食倒入斗中，再由输粮机皮带将粮食过进仓库，这是一种人力加半机械的卸粮办法。当时一个班最多时要卸几十辆车，卸粮二三百吨。在七八月份炎热的夏天，露天作业，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口干舌燥，身上被晒得会脱几层皮，有时手抓麻袋，指头被磨破，不得不用胶布包着干活。
上班干活再苦再累也要咬牙坚持，唯恐干的不好得不到领导上的认可，而丢掉饭碗。因为我们多数人过去在社会上游荡，既无工作又无饭吃，现在进了工厂不仅“劳动管饭”，而且还给你安置了一个住处，这总比在外面流浪着强。同时厂里又作出了试用三个月给于“转正”的承诺，当时对我们这些“盲流”来说，如同饥饿获食，雪中送炭，这是一件多么诱惑人心的事情！
机会难得，失不再来，所以大家非常珍惜。平时处事谨慎，上班拼命地干活，即使累得筋疲力尽也不会有人吐露半句怨言。
在夏粮进厂工作中，身强力壮的姜“胖子”、王“空军”、李“海军”他们还可以对付。而两个来自“天府之国”的“盲流”和一个来自靠近四川、青海，外号叫“小炉匠”的甘肃“盲流”，他们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到五十公斤，干起活来就显得格外地吃力，不堪重负。他们那特有的短小得可爱的身躯，背起装满小麦高有一米，重达一百零二公斤，上写“中粮”的麻袋，整个身体被压三分之二，人们在后面只能看到他们的两条小腿在颤抖，步履蹒跚艰难地爬上粮堆……
我介于前面两者之间，身材中等，体质单薄，干起活来样子也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尽管我力不从心，但仍要拼命地去做，绝不能落伍，目的是“劳动”不仅可以“管饭”，而且还为了厂里能给于“转正”。
紧张而又繁重的卸粮工作，干上一天已经把人累得筋疲力尽，下班回到宿舍腰疼腿酸，身上就像散了架一样。晚上躺到铺上胳膊发麻，手指冒火，继而变为全身延续性的酸楚，以至于难以翻身，良久不能入睡，但次日依然要打起精神去上班。即使在干活中我的右腿被车箱框砸伤，右脚被钉子扎破，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到卫生所医生进行处理，并给开了几天病假，而我只休息了两天就一瘸一拐地又去干活，以表示我轻伤不下火线的决心。我要卧薪尝胆，任劳任怨，不惜劳其筋骨之苦，争取三个月后成为厂里的一名正式职工，在此谋求一个栖身之地。否则，我已是山穷水尽，再也没有闯荡江湖的本钱了！
在此期间，我们搬运排不仅要卸粮，同时还要负责二车间（榨油车间）的原料、菜籽、葵花籽、胡麻籽、红花籽、棉籽等油料的卸车工作，以及厂里加工生产出来的面粉、清油等产品，甚至它的麸皮、油渣等下脚料也都是我们装车由厂里向外销售。直至后来才知道，搬运工是全厂工作中最重最苦的工种。
搬运排其成员也较为复杂，上至排长、班长多为“九·二五起义”人员，而原有的搬运工人也多半是自个跑到新疆的“盲流”，再加上厂里才招来的我们四十多个成份复杂，情况各异的新“盲流”，以及当时厂里犯错误的干部，车间调皮捣蛋不好好干活的年轻工人，手脚不太干净的小偷小摸，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流“情种”，这些人被处分后也调到搬运排来干活，这无疑更加大了搬运排的复杂性，引起厂里对其格外地“关照”，严加管理。以至后来“特殊时期”中，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旧军官、牛鬼蛇神、坏头头、“臭老九”等人都曾被批发到搬运排劳动改造。一时间，这里成了监督劳动、改造坏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基地”，使之原有几十个人的搬运排变成了超过百人的搬运队。这是后话。
转眼到了九月份，夏粮进厂临近尾声，多数库房装满了小麦，有的地坪上也堆放了粮垛。然而秋粮进厂又开始了，拉运玉米的车辆源源不断地驶来，加上秋季油料作物收获，运送菜籽、葵花籽、棉籽等油料的车辆也多了起来。搬运排的工作量不仅没减，仍旧繁忙，要忙到年底，乃至春节以后。
厂里为了让我们这些不知疲倦的“盲流”更加努力地工作，终于在当年的十月份给我们办了“转正”。从此我们这些“盲流”就成了正式的既有工资又有粮票的“兵团”职工——由试用工定级为工交二类二级，月薪四十八块九角二分。
我们欢喜不已，终于结束了“劳动管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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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找到工作 犹如新生（三）
更新时间2011…8…13 18：30：27 字数：3500
第三节
一九六三年的冬天，据气象部门报道，新疆准噶尔盆地南部的石河子，气温曾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十八九度，气候异常寒冷。到了来年春节，仍然是寒潮滚滚，大雪纷飞，冰天雪地，呵气成霜，滴水成冰。
此时的联合加工厂，经过去年夏粮、秋粮、油料进厂，已是原料充足，仓满垛圆。眼下厂里工作就是磨面、榨油，保障该地区的粮油供应。每年一到这个季节，搬运排的工作每天除了保证车间磨面、榨油进料和厂里成品销售装车外，就是去打扫卫生，清理积雪，相对地来说，要比新粮进厂季节清闲一些。
然而此时，“四清”运动也随着春风一起过了玉门关，刮向辽阔的新疆大地，包括“兵团”。
至于“四清”运动到底是“清”些什么，当时我们谁也说不清，总之是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事情。“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政治规范的管理学说，仿佛两年前在内地就已经听说了。不过新疆因为地处西北，隔着一道阳关，大山重重，黄沙漫漫，天高皇帝远，故而这个遍及全国的“运动”姗姗来迟，以至于到了一九六四年春，在石河子才见动静。
即便不来这场运动，厂里也会对我们这些“盲流”进行审查，这是当时政治上必不可少的程序。早在去年“劳动管饭”三个月的试用期里，厂政治部门已经开始对我们排队摸底并向每个人的原籍所在地发函去信进行外调，试图查出问题，找到“毛病”，准备对我们一些人进行“清理”。只是当时唯恐影响厂里的夏粮、秋粮进厂工作，所以才拖延到今春。在“四清”运动还没有全面开展之前，就首先拿我们开刀试点了，以此作为联合加工厂“四清”运动的前奏曲。
此时厂里保卫科也忙了起来，今天找你谈话，明天找他索要交待材料，似乎非要在我们中间找出几个阶级异已分子不可，弄得大家诚惶诚恐，人人自危！
新疆是和平解放的地区，单位上除了一些主要领导属于纯粹的人民子弟兵（即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疆官兵）和少数的支边青年外，其余全是“杂牌军”，或“九·二五”起义，或“劳改新生”，或“自流”来疆人员还有解放初期从沪、苏、杭等城市弄来的妓女。但他们这些人中又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看你的家庭出身如何，即“地富起义”与“穷苦百姓起义”不一样，“地富盲流”与“贫下中农盲流”不一样，同是“劳改新生”的又分“高阶级新生”和“低阶级新生”也是不可等同视之。他们或土生土长，或解放前后进疆已是根深蒂固，不像我们新来的“盲流”，由“劳动管饭”刚转为职工，再也经不起风吹草动了，稍有不慎，就会有被敲掉饭碗的可能。
搬运排的气氛一下降到与大自然的气温相似，大家感到寒气逼人，我们只有小心翼翼地埋头干活，保持缄默。
一九六四年二月，刚好过了春节，突然在一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厂保卫科干事齐志勇带着警卫班的两个持枪战士，冲进我们宿舍，将正在睡觉的潘云和一个外号叫“糖葫芦”（姓唐）的两个四川籍“盲流”叫醒，喝令他们快速收拾东西，然后带着他们爬上停在厂门口的一辆卡车，飞速地开往乌鲁木齐，乘火车押送回原籍。
至于因为什么问题，当时我们都不得而知。
后来略知一二，如潘云年纪轻轻，高中辍学回乡生产，在干活中曾与生产队长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由川北跑到新疆谋生。现队里要求联合加工厂将其押回原籍，交于他们监督改造。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潘云也真的被押回故乡劳动改造去了。后来再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但唐XX被押回“天府之国”，到了家乡几个月后，竟然又跑回联合加工厂，并找厂里算帐。理直气壮地讲他没有问题，当地政府不要，公社又说谁把你送回来的你就找谁去。于是他又跑回新疆，去时一个人，跑回来时却变成两个人，因为他在老家顺便找了个老婆，决心一同“自动支边”，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刚回来厂里不管，他就带着女人一道去厂办公室“泡蘑菇”，死皮赖脸地缠着厂里给他们饭吃，给他安排工作。好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一条明文规定，不让饿死人。最后只好给他们报了户口，又解决了唐的工作。只因为他的出身好是个“贫下中农盲流”，否则，就另当别论了。后被人们传为笑话。
自从潘、唐二人从新疆被押送回原籍后，我们大家忧心忡忡，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紧接着厂保卫科又是紧锣密鼓地对我们进行调查，看来又要对我们采取新的措施了。
一天傍晚，长着落腮胡子，一脸横肉的保卫科齐干事跑到我们单身宿舍，找我去保卫科谈话。
到了办公室他交给我两张白纸和一支蘸水笔，让我写出来疆之前在口内的所作所为。然后他将门带死，把我关在里面转身离去。此时机关已经下班，其它房间黑灯瞎火，一片寂静，我突然感觉到这不是保卫科在关我的“禁闭”吗？意识到自己要大难临头了。
但是为了说明自己是清白的，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应该主动配合组织上的调查。我只好趴在灯下，伏在桌子上将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自小学到高中二年级辍学十余年的经历，以及后来户口迁移到西安没能落户，乃至如何流浪新疆等等，一五一十地招来，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避免组织上对我误会，而被认为态度不老实，那就更难说清了，从而招来更大的麻烦。当时中国是重视这一套的，不管走到大江南北，还是长城内外都是一样。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楼道里终于响起了脚步声，房门被打开，齐干事进屋里发问：
“你写完了没有？”
“刚写完”。
我将写得密密麻麻的两张纸的材料递给他。
他在灯下看了足足有十几分钟，然后说：“怎么没有把你在学校‘反右’中同情‘右派’的事情写出来？”他脸色难看，态度生硬。
当时我脑袋一懵，有点紧张，这可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问题！回答道：“让我再想一想。”
“你先回去，过两天一定要把它向组织上交待清楚。”
我像一个被释放的犯人，跌跌撞撞地走回宿舍，这时已经过了深夜十二点。
回到宿舍，同屋的工友早已熟睡，鼾声如雷。但我躺在铺上仍然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很乱，思绪万千，想起了我的童年——五二年母亲病故，我成了孤儿，其后孤苦伶仃艰难求学的曲折历程，以及在六零年的饥荒中被迫辍学，便成了一个既无工作又无家可归的无业青年。为了活命，前往西安投奔亲戚，却又不能立足，而从西安形单影只地流浪大西北……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侥幸我由“收容所”来到联合加工厂，但干了不到一年，又凭空冒出祸端——厂保卫科找我谈话，让我交待在五十年代学校“反右”中所犯的同情“右派”的错误。当时同情“右派”就是同情坏人，同情反革命，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就是长一百张嘴也无法说清楚！
我想前想后就是没有想到，在我辍学三年后的母校——亳县二中，曾经担任过我们高中语文教员兼班主任的“恩师”、“秃顶”颜，竟然不顾为师之道，为发泄私愤，再次采取当年学校’反右’中他惯用的伎俩，朝他的学生——一个流落到西北边陲戈壁沙漠中的流浪青年背后射来了毒箭（向我所在单位寄来了诬陷材料）。这支毒箭由淮北平原发出，凭借着“四清”运动的东风，穿越中原、西北五省，西出玉门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