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3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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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弄不好大人从此便见隔于宫廷，不复得恩宠，不知何时，便有杀身之祸了。”
“先生何出此言？”林义哲有些奇怪的问道。
“大人可知，朝廷最忌者，便是这妖邪之事啊！”徐润说道，“历朝历代，凡作乱者，多以妖邪之术吸引愚氓，假托天命，近的长毛之乱暂且不说，乾隆三十三年的摄魂剪辫妖案和白莲教故事，大人难道还不省得么？”
听到徐润说起乾隆三十三年的妖案和白莲教起事，林义哲猛然醒悟，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对于这件妖案，他曾经在一本外国人写的书中读到过。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初春，丝绸之乡德清的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消息报告给了皇帝。从浙江到山东，并由巡抚这一高级官员上报朝廷。而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媒体参与，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但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谣言最初的形状是石匠在观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它的形状变成了：术士或者妖人能够通过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同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由于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改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同心协力，将谣言中不合理的枝节部分削减，增加自己的细节。使之更加明确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后更快更广的传播出去。当谣言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模样越来越真实可怖的时候。也就是朝廷感到震动的时候。
由于谣言的加工者在取舍和细节的再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所好，将谣言包装成了令人信服的“事实”。因为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关系。中国人一向理解并信服“魂魄”的概念，即使并不能明确的表述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宇宙是“阴”和“阳”的双重构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和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并且和“阴阳”相对应。关键在于，在观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离的，这种观念甚至明白的体现到了法律当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话规定“采生折割”的具体行为应是：“谓将人致死，取其官窍，以行妖术或使术法邪道。采取生时岁月，将人迷入深山僻处杀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脏生气，摄取魂魄。为鬼役使。今两广豫闽等处所市鬼葛，即是又一术也。”而“采生折割”在当时正是巫术的一种。由此可见这个谣言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又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后世的人们根本难以想象的。
乾隆皇帝的忧惧主要集中在官僚集团方面，作为一国之君，他要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但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他对于“妖术”这种无法为他所见的力量完全无能为力。
正是因为如此，乾隆皇帝才做出了那些近乎于偏执和歇斯底里的在全国范围内清剿妖人的行动！
而这一次宝廷的折子一旦在凤秀向慧妃示警和崇绮上奏之前，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手中，然后又见了邸抄，发往军机处公议，则自己纵然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也将从此见疑于朝野，成为人们议论的“妖人”！
更何况，事实上，他确实是出于自保的原因，对阿鲁特皇后和慧妃施了“深度催眠”的啊！
而在这个科学尚未昌明，愚昧遍地的古老国家里，没有人分得清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眼下自己的仆人们便私下里认为，他们的老爷会摄魂之术！
而慈禧太后一旦先看到了宝廷的折子，联想到乾隆三十三年的妖案，对自己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因为他那天对阿鲁特皇后和慧妃所施的深度催眠虽然没有被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发觉，但在外人看来，的确有不可思议之处，毕竟之前阿鲁特皇后和慈禧太后及慧妃有矛盾是实情），自己的未来，只怕是要万劫不复了！不光自己辛苦努力已经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甚至于自己和所爱的人的性命，都将难以保全！
在现在这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虽然他年纪轻轻便已经做到了很大的官，但稍一不慎，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可能瞬间失去！
“先生说的事，前一阵子，事情办得太顺，对这些个背地里放冷箭的家伙，我的确是疏忽了……”林义哲叹息了一声，握紧了拳头。
“此次大人虽说是吉人天相，百神护佑，敦宜静皇贵妃无意间替大人挡了一道，使得两宫皇太后迁怒于宝廷，将其圈禁，他的折子也未见邸抄，但毕竟太过侥幸，可一而不可再。此类情事。日后须得谨防才是。”徐润道，“以妖术之名攻讦，无论是朝中，还是坊间，后果均是太过可怕，大人绝不可掉以轻心。”
林义哲听到徐润如此说，明白徐润是在提醒自己，他知道自己这一次忽略了这种事，其实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灵魂是来自于后世的现代，对科学的坚定信仰使他小看了这个时代的迷信的力量。
在乾隆三十三年席卷全国的妖案中。普通民众所集中的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18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当时的人们所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时刻受到隐蔽势力威胁。妖案可以说揭示了当时最为丑陋的社会现实：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是流氓恶棍还是良善之人——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摄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下由于*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摄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以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乾隆皇帝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多少人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妖术”这把双刃剑下丢失了性命？
而这一次宝廷敢于用这样的办法对付自己，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是因为他身为言官，比自己更深刻的了解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中国人愚昧、野蛮、迷信、残忍的阴暗一面！
在一个民众和官员能把电报和铁路看成是妖术的国家里，可以当作是妖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想到这里。林义哲的后背冒出了冷汗。
他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痼疾所带给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可能是因为危机感过于强烈的关系，林义哲竟然一下子想到了好多……
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当中，官僚集团可以说是处于中间的阶层，他们一方因为暴民的狂怒易变而担心，另一方面，又因君主的反复无常而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这两者都对他们感到自身所在的现存体制构成了威胁，是以他们才试图通过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人来击败前者，通过对君主封锁消息来挫败后者。官僚们设置的路障：谨慎地隐匿情报，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通过这些办法小心地进行自我保护。*僵化的官僚制度这时反而成了国家结构中起最重要作用的锚！
历史是面镜子，它其实并不能够照清现在，也不能从它当中看清楚未来……
恐慌来自于民众，制造恐慌的同样是民众，民众既显得避之不及，又同时趋之若鹜。在此之中，“摄魂”代表着一种虚幻的权力，而指控“摄魂”则象征着现实的权力，它所体现的都是民众的无权无势——这似乎带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色彩：“在这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摄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林义哲知道，只是这种所谓的现实权力，对于民众来说也只是海市蜃楼，与“摄魂”其实别无二致。
但对于民众而言，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当中，掌握哪怕一丝的权力都是对于自身的保障，因为在平时，他们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的，他们没有正当的权力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益，甚至连卑微的生存底线都无法得以保证。
对于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中的人们，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社会被无情地撕裂，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因为利益彼此对立、仇视：大到本地与外乡、平民与僧道，小到两间竞争香客的寺庙、两队争夺生意的石匠。每个人可能刚刚用“摄魂”置人于死地，转眼成为别人“摄魂”指控的对象！
第四百六十九章 我的船政学堂
“摄魂”这个本来就被民众臆想出的权力偶像，让这个社会的每个人既沉溺于权力的狂欢，又恐惧成为这狂欢的祭品。某位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是一场摆不完的人肉宴。大众既是这宴席的座上宾，同时每个人也都会是餐桌上的珍馐。在这样畸形的社会，民众只能用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攻击别人——即使这种保护显得荒诞而脆弱。
如果没有“摄魂”，这种隐藏在民众心理深处的诉求不会如此强烈的爆发，但它总会以不同的形式悄悄地展现——当这个社会还无法使个人有足够的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只有当这个社会给予每个人这种权力之时，那么“摄魂”这个噩梦也许将不会发生……
林义哲意识到自己想的有些远了，立刻收回了思绪。
“若想此类事情不再发生，先生有何以教我？”林义哲向徐润问道。
“呵呵，老朽要给大人出的，只怕是馊主意了。”徐润笑着答道，“不过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人大可不必在意。”
“先生是打算让我学做和绅不成？”林义哲似乎明白了徐润的意思，笑着说道。
“大人果然厉害，老朽提了个头，大人便能猜到下边。”徐润笑道，“正是如此。和绅早年为官之经历，颇与大人相似。和绅的才具是有的，也肯实心办事，在民间亦有‘和青天’之称。只是晚节不保，大人要学和绅的。其早年所为而已，至于其晚年昏悖贪墨，只以乾隆爷为靠山，将嘉庆爷不放在眼中，遂有杀身之祸，则是大人需得警醒之处，做大事须得寻替手为先，须知大人现在因为这洋务的关系。得罪的人不在少数，切不可学和绅，待到乾隆爷殡天，上边再无依靠之人，则大祸便临头了。”
听了徐润的话，林义哲想起和绅的往事，禁不住叹息起来。
在狱中时。和绅写过这样一句诗“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生。”是他的才华误了他这一生，他狡猾，他贪婪，他谄媚，他遭万人唾弃。可洗尽铅华后，他是一个悲剧，悲在生在了那个年代，悲在身处封建官场的潜规则里，悲在遇上了乾隆。
幼年的和绅因为家道中落的缘故。和弟弟和琳一起吃了不少苦头，有人说是因为这样才在和绅的心中埋下了祸心。导致了他在飞黄腾达后，肆无忌惮的贪婪。其实不然，和绅的青年时代，在咸安宫官学就读的他绝对比“三好学生”还要好，学习好、体育好、品德好、劳动好，总之什么都好优秀青年，那时的他也有为百姓苍生做一个好官的伟大报复。和绅的知识和才能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很有才能的朝廷重要官吏—也就是国家栋梁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后来他出仕为官后，果然也做了不少好事，被民间称为“和青天”，连英国使臣马戈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记载，和绅“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和绅主持外交时，被人誉为“成熟的政治家”。那时的和绅集行政权、财权、兵权、人事权于一身，颁个劳模奖给他也不为过。
和绅的风度翩翩，处事有道，八面玲珑，再加上他“满清第一俊男”的相貌，才华横溢却不外露锋芒，就这样一个才华与俊貌并存的人，能不让人爱慕吗？虽然和绅妻妾成群，但他对妻子冯氏的深情也足以让人感动。和绅死后，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