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3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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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断不会坐视。……德国政府亦发表类似声明……”
在张德彝解说完毕之后，郭嵩焘立刻便明白了，事态的发展，已经转向了对中国极为有利的一面！
“这林鲲宇简直是言无不中啊！他是如何知道法德两国会如此的呢？”郭嵩焘想起林义哲在“遇事乃发”的木匣里写的那些个关于滇案事态发展的预测。不由得感叹起来。
郭嵩焘并不知道，在李鸿章通知威妥玛不以他为谈判对手之后。威妥玛仍不甘心。他以未接到政府任免命令为由，继续以首席谈判代表的身份去找李鸿章，为了加强自己说话的份量，威妥玛还拉着两位英国海军分舰队司令瑞德尔和兰博特一同前来，显示他仍然对英国舰队具有影响力，藉此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有必要，仍将以武力为后盾。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李鸿章根本不买帐，只是以私会的形势接见了他们，对于谈判，李鸿章只字不提。
由于威妥玛的一意孤行，让英国在外交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原来，当天津和谈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会议期间，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及西班牙等驻华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齐集天津，密切注视中英谈判的进展。几个月来威妥玛在对华胁迫的问题上已经与各国形成隔阂与不和，他越是强调不容他国干预其事，越足以表明他对别国公开的或暗中的干预抱有顾虑。而事实上，这时美国公使西华曾经一再向中国表示愿意调停，德、俄、奥等国公使也有类似的表示。他们尽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鸿章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中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就是中德修约。早在18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18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18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中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使巴兰德（vonbrandt）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中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鸿章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中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鸿章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中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中英谈判的过程。已经显著地暴露了英国在侵华问题上与其他列强的疏远，因此，这一次的天津谈判就成了所谓“合作政策”寿终正寝的标志。俄、美、法、德等国对于中国可能给予英国的新权益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一体均沾”，对威妥玛撇开它们、在和中国的交涉中独断独行的作法大起反感。这些国家的公使，以冷淡和观望的态度对待清政府给威妥玛的不以他为谈判对手的照会，而在威妥玛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时，法国政府第一个表示了“关切”，俄、美、德三国自然也不甘寂寞，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联合起来对付英国。以此为条件，换取中国的好感和在华商务权利的扩大。正是如此，所以才有了今天郭嵩焘张德彝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声明。
当然。郭嵩焘和张德彝也不会想到。是谁向众多外国报纸透露的威妥玛和柏郎在上海密谋的消息。
“大人，马车备好了。”这时郭斌走来说道。他早已得了郭嵩焘的吩咐，预备了马车去英国外交部。
“得，今儿个，咱们不去英国外交部衙门了！”郭嵩焘兴奋地说道。
“那大人要去哪里？”郭斌一愣，问道。
“去议院！估么着今儿个定是有好戏！”郭嵩焘满有把握的说道。
依泰晤士河而建的议会大厦是英国的政治中心。它不仅外表雄伟壮观、内部装饰华丽。而且其建筑结构和内部设计也能充分地体现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国会开会时，国王坐在上议院的国王宝座上，但首相和议员需从下议院进入自己的席位，普通公民也可在旁听席观看议会进程。位于伦敦市中心区的泰晤士河畔，是19世纪中期英国最主要的哥特式建筑。大厦建立在泰晤士河畔一个近于梯形的地段上。面向泰晤士河。各个部分之间分段相连，形成许多内院。大厦内的主要厅堂都在建筑物的中间。整个建筑物中西南角的维多利亚塔最高，高达103米，此外，97米高的钟楼也很引人注目，上有著名的“大本钟”。这座大厦的所在地原来是一座王宫，王宫建于1060年，此后不断有增建。直到1512年亨利八世搬离之前，这里一直是王宫。 国会大厦是世界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物之一，英国浪漫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占地三万平方公尺。矗立於泰唔士河畔，气势雄伟，外貌典雅。国会大厦内有一千间房间，自13世纪以来 此处便是英国国会开会之处，也同时兼为国王宫殿。这里的西敏寺大厅始建于1097年，是唯一剩下来的旧建筑部分，分上议院和下议院。 西敏大厅侧有一座闻名世界的“大本钟”，“大本钟”每小时报时一次，钟声响起时远近可闻，且是十分准时。 16世纪中叶以后，这里成为议会所在地。183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宫殿建筑，后来又进行了重建。大厦中的中央大厅是整个大厦的交通枢纽，中央大厅的平面呈八角形，上部是一个拱顶，高达23米，从这里可以前往上院和下院。此外，大厦中还有许多著名的房间和走廊，它们是议会各委员会的办公室，上下两院的图书馆也在其中。
议会大厦可以说多灾多难，1605年11月5日，一些天主教极端分子，曾试图用36桶（约2。5吨）火药炸议会大厦，未获成功，以后每年的11月5日为“火药阴谋纪念日”（在此推荐一部优秀电影《v字特攻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1834年，有人在议会大厦的炉子中，大量焚烧政府文件，将国会大厦夷为平地。后来又得到重建，重建的议会下院仍按哥特式风格装修，但相对简单一些。下院面积比上院略小。长23米，宽14米，高12。5米，大厅中间有346个座位，边廊还有91个座位。
今天一早，莱昂内尔？内森？罗特希尔德便由女儿萨拉陪同，坐在了下院的旁听席上。
英国下议院就设在议会大厦，在正常的工作时间是允许公众旁听的。能有机会能访问此地，是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一件幸事。内森和萨拉就经常旁听在下议院议会厅举行的辩论。
今天正好是工作日，人们经过议会大厦的时候就知道里面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因为不多警察在门外站岗，不少警察还拿着步枪，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也难怪，自从中国副使刘锡鸿遇害身亡之后，近来英国国家安全部门已警告。暴徒们的下一个袭击目标很可能已经锁定为议会。
想要来参观的人需要征得门外工作人员的同意，他们若想要进到议会，一共要经过四道关卡。第一道便是安全检查。这里的检查可以说非常严格。比政府部门更甚，除过检查随身携带的物品外，还要把人从头到脚摸了个遍，然后每人胸前贴个标记；为了检查女性参观者，还特意安排了女性的安检员。第二道是进入大厅，工作人员要求大家排队等候上一批参观者出来才能进去。第三道是进入议会厅的甬道。这里工作人员要求大家填写登记表才放行。第四道就是进入议会厅的前厅，工作人员收下登记表并要求参观者将随身物品交给他们存放后才允许进入。
内森看着陆续进入大厅的人们，他知道，今天这里将要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题目是：政府的对华政策。
今天。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议员们将面对面地进行辩论，因而今天的旁听席上。可以说座无虚席。
议会下议院会场的坐席是经过精心设计的。600多个席位分布左右两面，成两军对垒的布局，一边是执政党的议员，对面则是反对党议员的席位，这样的设计似乎是为了鼓励各政党在下议院中的政治交锋。布置成一个狭长的长方形。当中一条空地，两边是一排排长椅，后排逐级升高。象一个缩小挤扁了的室内篮球场。端头的高靠背椅是议长的席位。两侧议员们的长椅没有扶手，议员们坐得相当紧凑，要舒服地翘个二郎腿都不行。长椅前连个放文件的小台子都没有，在议会厅中间的地毯上，仍然画有两道红线，两道红线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两把剑连起来那么长，据说这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下议院议员们来到议会厅时，都佩戴着宝剑，议会厅中间保持两剑之远的距离，就是防止议会辩论过热，敌对的议员可能会以刀剑相见。
这天的辩论虽然英国首相迪斯累利并没有参加，据说他正在准备接受国会的质询。
“爸爸，看，郭先生也来了。”萨拉小声的对父亲说道。
内森举目望去，果然看到了一小队身穿锦绣官服头戴中国式暖帽的中国人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走了进来，在另一侧的旁听席入座，他们当中为首的一位是一个胖胖的和蔼可亲的老人——他便是郭嵩焘了。
见到郭嵩焘也来旁听，一些对中国友好的下院议员纷纷起身和郭嵩焘打起了招呼，郭嵩焘一一含笑摆手致意，而一些对中国抱有敌意的下院议员则坐在那里小声议论着，不时的向郭嵩焘等人投去警惕的目光。
郭嵩焘的到来引起的这小小的骚动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来，当郭嵩焘终于坐下时，他立刻看到了坐在对面一侧旁听席的内森和萨拉父女，便微笑着摆了摆手，内森笑着抬了抬自己的帽子，和萨拉在座位上欠了欠身，表示答礼。
在所有的人都落座之后，会议开始的时间也到了，这时只见自由党席位上站起了一位身材高大面阔耳方灰白头发的六十多岁的老人。
“爸爸，看，果然是格莱斯顿叔叔第一个发言。”萨拉小声对父亲说道，“看样子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当然已经准备好了。”内森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对他来说，这可是一次击倒对手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当然要好好把握了。”
“我很喜欢他的演讲，总是充满了激情和雄辩的力量。”萨拉笑着点了点头。
格莱斯顿1809年12月29日出生在利物浦的一个富商家庭，格莱斯顿幼时随从牧师学习，13岁入伊顿公学，17岁进牛津大学，1831年10月21岁时结束学业。在牛津大学，他利用学习之余，参加牛津协会的各种讨论会，连续任该会主席和秘书等职，当时就有“第一雄辩家”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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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二章 焦头烂额
“上一次就是他将迪斯累利赶下了首相的宝座，这一次我想他还是会成功的。”内森看着一副顾盼鹰扬咄咄逼人的格莱斯顿，不动声色的说道。
早在1852年，德比和迪斯累利的托利党政府曾提出一个有利于大地主的财政预算方案，引起了英国国内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导致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格莱斯顿站在政府的反对派一边，把迪斯累利的财政预算方案批驳得体无完肤，迪斯累利政府因之倒台。也正是那一次的行动，格莱斯顿清楚地表明他与托利党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七年之后，迪斯累利决定加入由辉格党演变而来的自由党，担任自由党政府的财政大臣，正式成为自由党成员。
父女二人正说着话，那边格莱斯顿已经开始了演讲。
“……现在的世界正在快速发展，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哪怕是和十年前，也已经大不相同了。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既能消灭人间的各种贫困，又能毁灭人间的各种生活的力量。但有些人总是习惯于用过去的思维来看待这个正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他们似乎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上帝的恩赐。”
“今天，我要向在座的所有人揭露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而这桩罪行，将给这个伟大的国家带来难以避免的耻辱。”
听到格莱斯顿这不同寻常的开场白，整个议会大厅立刻安静了下来。
“这桩罪行，发生在遥远的中国。马嘉理先生的死，我想诸位都已经听说了。我对他的不幸离世表示哀悼，但我却要对他的行为进行谴责！因为正是他愚蠢的行动，使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背上了不遵守承诺的恶名！”
“诸位都知道。这个国家的商人们一直在寻求一条从印度通向中国云南的商业路线，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