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第3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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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虽然心里有这样的担忧但却没有明确说出来，倒是邓名主动挑破：“我们建立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不会发生重大纠纷，不让我们自家人打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如果闹内讧，和拿刀子抹脖子没有什么两样。文督师深明大义，也很了解如果不能让我们齐心合力，那迟早是被鞑子消灭的命。我们不妨发表一个公开的宣言，告诉天下人，我们建立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永远放弃用武力解决纠纷的权利，而文督师的责任就是让我们能够永远不必撕毁宣言，重新拾起刀枪。以文督师的高瞻远瞩，他一定不会故意偏袒谁的，否则那就是大伙儿一块死。”
邓名的信用很好，而且说的也是正理，明军一旦再发生内讧无疑就是全军覆灭，但内耗问题也一定要设法协调。这个宣言发布天下，文安之为了中兴大业也不能让明军内部乱起来，他的判决肯定会秉持公道。
“文督师德高望重，我同意。”李来亨首先响应道：“无论文督师做出了什么判决，我就算不服也会服从。”
邓名也做出了相同的保证，过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文安之真的蛮不讲理，那最后肯定是谁都不服从，而且奉节还没有强迫大家服从的武力。
“但有一个问题，这并不符合朝廷的法度。”刘体纯没有匆匆附和，而是指出了一个严重的漏洞，那就是这个宣言不附和大明律，而且还有损永历朝廷的威信——将领们公开宣布，他们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导致战争，如果不好好协调就可能爆发冲突——虽然这是大实话，但武将们不承认自己是能够忍辱负重的忠臣孝子，确实有伤朝廷的脸面。
“哎，这还不好办。”邓名知道刘体纯并非不满意这个处理方法，但是他需要有人带头出来否认朝廷的权威，不过这种事邓名已经不是第一次办了，上次他在建昌的时候就干过一次：“我们这个宣言一开头就表明我们是事急从权，现在天子南狩，大明律自然失效，等皇上回鸾后，我们再把这个委员会和文督师的审判权呈给皇上圣裁。”
“好！”
刘体纯心满意足地表示愿意在这个宣言上联署，而且他们三个都同意，这个新联盟将是开放性的，将来如果有其他明军将领愿意接受委员会和奉节的仲裁和审判权，那么联盟也会欢迎他们的加入。
第31节大敌（上）
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重庆。
川陕总督李国英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亲自镇守这个嘉陵江、长江上的重镇。顺治生前确实履行了他对李国英的保证，源源不断地给陕西送去额外的补给。依靠这些经费，李国英不但能招募新兵，保证从保宁向重庆的持续运输，还给嘉陵江水师以适当的拨款；在保证陆军快速恢复元气的同时，让水师能够维持下去，甚至能保证一个月进行一次训练。
邓名率领主力前去武昌的时候，李国英判断邓名很快就会返回，所以并没有让自己弱小的水师趁机出去骚扰的打算。但不久后李国英就得知邓名顺流而下，直奔江西去了。强大的西川水师已经远离四川而去，重庆城又看到西川的船只络绎不绝地往来于长江之上，这自然让李国英有了攻击的目标。
不过尽管西川的水师主力已经离去，但万县的袁宗第一直在努力保护着这段长江航道，而李国英之前既然没有想到邓名会再次离川远去，自然也不会有让嘉陵江水师出去挑战强大的西川的念头；直到再三确认邓名越过武昌后，李国英才急忙追加了给嘉陵江水师的拨款，增加了训练强度。
所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虽然只有万县袁宗第的水师再加上邓名留下的部分战舰，清军水师照样被堵在嘉陵江里不敢出去。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国英的水师渐渐变得强大起来，给长江航运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万县的距离则抵消了明军战舰上的优势，。
尽管张勇等将领开始请战，但李国英仍不愿意冒险，他决心尽可能地利用占据重庆带来的地理优势，经常性地把水师放在江口向明军的船队耀武扬威；为了防备清军随时可能发动的突袭，明军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呈小船队规模通过重庆，而是每次都要在叙州或是万县完成集结，然后在明军水师主力的重重掩护下才渡过重庆。
每次都不得不大规模出动，导致明军对长江航运的利用率大减，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装满了货物的明军船只也不敢启程，而要等全体船只都做好准备后再一起出发。
尽管一直没有给过往的明军船只造成损失，但李国英觉得这种战略就很好了，他对那些请战将领说，这样就已经扼住了明军的喉咙，清军水师在重庆的存在，会让明军的航运量大减。而且李国英还认为，如果清军贸然出战，一旦在交锋中严重受损，那明军的航运马上就会重新活跃起来。
张勇等人都认为李国英过于保守，不过李国英是川陕总督，他亲自坐镇重庆自然一言九鼎，谁也无法改变他的心意。为了安抚这些急着报仇、立功的大将，李国英还耐心地给他们分析起来：每次明军船团逆流而上通过重庆时，万县的明军水师都要全面动员，而且还要跟着明军的船队前往叙州，以便保护它们回航；这一次次兴师动众，让明军的花费、损耗远比清军要大得多，在明军一趟趟徒劳无益地奔波于长江上时，清军可以加强训练，用节省下来的钱制造更多的弓箭和船只。在李国英看来，这种航运是成都和万县难以长期承担的包袱——就凭万县和只有二十万人的成都，李国英认为这种持续不断的动员已经让他们严重失血。
虽然不知道明军为何如此顽固地要来回来去地在重庆眼前航行，但李国英现在反倒盼着他们继续下去。他估算了一下成都和万县的人口和军屯产出，觉得他们一年的产出总和大概也就能够维持这种大规模的动员两、三次而已，长此以往，无论邓名上次从江南抢了多少东西回来，都会被迅速地掏空。就算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实力不断上升的嘉陵江水师也迟早能找到破绽。
正如李国英所料，每次从叙州和万县往返一次，袁宗第都需要修补船只、给士兵额外的口粮，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万县的军屯生产。要是凭以前袁宗第在大昌的时候，他的经济早就会因为这一次次全面动员而宣告崩溃，那时他不积攒下一年的物资，根本发动不了一次这样的大规模动员；就是现在，万县的工作也全面向水运倾斜，几乎就没有好好种过田，整天忙着修补船只、打造风帆、扩建码头，用在这些工作方面的人手至少是用来屯田的人的数倍。
但成都源源不断地向万县提供物资，从上游运回的粮食、火药、生铁都多得吓人，不但李国英绝对没有想到，就连袁宗第都感到难以置信。两个月前，成都又有一支船队经过万县时，还一口气给袁宗第补充了数百名熟练的造船工匠。当然这些工匠都不属于袁宗第所有，成都只是把他们放在万县，增强整修船只的能力。
袁宗第询问了一下，得知这些工匠都是江南的熟练造船工，他们原本的东家都被江南官府以“通邓”的名义查抄了家产，他们被判充军后就被官兵押到了镇江江边，随着“邓贼来了！”的一声大喊，押送官兵们就扔下这些被充军的船工逃了个一干二净。等官兵“逃走”后，明军就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把他们带上了明军的船。虽然来自不同的东家，但这些造船工的经历大同小异，留在万县的这还只是被明军“解救”的人中的一小批而已。
在这批造船匠抵达前，成都方面还从下游带回来几艘战舰，据说是在九江缴获的江西水师的新战舰——这点袁宗第倒是不怀疑，因为这几条战舰很新，一看就是半成品，比如炮位还没有最后做好，并且没有装上大炮。
这几条船因为还没有建造完，所以邓名也没有把它们留在手里，而是让部下驾驶着返回了四川。成都方面见重庆的压力越来越大，就把它们送给了袁宗第。之前袁宗第手下会种田的人不少，会造船的实在有限，也没有制造这种大型军舰的经验，再加上修补类的工作繁忙，这几条战舰就一直呆在万县港里。
江南的造船工抵达后，很快就帮袁宗第处理这几条战舰的收尾工作，其中有经验的老师傅还告诉袁宗第，这种大型战舰他感觉像是为苏松水师预备的，较多的炮位让它们能够在长江下游的宽阔入海口作战，还能承担一部分近海任务。对苏松水师装备很熟悉的江南造船工，不但把炮位等后期工作都完成了，还对这几条战舰的桅杆、船桨和风帆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造，让它们更适应长江上游的需要——配备的铳炮也都是现成的，装在船舱里一起运来，老师傅们表示，大概再有几天它们就可以正式编入万县的水师序列了。
袁宗第估计，等手下官兵熟悉这几条新式战舰后，万县水师就可以一分为二开始轮休——那时一半的万县水师就足以压倒嘉陵江中的清军水师。叙州那里正在大兴土木，成都知府刘晋戈已经下令向叙州正式派遣驻军、兴修码头，每次万县水师在叙州停留的时候，盐商都会雇佣万县辅兵去帮他们修建卤井。后来不但辅兵都愿意去，连战兵也忍不住要去打工，因为盐商那里不但顿顿干饭管饱，最近还开始提供咸鱼下饭，叶天明叶老板过年的时候给打工的辅兵一人发了一双新布鞋和一套新的布衣服，还宣称等更多的卤水井投产了，他就给打工的万县兵发鸡蛋。
现在万县的军屯搞得比熊兰在时还要差得多，但是袁宗第所部的待遇却是一天比一天好。成都补偿给袁宗第的粮食是万县军屯两、三年也产不出来的，尽管如此，听说叙州那边有可能发鸡蛋时，袁宗第身旁的卫士们也都个个口中生津。
……
无论是成都从下游运回的大量粮食，还是从九江拿到的战舰，李国英对这些都一无所知。高邮湖一战前，江南督抚的奏章给李国英一种感觉，那就是邓名在江南处处碰壁。如果这样的话，成都不惜代价地维持长江航运就能有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成都不断地向外运出兵力——盐船都是满载；不过，该如何解释回西川的明船很多也是满载就是件很麻烦的事了。
高邮湖一战的消息传到重庆后，甘陕绿营无不色变，即使是李国英也无法保持一贯的沉稳，长叹道：“邓贼一战江南，擒郎廷佐；二战江南，而皇上崩，这下江宁恐怕难保了。”
不过李国英的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很快戴罪立功的蒋国柱、周培公、梁化凤还是把邓名赶出了江南，并一直驱赶他逃回武昌。
“江南诸公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尽快重建水师呢？”看到战报后李国英又是一阵长吁短叹：“没有水师，那如何能全歼邓名？他想打就打，打不过还可以走，若是江南诸公早早把水师恢复了，先皇也不至于蒙难啊。”
今天，李国英又接到了新的消息。
第30节大敌（下）
“又是一个坏消息。”李国英接到部下报告，邓名、李来亨和刘体纯发布了宣告，自高邮湖以来，这是第三个坏消息了。
上一个是朝廷的旨意，表示要继续给川陕总督提供物资和补给，甚至要从山西抽调绿营来增援重庆。
本来在高邮湖之战后，李国英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判断朝廷会从战略进攻转入防守，以渡过最近几年的人心不稳期。那时李国英甚至已经做好了撤兵的准备，打算放弃重庆，一口气撤退回保宁去。
得知朝廷不但不会削弱四川的物资供应，反倒要继续加强以给顺治报仇后，川陕总督衙门下属的官员，除了李国英以外都欢呼起来，认为这是极好的消息——对川陕总督衙门来说。只有总督本人力排众议，认定这是蠢得不能再蠢的主意，因为清廷需要拿出巨大的赌本来进行这场风险巨大的赌博。
“如果朝廷主动转入防御，那什么时候再转入进攻就是朝廷说了算，但如果是惨败后不得不转入防御，那什么时候还能反攻就不好说了。”李国英显然不是从他的总督衙门的角度来看问题。他痛心疾首之余，甚至举出熊廷弼和王在晋的例子，把他们的战略和今天清廷的战略相对比：“前朝熊廷弼、王在晋都认为，必须先有恢复全辽西的能力，才能尝试恢复锦州；必须要有恢复全辽的实力，才能考虑恢复广宁，这是很对的。今天朝廷遇到的问题，和前朝当年遇到的辽东问题很像。当然，天命在本朝，而邓贼没有，不过形势还是有一些类似。现在我军据守重庆，扼住邓贼的咽喉，虽然他的交通不便，一次次的动员又消耗他的力量，但他迟早会更改这个失误，最后重庆唯一的用处就是消耗川陕的力量，我们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代价千里运粮，耽误甘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