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自己-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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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21
非典时期，我们不是只有失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天花、霍乱、鼠疫等疾病，每一个后面都躺着数以千万、甚至上亿的牺牲者。没有对这些疾病的征服，人类很难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息。
在二十一世纪初，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变种袭击了我们，它可以导致非典型的肺炎，可以夺走人的生命。而且它还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和速度蔓延，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都感受到了它的威胁。
“非典”病毒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一些人死去了，他们的亲人从此就要生活在悲痛之中；公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国家经济也受到了目前还难以估量的打击。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国难”之中，我们却不会仅仅只有失去。
汉语里，“危机”这个词有双重的含义，第一是危险，第二是机会。也就是说，危险和机会总是并存的，有危险就会有机会。所以在“非典”时期，除了对付这一疾病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如何使这一危险变成机会。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最后如果仅仅只是战胜了一个疾病，而没有其它的收益，那实在对不起牺牲者在天的英灵。
系统式家庭心理治疗理论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某一个家庭成员患了心理或心身疾病，那说明整个家庭关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的疾病是由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制造”的，是家庭成员互动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家庭治疗师会想尽一切办法打乱这个家庭的原有系统运作模式，从而使疾病得以好转。这种打乱系统的做法，专业让叫做“扰动”。
举个例子。一个十岁的男孩，患严重的焦虑症，害怕见人，不敢上学，担心自己随时会死掉。其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了解到，在这个家庭中，夫妻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吵。吵完架之后，经常还有长时间的冷战。冷战时孩子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孩子却经常不知道向着谁才好。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孩子的问题，是夫妻关系的问题的反应，所以在治疗时应该从调整整个家庭关系入手。心理医生想先把系统扰动一下再说。很多情况下，心理医生扰动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有些荒唐。对这对夫妻，扰动的方式是布置一个吵架的家庭作业：每天晚上八点整，分秒不差，夫妻俩不管有没有理由，都准时开始吵架，吵十五分钟，然后准时结束。孩子则负责监督他们作业的完成情况。最后的结果是，双方按照要求吵了一个星期，就实在吵不下去了，他们给医生说，他们觉得吵架是天底下最没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作业，就是扰动：家庭之外的一个新的力量进入了系统之中，从而改变了系统运作的模式或者动力，情况就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大的系统。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国家百孔千疮，处处都是问题。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极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中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借助外力对我们国家这个大系统进行“扰动”，这一扰动的极致，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事实证明，这一“扰动”把中国推到了向天堂行进的路上。
虽然“非典”不是心理医生或者相当于心理医生的人有意制造的一个事件，但从效果上来说，却确实给我们整个社会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扰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从这样的扰动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作为心理医生，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心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上的成就，相对来说，精神上的成就要小得多。所谓精神上的成就，主要是指社会心态的成熟和稳定。“非典”突然降临的时候，很多人首先受到了较大的心理上的打击，具体表现主要是过度恐慌。由此导致情绪和行为上的紊乱，如情绪不稳定、乱服药物、抢购相关物品、不能正常工作、制造谣言或者相信谣言，等等。因为害怕“非典”看心理医生的人也很快就多了起来。从战略上来说，这些问题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能比“非典”本身更大。
在“非典”的“帮助”下，我们正好可以加速社会心态成熟的步伐。要稳定社会心态，首先就要对付无处不在的谣言。谣言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虚假，在真实的信息被掩盖的时候，谣言就会乘虚而入，野火般地泛滥开来。在开始的时候，部分决策者过低地估计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试图使与“非典”有关的信息被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以避免发生社会恐慌。用意是好的，但方法错了，这给了谣言一个机会，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恐慌。值得欣慰的是，这个错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各种媒体上每天公布的疫情，让谣言无处可藏，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严重的事实，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从容地应付挑战。从“非典”开始，我们将学会不再遮掩真相、不再慌乱，这就为将来战胜更大的灾难做好了心理的准备。“非典”是令人恐惧的，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对恐惧的恐惧，是面对恐惧失去了镇静。成熟的社会心态意味着，灾难只会带来有限的损害，而不会导致全面的崩溃。正像一篇社论所写的，“面对“非典”，我们更加众志成城。
由于“非典”的扰动，医患关系得到了改善，一度在公众中不太好的义务工作者的形象也被修正了。在患“非典”的人中，有不少是医生和护士，他们是在救治病人的时候感染上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在这样的危险中，他们仍然在一批一批地前仆后继，壮烈得令人泪下。当然，这是他们的义务，就象是战士必须上战场一样。但是不管怎样，用生命来尽义务，都是可歌可泣的事情。当你看到一个手拿报纸的年轻人，读医护人员抗“非典”的事迹时眼中热泪滚滚，你就知道，我们正在积累着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这笔财富是我们失去了好长时间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关爱。拥有这样的财富的国家和民族，绝不会被任何灾难打垮。
还是因为“非典”，我们得以有机会改变很多人的卫生习惯，培养更多与现代社会相符的文明人。一个家庭物质上再富有，如果这个家庭的主人不讲个人卫生，那他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穷人”而已；同样地，一个城市不管它有多少高楼大厦，如果它的许多市民还在随地吐痰，那就算不上一个文明的城市。在中国的所有城市的《市民守则》中，肯定都有“不准随地吐痰”的规定，但收效很小。“非典”肆虐以来，这一条规定被更加严格地执行了，违背者将被处以数十倍于以往的罚款。但这样的惩罚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每个人都感到，这样做对自己和别人的健康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时，他们就自然会不这样做，而且还会监督他人不要这样做。文明人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小瞧了任何一个小的进步。更何况对我们来说，不随地吐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灾难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表达爱的最好时候。一位内向的男孩，暗恋着一位女孩，那个女孩在千里之外的大学读书，她所在的那个城市正是“非典”的重灾区，而且她住的那幢宿舍楼被隔离了。在腼腆对“非典”的战争中，“非典”赢了，“非典”彻底打垮了腼腆。不过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失败”。本来是几个月才会联系一次的，但从知道那个城市有疫情开始，男孩就每天给女孩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电话里说什么、邮件里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女孩接受到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那就是在这令人恐惧和沮丧的时刻，有一个人关心她、爱护她。这就够了。“我爱你”三个字，是女孩先说出来的，男孩听了以后，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可以想象，在疫情过去之后，有怎样的美丽的重逢在等着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象，几十年以后，在儿孙绕膝之时回忆往事，他们会对恶魔般的“非典”有何种复杂的感情。如果说“非典”给我们带来了黑暗，那爱就是黑暗中的光，有一些光芒，恰好要在黑暗中才分外地绚丽耀眼。
对很多家庭来说，“非典”也是一个“非常”的扰动。在生离死别的威胁之下，亲情、温情，就变得异常的珍贵起来。我的一位来访者告诉我，他和他妻子结婚八年，感情已经趋于平淡。白天各上各的班，晚上在家除了吃饭和睡觉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节假日也各自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活动，很少一起做些什么，即使带孩子出去玩，也很少是一家三口同时出门的。虽然没什么争吵，但夫妻关系跟一般的朋友关系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春节过后，他正在疫区出差，随着“非典”的势头越来越大，他的妻子对他的牵挂便成几何数级增加。先是不断地打电话问情况，或者上网查资料，每多见到一个新发病例，就多了几分的担心。后来反复嘱咐他要小心，要吃好一点，少到人多的地方去，等等，不象是妻子对丈夫，倒象是母亲对儿子似的。他回家的前几天，她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回到武汉，她去车站接他，在站台上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连孩子站在旁边都不顾了。他说，那是结婚后最动情的一次，比恋爱的时候更有温情。
这位来访者最后总结性的话，给了我很多启示。他说到，平常大家都太忙了，被身外之事牵着走，很少能够停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自己生活的质量，特别是情感生活的质量。我们的生活质量，是由很多东西决定的，除了物质的丰富之外，还要有很多的精神的东西。在所有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中，亲情又是最为重要的，没有亲情，很少人能够活得下去；即便是能够活下去，也不可能活得好。“非典”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审视自己的关系和情感，这种审视，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自己还有多少银行存款、曾经住过什么房子或者吃过什么东西，我们会想到，我们爱过谁和被谁所爱过，以及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都跨越过什么样的激流险滩。
这是一场必须要赢的战争，也是一场一定能够赢的战争。我们所希望的，已经不仅仅是这场战争本身的胜利，而是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上天会保佑我们的国家，也会保佑相互爱着的华夏儿女。
2003…5…4
个人品性、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千年。性善论和性恶论者各自都有许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所持的观点。就象其它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样，人性善恶的争论最后也呈现出一种折衷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不再简单地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是恶的，而认为人性是中性的、亦即不善也不恶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即人性是“存在先于善恶”，意思是说，人性首先是一种存在，然后才有善恶之分；善和恶只不过是人的众多属性的一种而已。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假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本质的内部天性，在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这些内部天性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这些内部天性是一种潜能，而不是最终的产品，它们是发展的、动态的和可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由心灵以外的因素决定的，如文化、家庭、环境、教育等。
以恶魔张君为首的团伙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残忍地杀害了二十八个无辜百姓，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对他们若谈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既为时太晚，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散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
从精神病病理学上看，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张君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这类患者在儿童时期就表现出异于常人，如经常逃学或外宿不归，撒谎，偷窃，虐待动物，欺负弱小，故意破坏他人的或公共财产，打架斗殴，流浪，反抗纪律与权威。成年后其本能欲望、情绪气质、兴趣是号和价值观念方面也与常人不同，但没有认知、判断、推理等智能方面的障碍，也没有幻觉妄想，其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情绪的暴发性，行为的冲动性，对社会和他人很冷酷，缺乏同情心和羞愧之心，目无法纪，或者有别的反常价值观念（如唯恐天下不乱、以害人为乐），不能从挫折和惩罚中吸取教训。
安福乡的副乡长说，张君从小就很霸道，象个霸王，同村的孩子又怕他又崇拜他。据张君的情妇陈乐介绍，张君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