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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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认为以他这样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能够保卫长城，所以海内外舆论鼎沸，纷纷要求其下野走人。

被迫辞职出国的张学良，面临着的是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输得分文不剩。

东北之后，尚有华北，华北之后，终于没有退路了。

在海外漂泊的那几年，张学良也想到了振作，想到了要改变形象，想到了要拯救自己，于是他戒除毒瘾，打算东山再起。

1934年，张学良启程回国。

回国后的张学良戒了毒，身体也得到恢复，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朗了。

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大变，外战重又转向内斗，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暗斗——各个地方诸侯与蒋介石“合纵”、反“合纵”的斗争愈演愈烈。

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重新受到重视，从出国时那个“不抵抗将军”摇身一变，成了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

说客是两广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分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仍只有与蒋介石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的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两广的敷衍之词。

两广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蒋介石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或华北。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蒋介石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蒋介石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儿里感到舒服。

蒋张的关系也非常特殊。

说起来，这也算是一对兄弟，但与黄郛的那种兄弟又不同，至少在早期，蒋黄都有过共同理想，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蒋张则不然，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生意场上的盟友更合适。

不过他们这种盟友的牢固程度，又要远超他人。那么多盟兄弟，冯玉祥反蒋，李宗仁反蒋，可以说，在蒋介石称王之后，就没有不反他的。

与冯、李相比，张学良过去不仅有改旗易帜和入关拥蒋的功劳，而且还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地方诸侯，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拥蒋的模范。

蒋张之间，蒋为兄，张为弟，弟弟哪怕是犯过错误，做哥哥的也一定要原谅，更何况他曾经帮过你那么多次。

对盟弟能够戒毒并重新奋发，盟兄很满意。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并亲自调兵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人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战斗力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三千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声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蒋介石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全面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蒋介石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蒋介石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去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夺回家园，另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张学良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蒋介石“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外人看的场面工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蒋介石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蒋介石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蒋介石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光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让我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次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枝可依。

第19章　死亡旅行（2）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寇，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因为蒋介石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老老实实待在陕北继续“剿共”。更让张学良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刺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开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和内蒙古，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国民党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蒋介石几乎倾全力以至，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困难。

作为新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蒋介石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即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可是蒋介石却屯兵湘北，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蒋介石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蒋介石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绝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却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红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蒋介石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