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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

一寸河山一寸血-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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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也可以作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地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订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对日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第5章 苦斗苦撑

华北危机已经初步度过,黄郛个人的危机却刚刚到来。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黄郛纵有千张口,亦难为自己辩白。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唯《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此时最让黄郛感到伤心的还是孤立无援。

由于身处敏感之境,官场同僚不是对之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就是躲着他跑,有时甚至蒋介石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没有一点“甘苦来时要共尝”的意思。

这就是艰苦努力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报偿,你终究还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北方的春天,只有阴霾,没有晴朗,只有失落,没有喜悦,只有孤单,没有理解。

幸好,南方还有一座莫干山,那里还有自己深爱的女人。

沈亦云起初对黄郛出山十分悲观,但在各种流言蜚语袭来时,她毅然选择了以身挡箭:外交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如今仗打输了,不是我丈夫的错。他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黄郛想念着南方,可他仍然不得不一个人在北方继续苦斗苦撑下去。

华北的两年,不是容易的两年。

关东军答应签订停战协定,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要把黄郛的政整会发展成自己的代理组织,如果你一点便宜都不让他占,这只东洋恶虎几乎肯定还要继续伤人。

与日本人较量,黄郛不是硬碰硬。

你日本不是有柔术吗,我拿来为我所用,处处以柔克刚,让你拳拳落空。

黄郛曾引用家乡的一则故事,来形容自己的谋略:我老家(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吧嗒吧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可是糖不一会儿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能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之意尽在其中:面对着穷凶极恶的鲨鱼,你不能一点甜头都不让它尝,但是又不能让它尝得太多,这就取决于船上人对分寸的把握。

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面也同意与其进行通车通邮谈判,并作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政局即趋向平稳,经济上也大有起色。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而当年夏季,已俨然成为一方乐土。

相比对外,最难的却是对内。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天生的弊病,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东北军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

大战之后,华北驻留着很多部队,民力和财政难以负担,黄郛便想“裁兵减饷”,以节约开支。

然而这个东西却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多次要实行所谓“联省自保”。

黄郛虽然是名义上的华北总负责人,手上却没有军权,华北哪怕最小的诸侯,腰杆子都要比他粗得多,所以事情不仅办不成,反而还要受一肚子窝囊气。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沈亦云曾劝丈夫辞职,但他认为华北遗留事务还很多,自己不应一撒手就跑回来。

这一次他终于感到了力不从心。

在华北坚持一年后,黄郛南下杭州,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了辞职。

这其实已经是他在一年之中第三次递交辞呈了。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此话一出,黄郛如释重负,多少天的心思一下子全放了下来。他回寓所后就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沈亦云。

沈亦云同样有喜极而泣的感觉:丈夫从此不用再北上去活受罪了。

明天,我们就回莫干山。

可是刚刚睡下,电话铃就响了。

电话是蒋介石让人打过来的,他要黄郛明天早上晚一点动身,还有要事需要面谈。

沈亦云以一种女性的直觉,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变,心事被吊起来之后,一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登门,第一句话就是:兄长,你什么时候回北平去?

黄郛夫妇顿时傻眼了。

其实昨晚黄郛前脚刚走,蒋介石立马就后悔了。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完全是一时兴头上的气话。黄郛如果真的走人,环顾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挑得起他留下的那副担子。

见蒋介石又来纠缠,沈亦云再也忍受不住,这位当年的女子敢死队队长当场质问蒋介石: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得好好的,要放过我丈夫,为什么现在要出尔反尔?

蒋介石很尴尬,只好赔着笑脸说:我义兄是为国家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不说到为国家负责还好,一提到这个话题,沈亦云气不打一处来: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地地道道的辱国差使,这种活,你应该让人轮流来干,为什么独独让黄郛一个人去承受?

蒋介石自知理亏,一时间被呛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作声不得,好半天才支吾着对沈亦云说:你是学过佛的,佛经里有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应该是明白其中深意的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沈亦云仍不肯松口:华北现在早已是一片亡国景象,黄郛在那里,比待在地狱还难受。

蒋介石今天是打定主意不肯走了,所以也急了起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放手!

正是盛夏天气,屋子里非常闷热,沈亦云穿着夏衫,手中拿一把扇子,还觉得很难受,而蒋介石身穿军装,却拒绝打开电扇,只顾着嘴里滔滔不绝,样子既执拗又可怜。

见此情形,一直沉默不语的黄郛示意妻子不要再多说了,自己北上就是。

显然,眼前的这位义弟又到了最难的时候,你不帮谁帮呢?

第6章 病中策

可是新的一年更为艰辛。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认为他们在黄郛手中吃了大亏。

这个人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代表南京政府,绝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同时其人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但又有自己的必守准则,使你无缝可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只是再也不能让这个黄郛在前面挡着路,否则如何捞本?

此时29军也想在华北立足,一个地方,一个中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矛盾,前者甚至还有借日本人之力来排挤中央势力,赶走黄郛的意图和举动。

内外夹攻之下,黄郛身体每况愈下,在心力和体力上都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而局面却仍然在一天天继续恶化下去。

在又勉强支撑一年后,他向政府请了病假,回到阔别已久的莫干山,从此再未北返。

在莫干山,物是,人却已非。

翠绿依旧,炊烟依旧,山房依旧,可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很多个夜晚,常常会被北方燃起的烽火所惊醒。

自黄郛南下后,留守华北的何应钦被日本人逼得几乎一步一退。

先是遭遇“河北事件”,被两个日本武官又讹又诈,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接着又被迫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华北,这些东西都被写在一张纸上,此即外传的“何梅协定”,其实只是一张便条,上面既无签字也没盖章,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但是它标志着华北的两年坚持已走向尾声。

当黄郛在莫干山听到这一消息传来时,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他放弃静养,亲赴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建议,要求加快内部的抗战准备。

黄郛现在连远路都走不了,再也不可能去华北“尝甘苦”了,但政整会还存在。

黄郛建议赶紧解散,该用的用,该遣的遣,因为自己不在,已无法控制住这一充满着“日本通”和“皮条客”的临时机构,而我不用,敌必用,政整会很可能会走向反面。

政整会随即被撤销,黄郛的话也果然得到应验,殷汝耕、王克敏、殷同、李择一等后来都陆陆续续做了汉奸。

沈亦云越来越忧心。

她忧心的是自己的丈夫。

一天又一天,黄郛在日渐消瘦下去,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有时胸部还会剧烈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

她在书上查到,当时有两种不治之症,一为吸血虫病,一为癌症,得了这两种病,患者都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而痛苦万分。

吸血虫病不太可能,悄悄地向医生求教,得知无端消瘦正是癌症的表象之一。

沈亦云又疑又惧,带黄郛出山一检查,果然,肝癌,晚期,医生判断只有数月的生命了。

对沈亦云来说,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

短暂相聚意味着的却是长久别离,人间事,没有比这更令人伤悲的了。

数月,对于聚首来说太短,对于分离来说却太过漫长。他们一道共过崎岖,共过忧患,共过寂寞,20年相知相守,一人去,另一人犹可独生否?

但是这一切,包括病情,她都不敢对黄郛据实相告,每天都是含笑入病房,一出来才愁肠百结。

黄郛不问,可是隐隐约约中已经猜到了病情之严重。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病,经过华北两年的苦熬苦斗,曾经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

他曾经希望以这五年的减寿,令大局稍安,可是大局却越来越显混沌,在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后,以前的种种努力眼看着已是前功尽弃。

黄郛一向对生死看得很开,只有这一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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