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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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死队队员在出发前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勇士。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阿难闻沙罗树林周围12里之间，虽一毫发之尖，亦无插入之地，然刚强之灵魂，遍及各处。

——大般涅槃经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蒙眬的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都在到处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浮桥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浮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光掉到河里淹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事后巡视蕴藻浜战场时，称“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傲的九州子弟兵。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金泽第9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可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作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植田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植田和下元同为陆大毕业生，但植田比下元要高上两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趾高气扬的，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傲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先威风八面地到阵地视察了一番。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蔡廷锴哼了一声，将通牒拿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我们的迫击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金泽师团战史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接近两万。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然而，19路军能做到寸步不让，同样是因为腰杆很硬。

重新上台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来了预备队。

当时南京政府已迁都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三万多人。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无论资历，还是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蔡之下，而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第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却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得意之笔。

因为直到此时，他仍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能冒跟日本全面开战的风险。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像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掺和到一块儿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能增强防守实力，又可以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两军分工明确，第19路军主守江湾，第5军则主守庙行。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19路军据守的江湾。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他随身的宝贝太多了，全是“要你命三千”的类型，所配属的大炮坦克这些特种部队一应俱全，随便拿一样出来，都够你眼晕半天。

可是令植田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琢磨，竟然给他琢磨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坦克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蔡廷锴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儿，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到传说中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第42章　黄埔老师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庙行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江湾，而应该是庙行。

于是植田的对手便由蔡廷锴，转为了第5军军长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他的正式身份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张治中的戎马生涯是从参加学生军开始的，以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军校教书。实际上他后来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战将，倒不如说是一个老师，一个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捧在自己手心里的好老师。

最初，张治中在桂军军官学校执教，几个月下来，学员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桂系军官素有排外倾向，但在亲眼目睹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后，也个个称赞不已。

当时蒋介石做着黄埔校长，正为找不到好老师而发愁，听说张治中如此了得，赶紧去广西把他给挖了过来。

张治中进黄埔之后，从总队长做到教育长，可谓平步青云，一度到了发红发紫，别人不嫉妒都不行的地步。

黄埔是一个上课和打仗经常掺在一块儿的学校，所以在教学的间隙，张老师也经常会出来带兵打仗。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纯粹属于临时玩票性质，仗一打完，仍然要回去继续拿他的粉笔和课本。

出征时，每到一个地方，张治中就要先把士兵给安顿好。他自己从不带行军床，只带一件雨衣，到了睡觉时间，情愿跟士兵们挤一块儿，心里才觉得格外踏实。至于吃饭，更是不挑不拣，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这种带兵方式，其实就跟在学校里一样，而他的部队，实际上也大部分都是黄埔学生。

张老师常读圣贤书，自然忧国忧民。看到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他急得不得了。

正好蒋介石重新出山，在迎接时，张治中便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愿意亲率第5军征战上海。

蒋介石只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第5军的“两师一总队”里，将官以上十有八九都来自黄埔，让教育长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