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9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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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认为，这倒也不失为必要的一步，未必就不是件好事，关键在于认真总结。他要求于2月8日前，将这次发射的全部数据集中，远洋船立即返航，用专机空运调集各地的记录磁带。由航天部一院和发射中心技术专家共同分析，找出问题。《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记载：“经过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忘我劳动，处理分析了全部遥测数据，绘制了数以千计的图表……张爱萍每天都坐镇指挥。”
1984年4月8日，火箭再次升空。这一次非常顺利，火箭在大椭圆形轨道上连续平稳地运行了两天。最后一跳开始了，火箭将把卫星推入准同步轨道。但就在这时问题出现了。工作日志记载的是，父亲是4月10日8时14分接到渭南测控中心报告的：星上镉镍电池超过设计温度，紧接着是卫星外壳和部分仪器温度升高，并且有继续升高的趋势。当时采取的紧急措施是，遥控打开星上全部耗能设备，减低电能储存；同时将卫星调整到让它“躺倒”的姿势，改变太阳的照射角。
温度终于降下来了。但躺倒的卫星是不能通信的。四机部148所全所立即动员起来，进行模拟试验。连续几个昼夜，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只要将星调整到一个与赤道合适的夹角，就可以进行正常工作。这期间，不仅父亲睡不着觉，连邓小平都在无时无刻地关注着这颗星。听到化险为夷的消息，马上和父亲通了电话。父亲说：“他问了情况后说，爱萍，你替我对大家说，我提前祝贺了！”
1984年4月16日18时28分，经过整整8天的旅行，卫星定位在东经125度赤道上空。第二天晚上6点，卫星开始工作了。18日上午10点，父亲正式试用这个卫星，和远在乌鲁木齐的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通话。秘书把机关起草好的讲话稿递给我父亲，父亲顺手丢在一边，对几千里外的王恩茂喊道：“老王！哈密瓜熟了没有？”王恩茂书记也把讲话稿扔掉，大声说：“我这就派人给你送去！”这一情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转播，新疆人民第一次和首都人民一起在同一时间里看到了这个场面。
聂老总评价说：“这真正可以说，是一次飞跃了！”
1986年2月，广播电视卫星正式开通。到父亲退休时，已经可以承接国外卫星的发射，航天商业运作的大门已经开启。
1984年10月1日，是共和国的35周年大庆的日子。
在这之前，我参加听取了北京军区关于阅兵构想的汇报。我和父亲闲聊时说，搞来搞去还是老套路，正步、方队，没劲！父亲问我的想法，我说，应该突出现代化，这是主题。父亲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从1977年算起，整整7年了，国防工业要向全国人民献礼，把我们的东西统统都拿出来。杨尚昆说，好，就给全国全军鼓鼓劲。
35周年阅兵拿出了不少新型的装备，地面进攻力量有各型坦克、装甲车、步战车，还有各种新型的压制火炮，其中装备滑膛炮和复合装甲的坦克，以及40管火箭炮是个亮点。再就是防空兵器和反坦克兵器。空军是歼7多个型号，歼8一个型号。但反响最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导弹化，这是现代化军队的标志。各种型号的导弹基本配置齐全。战略导弹东3、东4、东5；潜地导弹巨浪；防空导弹红旗系列；当时最时髦的步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红缨也登场了。反坦克导弹红箭系列；岸防导弹和舰载导弹和反舰导弹也拖出来了。相配套的是各式雷达，火控雷达，制导雷达，多波束三坐标雷达，船载单脉冲雷达，车载跟踪雷达。有些是没法参加的，如核潜艇，导弹护卫舰，导弹快艇等。电子方面因为不宜展示，特地组织了专题展览，防空系统和监测系统，银河亿次机，雷达干扰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导弹引导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抗干扰坦克电台等等。
这简直就是国防科技的大检阅，他的属下们也太给他露脸了！
我是在电视里看阅兵的。按惯例，坦克装甲部队经过观礼台时，战机编队应该临空。中央台CCTV转播这一段时，专门给了军委领导人很长时间的特写。我看到他们5个人都着新式军装，站成横排，向受阅部队敬礼。这时胡耀邦走过来兴奋地和军人们握手，父亲不断用手指着什么，两人都滔滔不绝。阅兵结束后，我问他，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啊？“胡耀邦说飞机他看不清楚。我说云层太低了。10年大庆时我就在策划这个东西，北京10月有雾，要到中午才能散去。研究方案时我就提出来了，航空兵一定不能高于300米，张廷发（注：时任空军司令员）那里有些紧张……”今天他的话又是很多。
我说，写幅字吧。他的办公桌边摆了张餐桌，垫上旧毛毯，放上文房四宝，随时铺上宣纸就可以写字了。写什么呢？他问。我说，就写毛主席年轻时用来自勉的两句话吧：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益增其奔猛；
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5 在改革的大潮中
国庆35周年盛大阅兵的热潮还没有退尽，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从现在看到的许多官方权威性的报道中，对这次大会，都给予了很重的评价，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又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规定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改革由农村向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全面铺开。
邓小平专门谈到了这份文件，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说：“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邓小平对党的许多文件都有评价，但是像这样给予赞誉的则是不多见的。
邓说的这个“异端”也冲向了军事－工业界联盟的古老而封闭的国防工业。
这的确是个新课题。中国这条大船，告别它航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航道，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高度集中的产业，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大市场呢？军事工业将在经济转型的巨大变革中，经受剧烈的震荡。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规划，由国务院统一组织和管理。
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上述4个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
这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它意味着延续了30年的我国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从此将不复存在。
建国30年来，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军工体系。在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上，军工自成系统。国务院设有国防口，统一归口管理国防工业各个机部。二机部是核工业；三机部是航空；四机部是电子；五机部是常规兵器；六机部是舰船；七机部是战略导弹和航天；八机部是战术导弹（在这之前已经撤销）。国防工业口根据军队的要求和军费的安排，给所属各机部下达军工生产任务。
这次改革，就是要拆掉这个口子，打破民用和军用在管理体系上的分离，下属的各个机部和其他民用部门一样，直接归国务院领导，除保留必要的军品生产线外，一律纳入民用系统。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国务院体制调整方案在会上拿出来后，父亲说，他不好举这个手。中央确定的事，当然要服从，这是原则。但这一切来得是如此突然，毕竟涉及面也太大了。
他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
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
会议还没有散，父亲就打电话给杨尚昆，建议马上召集各总部、军兵种负责同志开会。吃过午饭，各军兵种的司令员和有关部局的领导就集中在三座门了。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杨尚昆也不清楚。会议一开始就炸锅了。具体怎么开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知道最后推举一个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当代表，与国务院协商。
其实，军队方面也有误解，打破自成系统的国防工业体系，是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国防工业并不因此而消亡。只不过，从此，军事工业不再是指从事军品生产的企业的总和，而是指所有军品研制和生产活动的总和；军工行业管理的对象不再是原来拥有产权的军工企业，而是与军用有关的技术和生产行为了。
当然，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引起军工产业内在运行机制的变化，以后，军队再要什么，那就拿钱订货。过去是按指令办，现在是按合同办。这就是向市场化的转型的基本内涵。军人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那要花多少钱，人家才同意卖给你呢？飞机大炮难道也能像电冰箱、洗衣机那样在市场上货比三家吗？
既然是向市场化转型，这就必然导致军工产业的企业化改革。
过去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虽然也被称之为军工企业，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既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经营风险和享有收益分配权。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活动的组织和产品的调拨等都是通过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的。
这次改革，就是要把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的主体。通俗地说，就是转变为公司。军工部门的企业化改革后，各机部一律改为公司，国家只是出资人，企业享有经营的独立权。传统的行政上下级管理模式和隶属关系将被资本联结纽带关系所替代；集团公司真正以效益为中心，并按照市场导向进行开发经营，逐步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这个前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那么新鲜。当然也有人说，这行吗？是不是有些太邪乎了？
后来听到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议论，说又不是断他们的粮，反应这么激烈，真没想到。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稳一稳也好，那就先缓一步吧，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
1984年11月，军委座谈会期间，我和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无意中闲聊，谈起这次会议上提到的关于“国防工业自成小天地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大家都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什么？针对谁？我也很奇怪，是啊！这话是有所指的吗？父亲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错，与他有关吗？“小天地”，究竟寓意着什么呢？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事出有因。不行，我得问个明白。
晚饭后我陪父亲散步，闲聊中谈起了这件事。
“什么小天地？我怎么不知道？”他说。
咳，文件上都有了！你开会肯定又走神了，又在想你自己那摊子的事，也不听听人家说什么。我责怪父亲，并把文件给他找出来。
他看了后说：“军工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嘛！又不是谁非要把住。中央决定了拿出去，我们执行就是了。”
在这样一个重大变动的面前，父亲是什么态度呢？应该说，他不是个保守的人，更不是个把事业等同于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人。但应该承认，这个变化不在他原有思考的范畴之内，也突破了他对国防工业发展的宏观设计。对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对执行这一举措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后果，他和他的机关的确需要一个思考和反复论证的过程。
但问题的性质，似乎不完全是工作层面的。小天地！谁在搞小天地了？小天地与独立王国何异？他对这一说法是难以接受的。其实，不就是盯上了国防科技工业这块肥肉了吗？当初，那样困难，求你们，你们不管，说是要我们自己“滚”，现在滚大了，红眼了，就借着改革之名，一锅端了过去。端就端吧，又不是我个人的财产，何必扣帽子呢？
我曾问过父亲这方面的事情，但他的回答很精练简捷：“上面定的。”似乎多一句都懒得说。
但他还是很恭敬地执行了这个决定。
我查到了当时的一份文件。是国防科工委在1984年11月30日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关于军工体制改革的原则建议》。内容摘录如下：
张爱萍同志最近邀科工委在京的几位领导同志，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邓主席、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