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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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更多的党内高层人物表态支持。陈云同志的批示简明，但却严厉：“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也不要三心二意了。”是提醒还是警告？
聂老总敲着桌子质问，为什么要花这样多的钱去买人家的？
父亲批示：“将陈云同志对国家计委国防局的批示和材料增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各同志。”
我无意于评价事情本身的对错优劣，只是感慨，上一代打江山的这批领导人，果然不同凡响，毛泽东“自力更生”之路在他们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了。
这只是一次工作性的争论，并不能说明赵紫阳，包括支持大亚湾的同志们，就反对我国自己搞核能。父亲说：
“我后来给赵紫阳同志又写过报告，他是很重视的，马上就做了布置，引进了一些设备。”
我曾问过父亲，你为什么站在秦山一边，而反对大亚湾。
父亲说：“我没有站在秦山一边，也没有反对搞大亚湾。争论是正常的，秦山和大亚湾，谁先谁后，是个工作问题。自己搞核电，还是引资搞核电，对解决地区的电力困难，发展国民经济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但如果从发展我们自己的核电事业来看，不给二机部饭吃，封杀它，只图眼前，急功近利，那就是战略上的短视。核工业，包括所有的国防工业领域，不能只停留在搞武器上，一定要把它引向国民经济之中，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这是个基本方针。能源问题早晚是个麻烦，要从长计议。这才是国务院研究问题、做出决策的思考角度。”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不愉快，我分析，除了父亲说的“受制于人”刺激了其他同志，更重要的是领导体制问题。国防工业横跨军委和国务院两大系统。航天和核工业在业务上直接归国防科委领导，按惯例，重大事项都走军委这条线。核工业向民用转型属重大决策，自然是先向邓汇报，得到邓的首肯后，再提交国务院。过去周恩来任总理时，军委、国务院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他，而现在赵在军委并无职务，军事工作他不管，势必产生军委拍板，国务院执行的错位和错觉。听父亲说，有几次，记不起是为了什么事，赵曾问过父亲，大意是军委定的事，涉及到国务院的，他都不知道，显得有些愠怒。我想，问题还是出在沟通和体制上。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画上句号。
不久，小平同志找了我父亲。父亲回来和我说起这次谈话的情况：
“听说你开会都不参加？我说，与我有关的我都是到会的。至于他们谈农业、体育，不归我管，我又不懂，去陪会，我看没有意思。”
“都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哩。爱萍，你，就是一个！要注意咧。”
对邓，他一向是很尊重的，他觉得邓小平是个务实的人，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两弹一星事业上，邓给过他有力的支持。尤其在1975年，邓鼓励他说，不要怕，放开手干。最使他宽慰的是，邓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你，张爱萍和我一样，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很难说这是句表扬的话，但父亲却经常提到，显然他是认为，就凭这句话，说明邓是了解他的，对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态度和立场是支持的、鼓励的，而对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是宽容的，甚至多少还是赞许的。和他自己一样，邓不是个喜欢计较小事的人，看人、用人有他独特的视角和气度。
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不是像以往一样，不就争论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评价，赞许他力排众议的勇气和鲜明的立场，偏偏是批评他的态度和方法。邓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提出反对的意见？是他的意见不对？如果看法错了，邓完全可以当面指出来嘛！但他没有。那只能是有一种解释了，就是不应该和赵对着干！不管意见对否，总之，不能对着赵上！他要维护他。
我总想利用个机会帮他排解一下，晚饭后陪他在小院里散步，我问他，你还是因为这件事不愉快吗？
他说：“过去了，就不再想它了。”
我说，你还是应该和邓敞开了谈谈自己的想法嘛。
父亲很难受地说：“没有用的。”
为什么这样想呢？我看他陷入了郁闷之中。
事隔快半年了吧，1982年春夏，父亲去三线检查工作，我正巧去成都，我们一起在金牛坝住了几天。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邱秘书从北京来了电话，我说首长正在吃饭，是不是一会儿再通电话？邱说，是件重要的事。父亲接完电话回来，闷头吃饭。我问他什么事啊，那么重要？他抬起头来说：
“没有我了。”
什么？我听不懂。
“免去了我副总理的职务。”
我们都有些诧异，怎么这么突然呢？
打开餐桌旁的电视，正在播发着每晚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新华社消息：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1982年4月22日至5月4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关于……
会议通过决议，万里、姚依林继续任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余秋里、耿飙、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张劲夫等10人为国务委员；免去余秋里、耿飙、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杨静仁、张爱萍、黄华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原来的副总理除两人外，都改为国务委员了。只有杨静仁和他，被免去副总理职务后，却没有再委任国务委员。父亲果然是被免去了职务。
这叫什么事？搞的什么名堂？我叫起来。
他说：“不要瞎议论，退休是正常的，也是我自己要求的，只是没想到这么突然。”父亲这才说，国务院准备搞机构改革，在这之前，是他自己给小平同志、紫阳同志写了退休报告。
正常个屁！一个同志退下来了，组织上总要先谈谈话嘛！别说你了，我们参谋人员离退，部长都亲自谈话。大家在一起工作，也算是个尊重吧。一点招呼也不打，是我们党的传统吗？我说，肯定和那次核电站的争执有关，恨上你了！
父亲说：“没有根据的话就不要乱说。”
的确是太突然了，自己的免职居然是在《新闻联播》中听到的，我不知道有哪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这样被解除职务的。
他是干部队伍年轻化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在全国各大系统中，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战线一直走在前面，率先破格提拔了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上更具现代化的年轻干部，如伍绍祖、邹家华、聂力等。这几年，父亲对于自己退出领导岗位也一直有所考虑，几次书面提出让位于年轻的同志。但现在，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毕竟令人太难堪了，也太有悖于常理了！不能不使人想到暗箱操作。
但他又能说什么呢？这原本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嘛！
父亲是个很要强的人，也是很要面子的人。这点我是知道的，从许多生活小事上就能看出来。别看他平时衣着简朴，从来也不讲究牌子、衣料，但随便什么衣服他也是不穿的，他只认定自己挑选过的、认可的衣服，即使再旧再差，他也衣冠得体，坐、立、行，都是军人姿态。天气再热，也不扇扇子，部队会操，再大的雨也不打伞，他说：“这就叫上不遮、下不扇，记住，这是带兵最基本的要求！”
我想，他肯定是很恼怒的。父亲自出任副总理后，才仅仅一年半，许多计划才刚刚开始。现在，下去检查工作刚走到半道上，让他何去何从？我说，你不是还要检查三线工作吗？走到半路就被免职了，多尴尬啊！是走下去，还是干脆不管了？我看，打道回府吧。真够恶心人的！
父亲的确有些惶惑。他沉默了一下说：
“计划就不要变了。也好，和同志们去告个别吧。这么多年了，很多同志还住在山沟里，我去再看看他们吧。”
按计划，他还准备到坐落在长卿山脚下的核九院走一趟，那里有他的老朋友邓稼先、李英杰、陈能宽。1962年他动员他们由北京搬到青海，在歌中唱到的“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安了家。原子弹试验成功，1965年才迁到了这里，10个研究所像羊拉屎一样遍布在深山里。一晃快20年过去了，这个为共和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精英群体，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呢？没有马路、公交，没有餐厅、剧院，没有煤气，甚至偌大的厂区连个供应蔬菜和副食品的商场也没有，孩子上学、家属就业，都成了老大难问题……
不久前，他派陈彬专程去了一趟，商量一下搬迁的事，怎么样了呢？他想，钱还没有最终落实，不好说得太明白了。掌握人类最尖端科学的人，恰恰远离现代文明，陪伴他们的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望不断的绿水悠悠”。
他这一走，真的是要留下太多的遗憾了。
其实，让人恼火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些。
国防工业过剩的生产力往哪里去？整个国民经济本来就机械加工业过剩，随着农村土地承包，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于是，一场争原料、争市场的商战开打了。面对国防工业特有的技术优势，地方保护主义筑起了强大的壁垒，国防工业原定的找米下锅方针遇到了阻力。生产民品，没有原材料；制造的产品没有市场准入。“国防工业原本就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现在又来抢饭碗”；“国防工业是包袱，砍掉算了”……当矛盾提交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又是一场舌剑唇枪。
第三世界的国防部长们又来讨要武器了。父亲这个从来不讲钱的人，突然一改常态，可以，但我可是要收钱的哟！父亲说：“他不干，在北京赖了一个星期，最后谈成付成本费。”
这又是轩然大波。外事口态度坚决地说：
“我们不做军火商，是毛主席的原话！再直接不过了嘛！难道还能有歧义吗？”父亲顽皮地说：“既然你想请客，那就掏你的口袋吧！”
“变无偿援助为有偿出口，这是挑战我国的基本国策。”父亲说：“扣帽子谁不会。你也不要忘了四个现代化才是本世纪的目标！”
“外事领域是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不存在‘左’的问题！”父亲说：“人民解放军难道就是‘四人帮’抓的不成？”
不过这次赵紫阳是站在父亲一边的。
凭父亲一贯的个性，不难想见，在为国防工业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中，他肯定又是剑拔弩张的。
惹不起的人——这顶桂冠终于戴到他的头上了。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定点于浙江海盐县东南的秦山山麓，故取名为“秦山核电站”。它东临杭州湾，地质构造稳定，冷却水取自海水。1983年破土动工。
父亲批示：“请转告核工业部的同志们，现在就要看他们的了。要像搞第一颗原子弹那样，埋头苦干，下决心干出样子来。”
秦山核电站。1991年并网发电，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10年累计发电168亿千瓦时。与燃煤相比，减少向大气排放硫氧化物14万吨，二氧化碳1800万吨。杭州湾依然秀美清新。中国成为世界第7个有能力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了。
大亚湾核电站同样辉煌。1993年并网发电，也是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它的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能源缺乏的广东省一直靠北煤南运，省内水系落差小，不具备发电条件，就从核电上找出路。可他们缺电也缺钱，于是利用比邻港澳的优势，“借钱买鸡、借鸡生蛋、卖蛋还钱。”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透着商业运作的智慧。1983年，与香港合资，并与法国、英国签订了设备购置、技术服务和贷款协议。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中国的核反应堆专家彭士禄。彭湃是我父亲年轻时追随的革命偶像；彭士禄是我父亲欣赏的专家型领导干部。
两个项目，两条道路，两种办法，殊途同归。不管当时的争执如何激烈，矛盾如何复杂，也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这段小小的插曲，多少折射出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探索中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了那一代人特有的风采。
话虽如此，但我国核电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能源结构中核电所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仅有1％，远远低于美国21．9％、日本33．4％、法国77．4％。
20多年来，几乎很少有人对中国长期的能源需求有冷静、清晰的判断，自然对于核电的战略定位更是无从谈起。在80年代崇洋的风潮下，像我父亲这样的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土包子们，是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的。
直到2003年，捉襟见肘的窘相终于露出来了。2005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扬，能源供应全面趋紧。这些因素使得核电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