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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节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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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原则上必须否定自己,具体上又必须坚持真理……

但思路仍然像一团乱麻,没有头绪。

不难想像,所有的人都想见识一下,曾几何时,这个叱咤风云的人民解放军的上将,一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今天在万人瞩目的被告席上,究竟会是个什么“熊”样?

父亲一早就起床了,他刮了胡子,对镜着装。在医院里住久了,会显得衰老疲惫。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影响到他形象的事,在今天是决不允许的。

我们家人都没有陪去,原因很明显,目睹自己的亲人承受磨难和屈辱,谁也受不了。我们偎坐在妈妈身边,企盼着噩梦的结束。

原以为怎么也要大半天吧,没想到伴随他参加批判大会的秘书邱景春同志突然来了。说首长讲完就回医院了。他是专来报信的:

“首长一上台,还是他那个习惯,对着麦克风,把他那根手杖在地上使劲地顿了一下,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

是啊!这也许就是他的开场锣鼓:你们看看,我的气,盛得很啊!

“可能是首长好久不露面了吧,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慢慢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全场一下子哄然大笑。是发言稿!”邱景春兴奋地用手比划着说。科技战线的人们对他太熟悉了,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讲话居然也念稿子了。

“主持人就喊,严肃点!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父亲根本没有用事先准备的那份讲稿,他不知什么时候为自己拟定了一份只有72个字的讲话。我记得在推敲检查稿时,他曾嘟囔过一句:“检什么讨?但话要讲!”

72个字的全文如下:

“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完了?

邱说:“就这几句话,首长说完,又把手杖狠狠地在麦克风前顿了一下,扭头就走。”

父亲说过:“既然他们要我面对这么多群众,怎么检讨,就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决不低头!”

他没有为解放军丢人,没有为老红军这个称号丢人,没有为1975年的整顿丢人。他也没有为共产党丢人,虽然,批判他是中共中央批准的。

若干年后,写《张爱萍传》时,传记作者贺茂芝采访当时在场的我国著名的大科学家、两弹元勋黄伟禄,他说:“太精彩了!我真想为他鼓掌叫好。中国的领导人,如果都像张爱萍这样,中国还能没有希望?”

父亲晚年回忆起他这段经历时说:“化大革命’是我思想上一个最大的转变,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我完全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我没有错,怎么整,都随你。”

“革’初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整个国家是怎么回事,我还都不明白。所以才会有监狱里反反复复、百思不解的痛苦。76年我清楚了,就是派性斗争,党内的派性斗争。我从来不属于哪个派别,也从不参加到哪一个派别去。你就是整死我,我也不低头,两弹一星和它的事业还留着吧!参加革命,我就没有想过能活到今天。无所谓!”

我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

不想我这一问,竟惹恼了他。父亲忿忿地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

我很惊讶。他继续说:“批斗我的时候,就追我这个,问我和邓,和那三个人有什么联系,有什么组织活动。我说邓小平对国防工业的讲话你们不都看到了吗?大概有两次吧,叶、李先念、包括‘四人帮’有几个都在场嘛。”

“你们没有单独的谈话吗?”我问。

“记不得了,也许有,但都是谈工作。”

“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

“那应该怎么理解1975年你在邓小平领导下搞的整顿?”我问。

他回答:“我们没有任何私下的往来和谋划,完全是从工作出发。整顿是党中央的决定,也是毛泽东的决定。要整顿必然要否定革’,因为他们把国家和军队都搞坏了,决不能允许!这里是思想体系的一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个人关系。搞小圈子,搞帮派,几个人搞到一起,叽叽咕咕地,只有‘四人帮’才喜欢搞这一套。”

“还有林彪!”他想想,又补上了一句。

批判仍在持续不断。规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会,继1月18日后又开了多次:2月5日,2月6日,2月11日,3月1日,3月2日,3月5日,3月24日,3月27日,3月28日,8月5日……

但父亲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好在有叶帅的批示和301医院的抗争、医护人员的阻扰,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的暧昧、拖延,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也被列为批判重点。1975年父亲复出,就约了肖向荣和他一起干。肖在“文革”初期就被林彪整肃,经历了九死一生。整顿中,父亲下去蹲点,他坐镇科委机关,和帮派势力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这次当然也列入死整的行列。他在被批斗后,也是心脏病发作,住进了301医院。国防科委革命派的领导人找他,要求他参加群众批判大会,说“这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对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你好好想想吧!”

这番话对一个老革命来说,有着当今这代人难以想像的分量,肖向荣犹豫了。父亲对他说:“胡说八道的话,哪里能听他的。不能出去,要斗就叫他到医院来斗,骂就由他骂去,不过个把钟头。”肖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父亲说:“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这样蠢!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完全是派性斗争!他们算什么组织?宦官朋党,胡作非为!不要去!”

但肖向荣还是说,毛主席有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作为一个党员,总要见见群众,去说一说真实情况也好。

肖向荣,走了。

他真的是做到了据理力争。面对批判,他坚持自己和张爱萍到七机部整顿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越是这样,对他的批斗就越是没完没了……

据他的夫人余湛讲,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交代检查,想到自己革命一辈子,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悲从中来,不禁泪如雨下。劝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待会吧,还差些没写完呢。一觉醒来,再看他还伏在案上,已经昏迷,身子下还是那张没有写完的检查交代。送到医院抢救,终未能挽救回来。他是被逼死的。

肖向荣,曾任军委办公厅主任,1926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

噩耗传来。父亲激愤地敲着桌子:

“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不听话!……”泪如泉涌。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提到这事,父亲都是那句话:

“是我找他出来工作的,他是代我受过而死。他比我更忠于这个党,他对党是真忠,真忠……”

人民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地喷发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我当时不在北京。有人是这样描述的:这年的清明飘洒着细雨,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堆积如山的花圈和挽联,数不尽看不完的现场吟就的诗篇,此起彼伏的即兴讲演,在这里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怒潮。

天安门成了宣泄感情的广场,成了全民公决的广场。

人们亲眼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斗争的全过程,亲身体验到了什么人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什么人在破坏他们的利益。经过了10年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人民一下子统统都站到走资派一边去了。他们又一次涌向街头,有趣的是,带头的还是当年的红卫兵。

没有任何一个大人物在他欺侮人民的时候是可以不受到惩罚的。

我不打算详细地叙述“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我需要提醒的是,成千成万的人们在人民纪念碑前献上的那朵白花究竟是什么?是选票!是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它发出的高昂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炸响: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秦皇的封建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天安门事件”是以暴力手段结束的。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上的几十万反对者,便被扫荡一空。但奇怪的是,没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

人们笼罩在不祥之中。

6月间的一天,江渭清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

以我那时的年龄,还想像不出毛主席不在了中国的走势会怎样。但很多老同志已经看到了这一步。10年来,“四人帮”这批势力如此不得人心,却又如此猖狂,他们仰仗着谁呢?还不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吗!如来佛身边的小马崽,下得界来,不也闹得个天翻地覆吗?狐假虎威,政治上叫造势;商场上叫做局。

谁知道呢!或许马上就要重新洗牌了。

我们和父亲都只一个信念,养好身体,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第十章 强国之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殇。

28天后,“四人帮”被逮捕,举国欢庆。

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翻开了。虽然当时我们谁都不曾意识到。

1 老马识途

当我急忙从外地赶回京时,父亲还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白发稀疏。他复出后与“四人帮”的殊死搏斗,加上一年来无休止的揪斗和批判,心脏两次抢救,身体极度透支。

我们拥抱在一起。他瘦骨嶙峋的身体,轻飘飘的,神游气虚。

感谢上苍,没有抛弃我们。自毛泽东去世后,对命运未卜的不安就压在心头,明天将会是怎样的?好起来吗?还是要继续坏下去?10年的磨难历历在目,我不知道,父亲也不知道,我们已经不愿再去想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从生死别离的苦难中走过来的人,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好久好久,父亲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出了一句话来:“可以回家了吧。”

我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白米北巷家中。自1967年他被抓走后,我们被扫地出门,已经有10年不曾回过这个家了。1975年父亲复出,总不能老住在招待所吧,当时在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出面过问,把房子还给我们。可怜的是父亲还没来得及住进去,就又被打倒了。父亲自嘲地说:“幸亏没搬进去,否则再被扫地出门,搬来搬去的,还不得累死!”

我陪着他在小院里漫步。月光如水,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回到自己的家中,没有人打扰和监视,沐浴着融融的月光,踏着地上摇曳的疏影,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是多么可贵啊!一个共和国的开国上将,有家10年不能回,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能呵护,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怎能不让人寒心呢?

1976年10月的胜利,只是党内反对力量的一次临时性组合。报刊上、广播里,天天仍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国防科委党委还是没完没了地喊“批判张爱萍是毛主席批准的”、“四人帮倒了,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

喊了两个月后,1976年12月12日,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召集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他对当时的国防科委负责人说:“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张爱萍同志有错误,毛主席说批批可以,不要过火。但你们在主席去世前写报告,要把张爱萍同志定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且要求‘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主席去世后,还报告‘要批邓联张,张爱萍不能翻案’。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科委你们面搞得很宽,搞得人心不舒畅……”

这是自“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讲话,我们全家都感到欣慰。当我们把陈锡联的话告诉父亲时,他嘟囔了一句:“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

关汉卿的唱词〔黄钟尾〕曲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当时胡耀邦也在家中赋闲,我和弟弟去看望他。他是我父亲青年时的挚友,曾一起在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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