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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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都在糊糊涂涂地过日子。……我害怕把这一完全新的，又是技术性多的海军工作弄不好。你还记得吧，长征到陕北，要我到骑兵团工作，结果打了败仗，开斗争大会，被通令撤职。而现在搞海军，我怕搞不好，碍事。我三天后就要返南京了，怕无机会面陈了。敬祝健康！张爱萍”
毛泽东没有给他答复。今天，海军，在他手中，从一张白纸，终于走上轨道，他也渐入佳境。
当他决心把自己交给大海的时候，1951年2月15日，中央军委命令：“免去张爱萍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第7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人生真的像似大海，变幻莫测吗？
许多海军的老同志回忆，要找张司令汇报，找不到了，哪去了？才知道调离了。为什么？
自离开海军后，他就很少参加海军的活动了，虽然也有过有限的几次，但很少听他主动谈起过海军。似乎那一段经历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直到1994年，纪念华东海军成立45周年时，当年华东海军文工团的同志们聚会北京。父亲已经退休7年了，他现在已经不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了，真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军退役的老军人了。请柬送来，父亲在请柬上写下：“和大家共同纪念自己的节日”。我因为工作，没有能陪他，但贺茂芝同志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摘选如下：
“消息传出，老战友们激动不已，电告信传，相约前往。有首席小提琴手之称的张琦与夫人歌唱演员宋允芳，……当年曾是《保尔·柯察金》话剧导演的田凯，……年过古稀体弱多病的饶丁（注：作家），书法家山河病逝，他的夫人带着他的作品来了，……分布在全国16个省市的230多人均按预定时间云集北京。
“为什么呢？一次聚会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大家都想见见几十年未见面的张司令员。话剧《甲午海战》的作者之一的朱祖贻说，大家也都十分珍惜张司令员创建领导的这个集体。
“……200多名老同志夹道欢迎老司令员……
“张爱萍说：我很想念你们！瞬间，欢迎的夹道变成热烈的围墙，叙不完的往事，说不尽的今情，一个个热泪盈眶，一个个感慨万千。
“……张爱萍环视了一下大家，突然问道：童若华来了吗？童若华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南京解放前，举家飞往台湾，唯独她留在南京参加了华东海军文工团。转业到地方后，在反右斗争中曾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到审查。张爱萍得知后，致函证明她是积极参加人民海军建设并卓有贡献的革命同志，才幸免于难。化大革命’中她的遭遇怎么样呢？张爱萍的一声问，使站在人群外正在跷着脚注视着张爱萍的童若华骤然一惊，赶忙回答：司令员！我来了。63岁的她眼噙热泪……张爱萍问：革’那几年遭了不少罪吧？童若华点了点头，擦去流到面颊的泪水说：比起您老人家受的罪算不了什么。听说您的腿断了，我们都很难过。说着哽咽起来，顿时好几个同志都哽咽出了声。哎，张爱萍似在劝慰她们，化大革命’中都有所失，可我大有所得，我多了一条腿嘛！说着扬了扬手杖。
“联谊会开始，主持人赵志说，请我们的老首长老司令讲话！……张爱萍说，不要叫我司令，我们是老战友，是风雨同舟的老战友。遂大声朗诵道：四十五年情，友谊胜纯金……”
这次聚会后，华东海军的这些老同志们出了套书，取名《半个世纪情》。这套丛书汇集了当年投身新中国海军事业的许多老同志的回忆文章，记述了1949年这一代青年的理想、追求、经历和命运。同时也收编了许多当年的历史文件和资料。海政文工团的老团长胡士平送给我一套，共6本。2003年，父亲在他病重最后的日子里，叫我给他逐段逐句的读。他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想听。
书中有篇署名“南望”的文章，大概寓意“难忘”的意思吧，根据8位老海军同志的往来信件编成。文章中说：张爱萍司令员曾经问道，古往今来，两三人之间，十个八个人之间的友谊佳话不少，但像这样几百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友情不变，愈久愈深，从未有过。这是为什么？
是啊！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50年前，一批热血青年，怀着爱国报国的真诚愿望投身革命军队，在华东海军这个大家庭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但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使他们和整个国家坠入了理想、信仰、道德、思维的黑洞。青年时代的梦，破灭了又点燃，稚嫩的心灵被击伤了，但却成熟了。当年满怀爱国壮志的热血青年，面对镜中霜鬓白发时，用什么去抚平历经苦难后的累累创痕呢？用什么去平衡内心的空旷和苍茫呢？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光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青春和热血、理想和追求，还有纯真如水晶般的友谊，都融化在海军神圣的称号中了。或许这是一段满怀理想和希望而又没有结果的经历吧。没有实现的梦是最美的。因为，在那里，他们能找回自己。
2003年7月5日，父亲去世了。华东海军老人们泪水纵横，他们在挽联上写道：
海浪奔涌，海风凄厉，海云漫卷悲无际；白发将军乘鲸去，万千老兵心欲泣！忆往昔，半世纪前，率众同创新海军，乘风破浪，建多少丰功伟绩！
战将风骨，战士心态，战斗诗情永澎湃；赤心安邦铸神剑，敢言真理坦襟怀。抬眼望，海内域外，深情厚谊爱民者，万世千秋，终赢得人民敬爱！
7月23日，华东海军老战友在网上举行追思会，悼念父亲：
……得知司令员辞世，真是失魂落魄！就像刚刚失去爹娘的孩子，顿觉无依无靠了，我心戚戚！
……今天，我们这群70、80的老战士，怀着深如大海的人间真情，自发自愿地汇集在自建的海石花网站，为我们永远敬爱的张爱萍司令员送行。
……张司令的精神永在！张司令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半个世纪，情胜纯金”？因为铸造这纯金战友情的，是我们敬爱的张司令！他以他高尚的人格力量凝聚着我们。他是将军，他爱士兵，他是人，也是“神”，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
作家胡士弘在记述父亲与华东海军的友谊时，写道：“张司令员是首长，也是战友。并不是每一位首长都能成为他属下的战友。首长比战友多了一分严肃，战友比首长多了一分亲切。我们有张司令员这样伟大的战友而感到荣幸，张司令员也以有众多属下为战友而感到欣慰。他称我们是与他‘同创新海军’的战友。在老战友北京聚会中，张司令员高呼‘老战友万岁’，这是他的和我们的共同的心声。”
当一个人不管是因为什么离开他的集体时，能留下这些，也就足够了。
6 老死杭州
1951年初，我们全家随父亲来到了杭州。杭州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春节一过，杭州的春天就到来了。苏堤两岸，“一株杨柳一株桃”，桃红柳绿，赏景以清晨最佳，故有“苏堤春晓”之称。
杭州是1949年5月3日由7兵团解放的，父亲到来之前，7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员是王建安。因王建安调任上海军事指挥部任司令员，父亲离开华东海军后接替了他。但父亲上任时，7兵团和浙江军区已经有了变化。原下辖21、22、23、35四个军，10个军分区和所属部队，父亲到任时，35军番号已撤销，军直和炮兵团归海军。到了7月，23军又划归9兵团，1952年1月军委决定取消兵团建制，所属各军直接归华东军区暨三野指挥。这样，父亲的头衔就只剩浙江军区司令了，部队只剩下军分区和独立师。不久，军委决定成立公安军，独立师改编为公安师。浙江军区成了个空架子。
从他负伤算起，一下子从峰顶跌落下来，经过3年的痛苦挣扎，终于康复重返前线；在海军刚有起色，又调离，来到兵团；现在兵团又撤消了，从指挥野战军作战，到专搞民兵工作的省军区。海军司令终于变为“空”军司令了。
其实，父亲初来浙江时还是很有些想法的，他回忆说：“浙江当面的敌情还是很严重的，从渔山列岛一直到大陈列岛都是国民党控制，海上交通不畅通，连渔船都无法出海。我想，凭我们浙江本身的力量，通过逐岛作战的方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51年秋冬，温州军分区的独立师，占领了洞头岛，不想又被增援之敌反击下去。我到温州前线考察，不是登陆问题，而是登上后守备的问题，重火器没有及时跟随上去。于是决定利用夜晚再次登陆，上陆后，不等纵深战斗结束，就抢先把炮兵、工兵送上去，快速构筑火炮工事。第二天天刚亮，胡宗南的舰队果然又增援上来了，但这次他可来不及了，哈！被我们的炮火打得稀里哗啦。本来我是想继续发展胜利的，一个一个岛子的都拿下来。但这时军委决定把7兵团撤销掉，又组建了公安军，没有了部队，攻岛的计划实现不了了，军区更没事做了，只搞民兵工作。”
在军队中，许多人瞧不起做民兵工作的。这不仅是因为在作战行动中，它处在一个辅助和保障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和野战军相比，省军区系统的干部配备年纪通常较大，提拔较慢。部队干部的行话是：“这回我可完了，被塞到人武部去了！下一步就等着脱这身皮了。”这身皮，指的是军装，复员转业，不就是脱下军装滚蛋嘛。如果某某是调到野战军去任主官，那一定是说：“这小子，他妈的挤进野战军了，下一步准保还得升。”一个“塞”字、一个“挤”字，不是明明白白吗？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就是个养老院、转运站、垫脚石。这难道能怪他们吗？
父亲在回忆到这段经历时，好像是在对我说：“不在于别人瞧得起瞧不起，而在于自己瞧不瞧得起自己。自己不努力，在哪里干都没出息。当时书记是谭震林兼，但他专注搞他的地方工作。我是副书记，我和参谋长赵俊和政治部主任丁秋生商量，召开干部大会。我就讲，不管野战军、地方军还是民兵，都是国防工作的需要，没有高人或低人一等的问题。现在任务轻了，那就更可以集中精力把民兵工作做好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3个人都是下了决心的，决心老死杭州！哪个不愿干可以报名调走。”
好一句“老死杭州！”从狂风激浪和战火硝烟中走来，他在浙江的生活相对是恬静的，如涓涓溪流。
初到杭州，组织上安排我们住在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馆。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原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僚资本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杭州地区没收的房产就由当地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门分别使用。说起司徒雷登，国人并不陌生，中学教科书中选用毛泽东的那篇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让大家知道了这个美国人，虽然，现在有人说这里多少有些历史的误会。这个大名鼎鼎的豪宅，父亲去看了看，他说，这怎么行？把它改作招待所。当年在浙江军区工作的林杰同志还记得：“负责安排的副参谋长赵俊解释说，你是这里的最高首长嘛！张爱萍说，什么最高？生活上的事，向老百姓看齐，不向美国佬看齐。”
我们搬到了万松岭，90年代我故地重游，这里已改为司令部的通信总站了。司徒雷登的房子经过整理后，朱总司令、董老，还有少奇同志来杭州时都在这里下榻。后来我们搬去南京，安排在人和街11号，住进去后又搬了出来。父亲说我不能住这样好的房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服气，说你搬走了，其他军区首长不照样住？父亲一下子恼怒起来，说：“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住不住司徒雷登的房子，对父亲来说，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桩，在他的记忆中早就消失了。还是林杰同志回忆：改为招待所后，机关同志可以散步到西湖边了，每当看到这座豪华漂亮的公馆，都感慨万千。不要小看了这点事，张司令员住房子的故事，在部队的干部、战士中不胫而走，尤其在刚刚解放了的杭州老百姓中，对比国民党大员骄奢淫侈的做派，给这个人间天堂带来了共产党执政后廉洁务实的风气。
林杰同志写过一篇文章《终身难忘的党课》，记述了当年我父亲给军区机关讲党课的情景。他说，我提了个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党区别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哪里？张司令的回答使我震惊。他说，除了党的纲领外，主要看领导人的言行。言和行，主要在观其行。不要被政客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林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仍是那么新鲜，那么值得回味。”（注：《缅怀张爱萍》357页）
他可以按时上下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