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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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序幕。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6万余人，它的恢弘战绩铭刻在世界战争史上。

与父亲同时期的，也就是大革命后期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这批干部，长征前后，由于各个根据地的情况不同，在中央红军的，大多是师团级干部；在二、四方面军的大多是军师级干部；抗日战争中，在八路军中大多是旅团级干部，新四军中大多是支队或后来的师旅级干部。解放战争后期，全军统一整编为四个野战军，外加华北军区，共辖属16个兵团，这批人基本都是兵团级的干部了。他当年的参谋长张震，已经是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了；他的副师长韦国清，现在是兵团政治委员了。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人才济济，齐装满员。虽然国民党仍有半壁江山，但“呼啦啦大厦将倾”，如毛泽东所说，剩下的只是“追穷寇”了。

在中国的大舞台上，国共两党28年的拼杀已近尾声。大幕，即将落下。

是啊！遥望决战的旌旗号角，一个有血性的军人，远离厮杀的战场和他的军队，他又能怎样呢？虽已时隔久远，但我仍能从他回忆时的神情中，觉察出当年的孤寂和无奈。每当触及到这个话题，他只有两个字：“养伤”。

被时代遗忘是可怕的。好汉不提当年勇，抗日战争中，他那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出了天津我就自己开车，第一晚住德州，第二晚到济南，又经徐州到蚌埠，陈老总见我回来很高兴，那时正准备渡长江，华东野战军改成7、8、9、10兵团，向长江边推进。陈老总问了我身体情况后，想把我留在三野司令部。我说，情况我不熟悉，还是想到部队去。他说，各兵团都配齐了，要去，只能是副职了。我历来不计较这些。宋时轮当时在9兵团，我和他很熟悉，我说，那我就到9兵团给宋时轮同志当个副手吧。宋听说了对陈老总说，让爱萍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好了。那当然不行！”

父亲的回忆跳过了一个细节。据资料记载，他回前线后，先是到的总前委。总前委是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为了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决战时形成力量的优势，中央决定，把第二和第三两个野战军整合起来，组成百万大军，形成压倒之势。总前委于1948年11月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书记。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继续行使职权，组织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父亲就是在这个期间重返前线的。他的情况多少让组织上有些尴尬，给父亲任了个总前委委员，算是暂留总前委帮助工作。显然，在这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转折年代，像我父亲这种人是决不会甘于这种闲差的。于是就有了前面他提出给宋时轮当副手的情节。

在父亲一生中，宋时轮是他最信赖也是最知心的朋友。宋比他年长3岁，他们都是大革命后期的干部，同年入团、同年入党。解放战争一开始，父亲留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宋给陈老总统领的山东野战军当参谋长。他们身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豪爽、正直、疾恶如仇。只不过宋比父亲更有城府，更为老辣，父亲见到他，总是叫一声“宋老鬼！”

“尚有半壁山河没有解放”父亲回忆说：“干什么都可以，只要是自己能胜任的。”他在苏联的疗养院里，像个听话的孩子，遵从医嘱，拼命地划船强身，大口吞食着对他来说是怪味的食物；他在绝望中，惊喜地看到自己的身体奇迹般地复原；他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自己驾车驶往前线。只要能在火与血中厮杀，让他干什么都行，即使给他的下级去当下级。

但就是当下级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还没走，又来了新的指令，成立后的新中国，急需配备一批外交官，张爱萍喝过墨水，又吃了洋面包，调任驻外使节再好不过了。命运总是和他作对。闹学潮时，他这个拼命三郎就想真刀真枪地干；好不容易走出家乡，来到上海，又分配做地下工作，撒传单、搞游行；要不是因为组织苏北农民暴动，他还去不了红14军。本想痛痛快快地厮杀一场吧，却打残了一只手；也是像这次，伤好了，辗转到了苏区，结果又被共青团看上了，一干就是4年；五次反围剿临近失败，急需充实干部，他这才得以重回军队。抗日战争开始，别人都去了野战部队，却把他弄去搞统战……

过去在部队呆过的，都有这个体会，没文化不行，但文化太高了也不行。什么写稿子啦、学习啦、宣传啦、俱乐部啦，就找上你了，时间长了，脱离了军事业务，成了个文化兵，结果影响个人发展，一事无成。我当兵时，就怕让我干这个，我就不给他好好干，这一招还特灵，到底还是把我留下搞军事工作了。可我爸就没这么多心眼了。我查到当年由粟裕签发的电报：“……张爱萍已同意出任外使。”不知父亲为什么自己没有说起这一段。有什么办法呢？好不容易养好伤归了队，不仅没位子了，连军装也要扒下了。

“临去时，陈老总找我，走不了了！”

怎么呢？“军委决定，东北建空军，华东建海军，你，立即着手组建海军。”“什么海军？”父亲回忆着：“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这个人一辈子做事都是这样的，分内的事，认真做好，没有把握的，位置再高，我也不争。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但陈说不要再讲了，这件事，军委已经定了，任命我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说，你马上给我行动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我问，去海军怎么个干法？他说，到时候你自己就会干了……”父亲苦笑着说：“他倒真是痛快！”

白马庙，这个坐落在江苏泰州城边上的不起眼的乡村小镇，海军“成立大会”在这里召开。参加者算上父亲共5名干部，他们是：82师参谋长李进；三野军工部采购科科长张渭清；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黄胜天；管理员温礼芝。另外，还有8名战士。父亲说：“加我这个司令共13个人，我是个空头司令，没有机构。其实，要机构也没用。”

因父亲与4个人在这里开了半天的会而扬名的白马庙，2000年，江泽民为它题写了匾额。如今，白马庙这个名字已经被注册，成了泰州市旅游和招商引资的热点品牌。

关于海军的成立日期一直争论不休。40年后，1989年，在父亲离开政坛的两年以后，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每年的4月23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念日。像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一样，在经过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后，当影响政坛的种种因素渐渐淡化，才能被人们认可下来。

父亲回忆说：“陆军驾轻就熟，海军呢？我曾读过《对马》这本书，就算是对海军的全部了解了。我没有把握能驾驭它，何况，就眼前来说，一点基础都没有啊，人、船到哪里去搞？”

这本书，我是在长大一些后才读到的。我喜欢在父亲的书柜里翻腾，父亲并不阻止，只是必须保持原有的摆放。书的纸页已经发黄，扉页上有父亲的签名。书中记述了1905年在日本海的对马海峡日、俄两国海军进行的一场海上恶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一举摧毁了俄国沙皇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在蒸汽时代阶段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它对之后的世界列强在远东的利益格局和近代海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的作者诺维科夫·普里波伊是这一战役的幸存者，他以亲身的经历记述了许多难为人知的战役战术的细节，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军事教科书。还是抗日战争在皖东北时期，根据地被敌人封锁，缺吃少穿，信息闭塞，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刘少奇来皖东北视察时，特地从上海购买了大批书籍。记得小时候，父亲讲到他当年读到这些书的心境：“久旱逢甘露啊！简直是吞食。”后来经历了“文革”，在那个人类文明被扫荡一空的年代，我才体会到父亲所用的“吞食”这个词的真切含义。在父亲吞食的那批东西中，就有《对马》这部书，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找到的一本准海战教科书了，它给了在平定洪泽湖战斗中的我父亲以极大的帮助。翻开《张爱萍军事文选》，可以找到《平定洪泽湖》这篇文章。文章附有舰艇战斗编组和攻击路线的插页，一眼就能辨别，这是《对马》书中插图上的舰艇符号，可见此书对父亲影响之深。我至今脑海中还留有书中描绘的战斗场景，呼啸的弹雨，撕裂的铁甲，燃烧的船舱和流淌的鲜血，声声震耳，历历在目，甚至能感到呛人的硝烟扑面而来。巡洋舰顿斯科依号，在日舰的轮番轰击下，载着阵亡的官兵和海军军人的尊严，撞向郁陵岛的石壁，自沉海底……我那颗少年的心在颤抖。

当然，对一个海军司令来说，这本书就太小儿科了。但从他的言谈话语中，仍然能感受到这本书曾对他有过的影响。我多次听到过他对海战史和海洋战略的阐述，虽然那时他早已不在海军了。他像讲故事一样告诉我，那是古老的铁甲战列舰称霸海洋的时代；对马海战所采用的“T”字阵，后来成为了近代海战的基本形式。我也和他侃：大舰巨炮主义的代表是无畏型战列舰和战斗型巡洋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作战集群替代了巨炮铁甲的战列舰，主宰了世界的海洋……

其实我父亲读的书并不是很多，但他悟性好，一本书，往往能引起他许多思考和感悟。他说，对马一仗，印证了马汉的海权说，战争的结局不仅限于军事方面，而是直接左右了俄国、日本后来的走向。他问我，学过俄国革命史没有？他们这一代人中，相当一些人，对俄国的这段历史很熟悉。他说，对马的失败，加剧了俄国国内的矛盾。一个月后，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起义，喀琅斯塔德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官兵暴动，俄国土地革命由此开始。12年后，参加过对马海战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向冬宫开炮，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仗，同样也给日本带来了利益。《朴次茅斯和约》的订立，使日本从此进入了世界霸权的行列，导致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亚的危机。他说：“所以，中国海军的发展，不能忽略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因素。”

我不可能知道在受命组建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时，父亲拥有多少海洋方面的知识，但我能肯定，《对马》这部他无意间读过的书，对他的启蒙作用。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他们最初接手这个国家时，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在他们身上你总能看到悟性和聪慧的光彩，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吧。

2　两个跛子

“说我是海军司令，不如说是‘空’军司令。”父亲说：“摆在眼前的难题是，一无船；二无人。当然，第一位的还是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指懂得海军的专门的人才。”

我翻看过当年招募海军人员的通告，凡当过海军、干过船务、学过船舶、懂得机械，甚至只要生长在江海河湖地区识些水性的，只要本人愿意，都欢迎加入海军。共产党当时若不是被逼上梁山，也不会穷其如此了。

来自国民党海军的一些同志现在还记得，张爱萍当年风趣地对他们说：“你瘸了条腿，我也瘸了条腿，我们绑在一起，不就成了两条好腿吗？”

“两个跛子”的笑话，就是海军初创时期的建军方针。父亲解释道：“来自解放军陆军的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但不懂技术，算是缺了一条腿；来自国民党海军的同志，业务熟悉，但需要提高阶级觉悟，也算是少了条腿。两个跛子合起来，象征着新老海军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海军。”

这个方针的原文共33个字：“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

在这33个字里，最关键的是一个字，即“原海军人员”的“原”字，凭着这一个字，注定了新中国海军的性质和命运。海军就是国家的海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海军。今天，国民党海军人员，只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他仍然可以成为人民海军的一员。

共产党自己是不懂得海军的。但在短短的一年中，新中国海军，在基本没有得到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边打仗边建设，从无到有，形成了拥有150条舰船的，可以在近海海域与国民党海军相抗衡的一支海上力量，不能不说是这个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父亲说，他为了这一个字思考了好几个昼夜，是“老海军？”“是旧海军？”都不好，最后定下是“原海军”。几经周折，终于把它写进了海军的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