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 作者:刘心武-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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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唱如今已经三十多岁，有了丈夫孩子和自己的家庭，在广州过着典型的广州人生活。一年前他曾因事去过广州，去看望了这位大侄女儿，大侄女儿蒋唱热情地款待了他，但一句淡淡的问话，使他很为触动，那问话是——
“小叔你还写哪？”
这话出来时，他的眼光正和蒋唱的眼光相接，并一时间粘住了。他从蒋唱的眼光里看出了一种大怜悯。是的，一种因为对他的写作大隔膜大不解大不屑而生出的大怜悯。你可以把她的问话分解为如下许多个含义：“你干什么不好，怎么还干这个呢？”“是呀，你也这么老了，也干不了别的了，难为你还在干这个……”“你写，写点别的不成么？怎么你写的我一点儿不爱看……”“可怜你还要这么样地写下去……”
蒋唱不是现在才对他的写作、他写出的东西持这样一种淡漠的态度，早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蒋唱还在上中学，他因《迟来的春风》等作品而轰动而获奖而大红大紫时，蒋唱就对他小哥、阿姐说过：“小叔写的东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动？我总觉得我心里想的跟他心里想的一点儿都碰不上……”
他在蒋唱面前，在蒋唱的目光下，深刻地意识到那不是一个所谓的“代沟”问题，那是一个生命个体与另一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问题。是的，尽管蒋唱是他亲哥哥的骨肉，同他在遗传继承上有着不可切割开的血缘关联，但蒋唱又毕竟变异为了完完全全独立于家族血统的一个单独存活的个体生命。
“小叔你还写哪？”
面对这个问题，他在同大侄女蒋唱的目光相接相粘后，忽然主动毅然地切断转移，他把目光移向了蒋唱家那个客厅的窗外，窗外是南国明媚的晴空，一碧如洗，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晕。
他感到深深的寂寞。
还写哪？
是的，还写。也许所写下的除了他自己，再找不到知音。那是生命的大悲哀。但那也是生命的大庄严。
……
四牌楼 第十三章
他记得60年代初是他最感到寂寞和困惑，而内心又最充满躁动和渴求的时期。父母迁到张家口去了，北京没有了自己的家，他就完全成了一个只能把大学宿舍中的那个铺位认作自己最亲切的栖息地的青年。阿姐勇哥一家还在北京，他常常去那里，在那里同时还可以看到鞠琴姐延茂哥一家，但在那里所得到的温暖加起来也都不足以填补父母那个家迁走所造成的巨大空白。北京还有一家亲戚：八娘和曹叔一家，此外还有一个沈锡梅表姐。沈锡梅表姐当时仍然没有出嫁，在单位里住宿舍。沈锡梅表姐一度表现出对京剧的兴趣，这很令他惊异，沈锡梅表姐约他一起去看过荀慧生的《荀灌娘》，还有赵荣琛的《荒山泪》，看得出锡梅姐对一个胖大得出奇的男旦所扮演的十几岁小姑娘荀灌娘难以认同，而她对一个瘦骨嶙峋的男旦所扮演的山乡女子张慧珠那“唱得好惨啊”的评价，也很难被视为一种由衷欣赏，但她还是不仅频频把自己送进剧场，又一再让他给借市面上很难买到的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和《程砚秋文集》……但当他有一回主动给锡梅姐送去《荀慧生舞台艺术》一书时，锡梅姐却说：“算了，不看了，再看我也还是入不了境，我就还是钻研我的古木复壮课题吧……”说完脸一层红似一层地达于紫涨，眼镜片后的眼睛里还闪烁着一些可疑的光点……
那时候他把一口装衣物的箱子，寄存在父亲的老朋友崔伯伯家里，因为学校宿舍里放着不方便，容易失窃。另外父母那样为他安排，也是为了使他能在北京得到一位至好老友的照应。其实父母的想法未免过于单纯。在人生途程中，自己一辈间的所谓友情已概难持恒，又何能将其辐射于下一辈中呢？……
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去崔伯伯家，为的是从寄存的箱子里取出一件秋凉后应加添的毛线衣。崔伯伯当时是一个技术权威，不仅担任着某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还兼副院长，不过副院长是虚，总工程师是实），政治上还有相当高的地位，是全国人大代表，所以崔伯伯的宿舍非常宽大……那一天他敲开门后，是崔伯伯的一个儿子来给他开的门，那儿子当时大约只有七八岁，才上小学的样子，见门外是他，脸上明摆着瞧不起与不高兴，也不招呼他一声，只大喊一声：“妈！有人来了！”便转身跑入自己的屋中。
崔伯母出现了。是一位看上去相当年轻、体态丰腴、面庞秀美、声调娇嗲的江南妇女，穿着一身在当时街上已绝对少见的旗袍，烫着式样别致的发型，一见是他便满脸堆笑，客客气气地说：“啊，蒋盈海，你好，你取东西来吗？好好，你自己去爷爷屋里取吧……你崔伯伯又出国去了……我也正忙哩……你自己取去吧！”
他知道，这位崔伯母比崔伯伯大约要小20岁，是崔伯伯的二房妻子。崔伯伯的原配是家里包办的，他们也曾一起生活过，也曾生下子女，不过崔伯伯在解放前夕就公开地娶下了现在这位崔伯母——据说这位崔伯母的父亲，就是她从门外迎进他以后，对他提及的那个“爷爷”，当年曾当过崔伯伯所在的公司的一个小职员，在那期间崔伯伯发现了现在这位崔伯母并爱上了她——后来解放了，崔伯伯被调到北京委以重任，他便带上现在这位崔伯母来北京上任，但并未同那头一个妻子离婚，他每月按时给那发妻汇去生活费，剩下的钱便几乎悉数交给眼前的这个妻子，这位崔伯母同他又生下了两子一女，因而，他听自己的父亲同母亲私下议论过：“莫看那崔三（崔伯伯在同辈亲友间的绰号）如今薪水高，两处一分，剩下的也就不多了；再说那‘茉莉花’（崔伯伯第二个妻子的绰号）比他小那么多，不能不为自己后路着想，手里把钱捏得紧紧的，所以除了吃宴会，那崔三在家里吃得好清淡！那天我和莫四（另一位父亲朋友莫伯伯的绰号）在他家打戳牌（一种三个人对打的叶子牌），末后他留我们吃饭，你猜吃的什么？一盘没有几片肉的炒扁豆，一锅没多少油水的冬瓜汤，一碟子炸花生米。据说还是为了招待我们喝酒额外添加的……所以崔三现在老来俏，原来一个大胖子，如今苗条了哩！所以他总潮得慌（就是缺少油水），总愿意到我们家来打牙祭，吃你做的香香哩！就光你那卤肉，他就恨不能空口吃上一大盘！……”
他记得，那天他往那崔爷爷屋里找他寄存的箱子取毛衣时，心里头便活现着父母亲的这类议论，以及关于崔伯伯本人的种种印象……那崔爷爷是个猥琐的、矮小的南方老头儿，在屋里居然穿着那时候街上已绝对看不到的长布袍，头上戴着一顶旧的家织毛线帽，见他进了屋很受惊的样子，他便含混地点头施礼，他不愿叫那老头儿爷爷，因为其实那老头儿比崔伯伯大不了多少，比父亲更只大个五六岁，他凭什么要屈居于那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的辈分，那么样地叫他？更何况即使顺那个逻辑也只该叫“外公”或“姥爷”，凭什么要叫“爷爷”？……
四牌楼 第十三章
他记得，在那个单元里最小的一间屋子里，他同那个老头儿都很尴尬，因为尽管崔伯伯和那位年轻的崔伯母的客厅和卧室布置得相当漂亮，而这间小屋子分明只是个储藏室，一切都简陋不说，还显得格外狭窄拥挤，老头儿除了一张木板床，还有一只旧藤椅，此外就是从地面一直往上几乎要堆及天花板的两摞箱笼……他很扫兴地发现他那口寄存的箱子已不在浮面上，而被压在了另外三只崔家的箱子下，“寄人篱下”这个成语的全部内涵生动地充溢于他的心间。他手忙脚乱，简直是有点粗暴地挪开了那压在上面的三只箱子，又几乎可以说是气急败坏地取出了自己的毛衣……
他记得，正当他穿妥毛衣向崔伯母告别，崔伯母正虚伪地堆出一脸笑容对他说：“吃了晚饭再走好啦……”却又有人敲门，崔伯母满脸疑惑地打开门，崔伯母吃了一惊，他更莫名惊诧。
门外是二哥。
……原来二哥上午到了北京，先去了部里，中午到阿姐那里吃过饭，又到大学里找他，没找到，便又到这里来找崔伯伯——出现了一桩大喜事，北京这边决定把二哥调来，到他们那个行业的一所干部进修学校任教！崔伯伯既是这个行业的技术权威，在部里又威高言重，二哥在办理有关手续的过程中，害怕“夜长梦多”，中途生变，因而赶着来拜望崔伯伯，也是希望崔伯伯再给部里有关领导打个电话，加以巩固的意思……没想到兄弟竟相逢在别人家中！
“咦呀，是盈工呀！好一个英俊小生！你运气不好！你崔伯伯偏偏出国了哩！”崔伯母自然早就见过二哥。当年父母在北京时，二哥不仅随父母来过崔家，崔伯伯也曾带上崔伯母到过他们家，遇上过出差在京的二哥……
崔伯母固留二哥和他吃晚饭。他当时没有往深里探究过，为什么崔伯母留他吃饭时，那表情是十分勉强的故作热情，而留二哥吃饭时那表情至少透露着七分真诚……
那天他们哥俩没有留下吃饭。因为他告诉二哥，他已买好了电影票，并已同沈锡梅表姐电话约定，在首都电影院门口集合，一起看苏联的彩色宽银幕电影《红帆》。二哥愿意跟他一起去首都电影院，如果临时买不到票，就在门口等一张退票。同时听说崔伯伯不在国内，是在热带的一个友好国家里主持一桩援外工程，短时间也回不来，所以留在崔家吃饭也无意义。
……那年轻的崔伯母只比二哥大个一两岁，他后来听二哥说过，去得多了，混熟了，崔伯母有时就同二哥开开玩笑，有好几次把一只绵软软的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用一种长辈对小辈的口气，似乎是责备似的说：“好个盈工，吃得介胖！该死！”……二哥说到那儿总停住不再往下说，他那时也年过二十了，便意会出一种什么滋味，于是两兄弟便相视怪笑；他有时同二哥一块儿散步，兴致上来，就也捶击二哥脊背一下，学着那嗲腔嗲调说：“吃得介胖！该死！”二哥便笑得喘不过气来……
……他记得，那天到了首都电影院门前，锡梅姐一见二哥竟随着他从天而降，脸就又渐次地红了——为什么锡梅姐那张左右不怎么对称的脸庞红起来时总是明显地呈现出一层层一晕晕增深的状态？那种生理现象是什么心理结构的效应？……锡梅姐立即结结巴巴地表态说她就不看了，让他们两兄弟进去看，“因为……你们看完了好摆啊……”二哥就说大家都看，等一张退票吧，看完了大家一同到电影院旁边的高台阶饭馆吃点东西——那饭馆他和二哥多次光顾，可总不记得名字，只记得门口有很高的台阶——但那天退票很难等，电影院门口以至老远的人行道上就有些人伸出提着钱的手嘴里不住地说：“谁有票？谁有票？……”他就把票给了二哥，让二哥和锡梅姐进去看，锡梅姐有点惊惶，转动着头颅，仿佛在寻找一面镜子，用手托托眼镜架，又低头望望自己衣襟，喃喃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看我今天……也顾不上……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他当时觉得很好笑，不是进去看电影吗？难道有谁要看她吗？
……后来还是二哥和锡梅姐去看了那部叫《红帆》的电影。他一个人步行了好长一段路，边走边想，锡梅姐不再去剧场看京戏，而改为频频进电影院看电影，是偶然的吗？并且锡梅姐不再让他给借《舞台生活四十年》一类的书，而改让他给借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以及《苏联电影剧本选》一类的书，在见到他时，又似乎总试图同他“摆一摆电影”。比如问他，那个苏联电影《海之歌》，一点儿故事也没有，“乱七八糟的”（说出这句话锡梅姐马上后悔，又改说成“东一段西一段的”），究竟好在哪里呢？他倒能耐心地给锡梅姐讲上一气，但有一回是同在阿姐家聊天，锡梅姐试图同阿姐摆一摆刚看过的国产片《冬梅》，谁知刚开了个头，阿姐便极为不屑地说：“什么冬梅夏梅，我现在不看电影，像二哥、小哥他们那样天天靠看电影吃饭，有个什么意思？年龄都那么大了，还不赶紧找个人结婚，瞎胡混！”锡梅姐的脸立即一个层次又一个层次地红涨起来，当时他只觉得是锡梅姐想到了自己那与小哥相仿的年龄，她也那么大了，又是个女的，还没结婚，不更是瞎胡混吗？但后来他就意识到，锡梅姐的难堪似乎还另有更深层的因素……
四牌楼 第十三章
二哥调到北京以后，请假去了趟张家口，看望父母。
二哥从张家口回来以后，断断续续向他讲到一些情况。
父母在张家口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