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 作者:刘心武-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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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哥：哎呀！大义灭亲，也不一定要这么个灭法啊……他可以赞成斗争，赞成枪毙，但至少枪毙的事让别个去干不好吗？……
大哥：他妈的让别个去干，众人怎么能清楚你的立场、态度？就是要自己亲手动手，一点也不手软，踢倒拖起就走，捆起拉过去就毙，才利利索索地解决了政治立场问题，划清界限问题，阶级感情问题，斗争意志问题……省去了多少 唆唆的翻来覆去的考验！
小哥：哎呀，我还是觉得太那个了……
大哥：哪个？我看你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那个时候的他不懂。现在的他呢？也仍然不懂。不过现在他相信人性中有一种可以称为温情的东西。也许不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中都有这个东西。但是他有，他自己知道他有，而且那似乎既非社会所赋予，也不一定是血缘继承物，至少就他个人而言，他隐约感到那是与生俱来的，也许那东西很不好，在后来的生活中，也确实显示出那并非是一种适宜之物。但是没有办法，人的命运，就被那与生俱来的东西宰制着，后来他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绝对不想同那场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相抵牾，他拼命去理解，去紧跟。他努力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最终服膺于那理论的自我圆满性，他并且努力理解那一条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最高指示”。但他终于还是不能忍受种种残暴武斗和人身侮辱的场面，任凭被揪出来的那个地富反坏右或反革命黑帮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罪状如何确凿，台上主持批斗的人对批斗对象一打一踢一揪头发一给“坐喷气式”，一给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一让他们敲着簸箕自己喊着侮辱自己的口号或唱着所谓的“鬼嚎歌”“请罪”。他虽也不得不跟着举拳头喊口号，但他心里总有一种不忍，他总暗暗地想可不可以不打不踢不侮辱不折磨而是正式地审判甚至实在罪大恶极就实行只有行刑队在场的枪决……那便是他灵魂中只能拼命抑制蜷缩而绝不能消失泯灭的温情。“文革”结束后，有人跟他讲，也有人写出文章，说那时候面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暴行为，因为心中也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是认同的，是接受的，或至少是麻木的，又或是受蒙蔽而不清醒的，然后他却从第一次遭遇那样的情况起，就本能地清醒地当然也只能是战栗地默默地加以排拒，他曾久久地为自己心中的这种清醒的痛楚而产生出一种犯罪感，有一种害怕被人识破和抓获的恐惧，而当“文革”结束以后，并且揭露和控诉十年浩劫不再存有危险甚而成为一种时髦时，他却又有一种羞涩感，一种害怕说出来被人讥讽为标榜自我正确的顾虑，其实他并不以为他那人性中的反残忍的温情一定是好的或正确的，那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东西而已，一种无法与他的生命本体剥离开的东西……
四牌楼 第十三章
那个夜晚，听到他大哥讲到那位叫邹志彪的战友的大义灭亲事迹，他的人性中的那种东西便有一种天然的排拒和恐惧，并且从那一晚起他觉得他就一下子了解了他的大哥，只是那时候他还小，他还不能用清晰的语言和逻辑来表述那种理解……
那个夜晚终于过去，大哥的三天休假终于结束，一周以后，大哥带领他手下的十个战士开着十辆大卡车，他和他那勤务兵坐在第一辆上，他亲掌方向盘，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北京城……他们按上级命令是在深夜穿过北京城向南进发，大哥征得上级同意安排车队在那个深夜穿过了他家所住的胡同，父亲母亲和他按大哥电话通知的时间站在院门口等候着车队的到来（小哥回北大了没有参与），预定的时间过去了一刻钟，胡同里仍然静悄悄的，月光如水，只有蝙蝠在空中无声地飞动，父亲不禁一再地伸腕看他那只欧米茄牌的瑞士夜光表……终于听到了一种隐雷般的声音，渐渐从胡同那头持续地强烈起来，然后出现了汽车前灯照出的一片雪亮的光芒，啊，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各辆间保持等距地开了过来，而第一辆开到父母和他等候的地方便稳稳地停住了，只有大哥一个人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记得大哥同父亲紧紧地拥抱了一下，父亲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大哥拥抱了母亲以后又亲吻了母亲的额头，母亲的泪水流成了两条平行线，后来大哥又把他揽到怀里，他很羞怯，他闻到大哥身上有一种军服和烟草的特殊味道……后来大哥就又跳回车上，关拢车门，然后就把车开走了，一辆，两辆……父亲母亲和他就在那院门前看那车队终于又开出了胡同的另一头，最后一辆卡车的尾灯发出的红光倏地拐出消失……
二哥和阿姐在遥远的东北，未能享受到同大哥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但他们都接到了家里和大哥写去的讲述这次欢聚的长信，他们也都给家里和大哥写去了为此感到高兴的长信。当然，他们的回信中都有很大的篇幅是讲述他们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种种情况。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最爱看二哥的来信，二哥的来信总是笔迹潇洒清晰，而且带有相当的文学气息。阿姐的来信那笔迹活像“火柴棒棒搭成”（小哥的形容），行文很像是在写一份实习报告，凡提及数量、长度、轻重、厚薄一类概念时总要写下具体数据并往往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第二位，因此也自有其特色。
二哥从乐山技术学校毕业后，学校升格为大学性质，他又继续上了两年专科，再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中朝边境的一个小镇的一家大工厂当技术员。那镇子虽小而那家工厂却相当地大，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厂房设备及附属设施如职工宿舍礼堂商店澡堂等等都具备相当水平，那原是日本人搞起的一座工厂，日本人在那里设厂除了图就地取材方便以外，还为的是叫以立即通过朝鲜把产品运回日本本土。因而铁路一直从干线上通到那个小镇。当然二哥到那工厂时工厂已属于中国自己，产品的运输方向也全然后转。二哥后来向他描述过，别看那小镇的火车站是个“死头”，但每当客车启动时，月台上的铁路职工都必然立正，一脸严肃地目送火车缓缓开出车站，令人感受到一种东北产业工人身上焕发出的敬业精神和严谨风纪。
二哥在那个东北小镇的工厂里一度工作、生活得很好。他也经常有机会出差北京。工厂里一度去了若干位苏联专家，因而地方虽然偏僻却并无闭塞之感。后来二哥给他讲到过许多有关那地方的情况，使他也觉得那地方除了冬季户外的严寒令人生畏而外，其实优点相当不少。
比如，二哥就讲到那里对年轻的技术员也相当地照顾，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宿舍；二哥把自己那间宿舍布置成了一个小小的安乐窝，拍出照片寄回北京家中，令父母和小哥还有他看了都不禁吃惊——那真比北京的这个家还要设备齐全，并且洋溢着文艺气息。二哥住的是日本式带拉门的房间，房间里靠墙全是书架，书架上全是书，间或点缀着一些工艺品，房间当中铺着两块很大的草编席，席子边上有一组C形的矮沙发，沙发边一只陶罐里插着江边采来的大把芦花，雅致之极。另外又有一台上海产的收音机和一台苏联产的留声机。此外还有矮长的小柜，柜上是漂亮的热水瓶、饼干桶、奶粉罐、茶叶筒、成套茶具，柜下玻璃拉门里是酒和成套玻璃酒杯，还有一些碗碟杯盘……至于衣服和被褥，不用时都放在壁橱之中，晚上睡觉，从壁橱中取出被褥枕头，一铺开便可；而屋里除了屋顶上吊下的电灯——有二哥自己制作的一个郁金香形灯罩——还有一个可供晚上阅读的能调整高矮的落地灯……比二哥年龄略小的大表姐田霞明，当时也正好在东北上大学，有一年正好到附近一个县里实习，抽空专门去看望了一次二哥，他记得二哥跟他形容过那一次的表兄妹欢聚，吃完晚饭，田霞明和二哥便坐在二哥宿舍中聊天，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表兄妹，抗日战争时期，正当少年时代，他们两家一起在乡下避难，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们每天在一处嬉戏，傍晚时就在屋门外墙根下各坐一只痰盂坐成一排拉屎撒尿。所以感情特别深厚，多年不见，惊呼热中肠之余，自然有摆不完的龙门阵。因此，田霞明便决定不另找地方过夜，二哥便不拉上窗帘，两个人爽性灯火通明地对坐在那温暖的小屋中，不睡觉地作彻夜谈，当中还穿插着欣赏唱片翻阅画册，坦然地面对着从那宿舍窗外路过的人们投去的惊异目光……二哥说那一次欢聚真是无比地美好，而且事后厂里的人们也并没有抛出什么闲话。
四牌楼 第十三章
二哥所居住的那个小镇上的新华书店店面虽小，但同那书店的经理混熟了以后，可以很便当地根据总店发下去的征订单和报刊上的广告，要求他给订购书刊和唱片，经理总是认真地完成任务并常常亲自将书刊唱片送到二哥住处。结果二哥在那一时期搜集到了不少十分值得珍藏的书刊和唱片，比如《中国近代史图片册》和《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又比如柴可夫斯基的第四、第五、第六交响乐唱片，还有奠定二哥后来英语口语基础的“英语900句”灵格风唱片，等等。
工厂的礼堂有很好的苏制电影放映机，并且那时凡公开放映的电影每一部都到那礼堂放映过，只不过映期比北京等大地方晚上半个月一个月罢了，许多艺术性很强的苏联电影和东欧电影，因为工厂一般的干部、工人并不怎么欣赏，因而二哥他们少数识货懂行的人便可以非常便当地简直是斜躺在座椅上，把腿搁到前面座席上，怎么样地尽兴欣赏，而且二哥不仅认识放映员，还经常帮助放映，有的爱看的片子，还可以把最喜欢的一本拷贝取出来自己放映着看，你想如果在北京能有这么好的条件吗？他记得那时候像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民主德国电影《阴谋与爱情》，匈牙利电影《奇婚记》等等，在北京都是不容易买到票子的，而在二哥他们那个工厂礼堂放映时，上座率只有个五六成；只有像香港电影《垃圾千金》、《绝代佳人》或重映的老片子《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或新片子《斩断魔爪》、《徐秋影案件》，上座率才能达到爆满的程度。
二哥后来常常深情地回忆起那个边陲小镇，那座规模不小五脏俱全的工厂，那些难忘的青春岁月，并把他当作一个倾诉这些怀念之情的接收器，使得他后来一想起二哥那些讲述，便仿佛自己也在那地方生活过似的……
……二哥讲到，有一回车间里死了一位老师傅，说是老师傅，其实也不过五十多岁，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死去的；当时那里没有火葬场，所以死后就抬到山上去土葬；二哥说那一天给他留下了终生不会泯灭的印象，倘若有一天他能当电影导演，一定要以那一天为题材拍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他讲到车间里的同伴，还有厂里相好的人们，一行大约二三十个人，自动地组合到一起，轮流抬着那棺材，朝高高的山上爬去……蓝得醉人的天上，飘着大朵的厚实的白云，山上草木葱茏，野花怒放……没有人哭泣，是指老师傅的家属；也没有人故作严肃，或不得体地嬉笑轻薄；整个儿是一种纯朴至极的与周遭大自然乃至深邃无极的宇宙相谐的气氛……老少几辈的当地人中只有二哥一个来自南方的技术员，他们不跟二哥见外，也让二哥轮着去抬棺材一角……当这送葬的队伍行进在开满野百合的斜坡上时，一个工人师傅忽然唱起了歌来，是一种当地流传久远的调式，类似“二人转”又类似朝鲜族民歌，那歌词是歌者自撰的，并且显然流淌自他的内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即兴爆发，他唱道：“你走了啊，走前头了啊；我们还没有走啊，我们还要活啊；我们要好好活啊，不到该走的时候不走啊，到该走的时候不留啊……”那声音在山谷间清朗幽深地回响……没有人对他的突然引吭高歌感到奇怪，没有人发笑或者害臊；他唱着唱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最后连二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