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 作者:刘心武-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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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子这么个情况终归让人受不了，因此，早晚还是得搬出去另过。
严晓强不仅是涧表妹的骄傲，也是曹叔和八娘的骄傲，有一个国庆节，我匆匆忙忙去曹叔和八娘那里打一头，因为还要赶一个活动，坐了不到半小时就告辞。半小时里曹叔简直没问到关于我和我一家的情况，尽管我们几乎半年多没有见面，我一句随口而出的“小涧和晓强他们怎么没来”，就引出了他一连串对严晓强的夸赞，我笑谈着：“真是宝贝女婿呀！”八娘一旁尖声说：“完了！你以为你曹叔把晓强当成女婿呀！你总女婿女婿的他怕还不顺耳哩！他是把晓强当成亲儿子待哩！小涧倒仿佛是个媳妇儿了！”我看八娘那一脸丰富的表情，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送我下电梯的时候，八娘当着若干等电梯的熟人和生人，甩着嗓门向我建议：“你们文学界现在不是时兴那个报告文学么？我们晓强其实就很典型哩！你啷个不采访采访他嘛！你就写写他嘛！”曹叔也附和着：“是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啊！”
严晓强的确是自学成才。他比涧表妹大两岁，“文革”中他到吉林农村插队8年，回城以后分配在司法部所属的一个部门的食堂当炊事员，学会了白案和红案上的一般手艺，后来他又拜那个部门的一位老木工师傅为师，练就了一手好木工活；再后来他自学大学文科课程，一门门通过了成人教育的单科考试，获取了有关部门承认的大学本科文凭。一个偶然的机会，部里一位副部长发现了他，便把他调到身边试做秘书，他不仅反应敏捷，善应对，有文才，而且在陪伴副部长出差的过程中，不仅显示出解决某些缠夹不清的扯皮事的能力，而且以其知识面的广博和恰到好处的幽默感，使副部长在处理公务之余，还能从他那里得到意外的启发和快乐。
四牌楼 第十章
终于见到严晓强了。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先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严晓强，问我接待不接待，我问他在哪儿给我打电话？他说就在楼下的公用电话那儿，我笑着说：“胡闹，都到我们楼下了，为什么不直接上来？”他乐呵呵地回答说：“知道您是大忙人，一般不接待事先没约定好的客人；我这样已经怪难为情了，有点强加于您。”我说：“快上来吧！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早盼着见你了！”
严晓强站到我们面前时，我觉得除了个头矮些，其他方面都与平日的想像相合。一张未脱净稚气的圆脸庞上，两道浓眉在印堂上交相，两只亮闪闪的眼睛聪慧外露，厚厚的血色充沛的嘴唇，咧开一笑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小白牙；他肩宽背厚，很敦实，但身材又显得很紧凑，一举手一投足显得很飒利。
“小涧怎么不一块儿来？”我爱人一边给他倒茶一边问。
“嘿嘿，她还不知道我到这儿来了哩……”严晓强落座以后，乐呵呵地说。“早该来拜望表哥表嫂，实在是顾不上——我们这一辈儿的让‘文革’耽误了青春，所以把一天掰成好几天地玩命儿找补；我的大概情况你们早都知道了，这两天又有新的进展——我调到中国法制报社了，社里面决定除了出报以外，还办一份《法制文学》的刊物，我跟几个哥儿们应了这个活儿，立马制订了一揽子计划，这不，今天下午刚领了‘记者’证，我就按计划跑表哥这儿约稿来了——所以我今天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同事们都说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表哥啊，你无论如何得让我得着月啊，即使得不着玉盘似的满月，得个镰刀似的月牙儿也行啊……”
“你怎么不给那副部长当秘书了呢？”我问他，“那才是近水楼台呀，那个月亮才大才圆哪！”
“咳，”严晓强坦率地说，“那并不符合我的根本意愿，那只不过是一道光明正大的阶梯罢了——我从一回城那时候起，就盼望着有一天能当记者、当编辑哩！”他把崭新的“记者证”递给我看。我递还给他以后，他又主动递给我爱人看，并且郑重声明：“涧还没看到哩！你们比她先睹一步了！”
我高兴地说：“我们是先睹为快啊！不过，你不忙约稿行不行？我们先随便聊聊嘛，早听小涧和曹叔八娘说过你，你人不大，见闻挺广，知识面挺宽……”
于是他便同我海聊起来。我爱人端来的一大盘葵瓜子，被我们边聊边嗑，嗑得盘子里精光，沙发下面一地的葵瓜子皮儿。
严晓强讲到他随副部长出差的种种见闻经历：“……原来光知道那些显露在街面上的大饭店大宾馆，跟着跑了几圈，才知道还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而实际上更高级的地方；有的市民在那城市住了几十年，别说没进过那种地方，甚至听也没听说过，也不大可能从电影电视照片图画上看到那景象，因为完全保密，离内部很远的入口处，甚至入口处外面，就有人站岗守卫……也别把那里头想像得金碧辉煌，豪华不堪，特别是现在对外开放了，那些中外合资的大饭店才是真正地豪华和绝对地现代化，我说的那种地方却另有特点，比如，空间感特别强烈，空荡荡的前厅，大得没有道理的卫生间，老式的笨重得不得了的沙发椅，还有大肚皮痰盂；建筑风格也许是西方古典式的，科林斯式立柱，哥特式窗框，或者还有洛可可式装饰的壁炉，但里头现在几乎绝对不悬挂油画、不放置西洋式裸雕，而挂着国画或书法条幅，摆放着景泰蓝或雕漆工艺美术品……说实在的，住在那里头也未必多么舒服，冷冷清清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说到下面的吃喝风，那是很难刹住的，我们那副部长确实不喜欢下面搞宴请，且不说按规定不该搞那种宴请，就是规定允许，我们那副部长也是个最厌烦饭桌上应酬的人，可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不得不含糊一点，将就一点，入乡随俗，否则，那就不好办！有一回我们到一个县里去，副部长拉下脸，说无论如何不出席晚上的宴请，因为他听说为准备那顿宴席特意从离县城几十里地的水库里调运了一车活鱼来；我起头也跟副部长一个心劲，颇有点同仇敌忾的气派，宁愿啃两个馒头喝几杯粗茶了事，可是你猜怎么着？我出去转悠了一圈，就没主意了，因为我看见那摆宴席的食堂外面，淤集着不少人。一打听，许多都是一般的工作人员，有的手里还拿着空饭盒，他们都说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公费报销吃上一餐活鱼，还打算用饭盒带一点回去，给家里人尝鲜。一位瘦长脸的会计对我说：‘你们罢宴，固然保持了你们的廉洁，可我们这么多人，就都吃不上活鱼了——而这些活鱼，也不可能再扔回水库里去；会怎么样呢？你们一走，一半的鱼，就会被五六个头头脑脑分别以处理价分掉，还会用公车给他们一家家送到冰箱边上；另一半哩，倒可能成为明天食堂里的甲菜，我们都得用一大把菜票才能尝到一盘；结果是，你们廉洁，头头脑脑也没犯什么错误，而我们却不能沾光吃上公费报销鱼！’我转悠回去把这个情况跟副部长讲了，我劝他勉为其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去赴这个宴，竟把他说动了。结果，我们去了那餐厅，皆大欢喜；我暗中算了一算，一共五桌，竟有四十八个人陪我们两个人吃鱼；但吃完以后回到住处，我对副部长说：‘您细想想，如果只有一桌，八个人陪咱们，那么，那四桌四十个人不就没份儿了吗？那咱们十个人不就更特殊了吗？这么着，倒还无形中增加了四十个工作人员的福利！’副部长不以为然，可我至今还在这么想：下面的干部靠薪水也确实难得打牙祭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宴请等于是一种福利，你要取消已经惯享的福利，那是很难的事啊……”
四牌楼 第十章
我们又从他们部里聊到家常方面，严晓强坦然而自信地说：“其实，好多家庭里的纠纷，完全不必从什么世界观角度思想修养角度道德角度去分析，那样越分析会越糟糕……比如涧和她妈妈，这些年来总不和谐，我一开头也总试图用‘代沟’之类的理论模式去套。后来，我想透了，生活是复杂的，人更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些因素，我们以往很少考虑甚至全然忽略。例如，心理因素，心理问题常常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无关；还有生理因素，有时候人的多疑、超敏感、烦躁、失态、语言混乱，完全不是或主要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是非混淆、爱憎颠倒，而是因为生理上的某种问题，比如内分泌的不均衡，循环系统的不顺畅，传导系统的暂时阻隔和紊乱，等等；所以我最近就常开导涧，不要把妈妈的埋怨、责备以及烦躁、不满都看成是什么深刻的东西，其实那很简单，就是冠心病患者的一种病态，因此遇到这类情况应当完全不存芥蒂，只有充满爱怜地关心维护她的健康；涧正在慢慢适应我提供的这样一种方法……”
严晓强的侃侃而谈把本来忙着别的事的表嫂也吸引过来了，他见我们夫妇都兴致勃勃，聊得更无顾忌：“……其实，当然啦，涧有若干明摆着的缺点和弱点，可我同她头一回见面，就感受到她有时候显得外刚内柔，有时候又显得外柔内刚，她身上埋藏着很大的潜力，我说的潜力就是创造力，我喜欢这种创造力！她热爱服装设计，有着一个当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别人可能觉得她是想入非非，或者认为通向那一理想的道路几乎是开辟不出来的。我却以为无论她能不能实现这一理想，她为之奋斗的一系列行为本身就是美的；当然，她现在还很不成熟，比如，我就认为她现在过分追求一眼望上去的强刺激，这显然不是服装设计上的高级趣味；我给她提出来了，她气得要命，顿着脚跟我争辩，咦，我又很喜欢她那股子为自己抗辩的劲头，我预言，凭这股子劲头，她又很可能不按常规常理，而是从斜刺里杀出来，获得一种超出一般高级趣味的成功！……”
要不是时间已经很晚，担心他赶不上末班车，我们真想留他再多聊一阵。外面还在下雨，我送他下楼去，他带着伞，撑开了伞，同我告别。路灯下，雨丝衬托中，他一脸的朝气，笑着叮嘱我说：“别忘了正事儿——给我们创刊号一篇法制小说！”我有点恋恋不舍，似乎纯粹是没话找话地问：“你们单位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在陶然亭里头。临时租借了公园里的几间屋子。报社大楼快盖得了，盖得了我们就都搬过去。”
“陶然亭！多优美的地方！其实就一直在那里面上班才好哩！”我随口应着。
他笑笑，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高声说：“以后要常来哟！”
“我会常来的！”他没有回头，只送过清脆的许诺来。
我望着他举伞的背影，直到消失在灯光不及的雨夜中。
陶然亭是北京西南城的一个有名的公园。我父亲生前最喜欢陶然亭，他说北京城内公园中唯有陶然亭有一种难得的野趣，再加上陶然亭里有世纪初传奇人物赛金花的墓地，还有什么鹦鹉冢、玉猫坟之类引入遐思的小讲究；50年代初从东四十字口拆下的大牌楼，也迁置在陶然亭中，我家50年代一直住在东西牌楼附近。因此，到陶然亭公园的大牌楼下坐一坐转一转，也是我怀旧的方式之一。
记得父亲有一回同我游陶然亭，在湖边垂柳下，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好一个所在！人固有一死，假使能死在这里，也该知足了！”
果然有人死在了陶然亭。死得很惨。不是别人，就是严晓强。
就在他打着伞同我告别以后的第三天，是一个静谧的傍晚，公园里没多少游客，他们中国法制报社借用的那一角外面简直就没有人影；严晓强因为工作太积极了，忙来忙去忙到下班很久，别人都走净了，这才离开那排屋子往院子外面走。其实也无所谓院子，因为并没有正儿八经的院门，就是两道墙当中留出了一个出入的豁口。他从那豁口走出去，万万没有想到，一辆载重卡车飞驰过来，当即把他撞倒，卡车紧急刹车后冲出了十多米去才停住，司机和搬运工下来一看，滚在路边的人已经血里呼啦，顿时吓傻了。当然，他们也就立即把受害者抬上车去，送往医院抢救。
按说公园里是不该有汽车行驶的，但偏那时陶然亭的某一角正在施工，因而有准予通行的汽车进出；按规定汽车在公园内行驶时速不允许超过十公里，拐弯处更不允许超过五公里，但那天那位司机觉得眼前的路径上旷无一人，又急着去吃晚餐，就没按规定掌握时速而开了快车；偏巧严晓强在那个时候从那个墙缺里走出来。倘若那卡车速度慢一些，或速度虽快而出发得早一些；又倘若严晓强步子迈得慢一些，卡车飞驰而过时尚未及迈出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