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 作者:刘心武-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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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怎么老不准时？”
年虔祈看看腕上的超薄永不磨损型拱形金表，问。
你心里想：难道年先生就不是中国人了吗？接着又憬悟：确实，对面的年先生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你望着他，他呷一口白兰地，望着你，微笑。你意识到对面的这位美国人绝无半点讥讽、挑衅之意，他是很自然地说出这句话的。的确，离约定的时间已过去17分钟，胥保罗怎么还不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不如他们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商人遵守时间……但胥保罗其实是应该守时的，他是一个铃响后必须进入教室授课的教师啊！
你觉得又仿佛嗅到了一种旧呢子大衣上的樟脑丸和霉菌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已经是美国人了，你还总感到飘过来这样一种气味。
“也许他来了，但找不到这个香槟厅，我出去迎他一下。”
你就去迎胥保罗。
果然，胥保罗来了，在大堂里呆头呆脑地张望，他正如所料地找不到所约定的具体场所。
你在滚梯上就看见了胥保罗。他没有发胖，身材看上去比当年略矮了一些，腰板也还挺拔，穿着一身大概是平日轻易不穿的西装，还结着领带，但浑身显露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土气——显然他是头一回走进这金碧辉煌的王府饭店，也许他连其他那些三星四星的大饭店也都没有进去过，他被包围着他的彻头彻尾西方化而且是西方的上层社会化的景象震慑住了，可以估计出来他已经乘滚梯去过上面一层也下过底下一层，但他没有找到香槟厅；又可以估计出来他羞于开口向那些穿着西方式号服的侍应生询问……
你一望见胥保罗，望见他那一头全然灰白了的头发，望见他那老远便能看出皱纹的面孔，便不由得鼻子一酸……
你和胥保罗高中毕业时都在报考大学的志愿表上填写了一连串各自所向往的高等学府，你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机械系……
你们考得都不错。有标准答案，可以自己核对，自己估算得分，即使尽量保守，打折扣，往少算，那也还可以乐观。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你考上的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师范学院，这倒还不离奇，离奇的是胥保罗接到的是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的录取通知书——他报的是理工科，参加的理工科的考试，而且考分绝对不低，但却不被任何一所志愿表上所填写的或未填写的理工科大学或专业录取，他从小就最不喜欢语文，最不擅长语文，却偏偏分配他去学语文，并安排他以后去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教语文！
后来你们都搞清楚了，你未能考上第一或第二或第三志愿，胥保罗未考上所有的志愿乃至完全被转移了学科走向，确实不是因为考分的问题，不是因为身体条件的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操行评语，那报名表上所附的评语不是班主任拟定的，而是由团支部书记黎曙霞填写的，录取者看了那令人咋舌的评语还录取你，并且终于还录取了胥保罗，应当说已相当地宽宏大量。再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师范学院总招不满，而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科，就更不得不从理工科中因操行评语不好而被淘汰掉的考生中，再找补回一些考分确实很高身体又健康的来填补空缺……
黎曙霞给你和胥保罗填写的加盖了学校印鉴的操行评语，就这样决定了你们一生中后来的走向。不知当她填写那评语时是冷笑着露出了粉红的牙龈，还是严肃得鼻子皮起皱。
……上师范学院后你同胥保罗，以及其他中学时代的同学都不再来往。后来你到一所中学当了语文教师。你渐渐从教师这平凡的岗位上获得了生活的动力和内心的满足，后来你不仅适应而且喜欢上了这一职业……到“文革”的前一年，讲究实现“革命化”。有一回你所在的那所位于南城的中学组织教师们到位于北郊的一所中学去“取经”，因为那所中学的“革命化”搞得好，有关部门号召同行业都去参观学习……在那所中学别开生面的经验展示会上，忽然钻出一队青年教师，高唱他们自编的革命歌曲，而在一旁用手风琴伴奏的那位，你好生面熟，定睛一认，不是别人，便是胥保罗！
歌一唱完，你立即走过去招呼他：“保罗！”
他笑吟吟地过来同你紧紧握手，但纠正你说：“叫我保红！保卫红色江山！保证一颗红心！别再叫我保罗，那是宗教味儿的洋名字，腐朽！落后！……”
四牌楼 第七章
胥保红？你总觉得别扭，你就不再叫名字，只叫他胥老师。胥老师问到你的情况，头一句话就是：“入党了吗？”你在中学教书时倒是终于入了团。但，入党，那还没有想过，难道……你便问：“你入党了吗？”
他满面红光地对你说：“快了！”
你很吃惊。当然，你为他高兴……
“胥保罗！”
你从王府饭店前堂的滚梯上下来，你招呼已经满头灰发满脸褶子的老同学、老同行。他现在确实已经又习惯于人们叫他胥保罗了。
“啊呀，你……我怎么也找不着那个厅……虔祈呢？”胥保罗如获大赦地迎上去握住你的手。
你就领他去香槟厅。
在滚梯上，他掏出一方手帕，揩着额上、鼻头的汗，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你说：“真不习惯……”
“要点什么饮料？”
“随便……随便……”
“你要哪一种色拉？”
“都行……都好……”
“热菜呢？能吃烤波尔多蜗牛吗？”
“蜗牛？……挺贵吧？别……不用……”
“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蜗牛？那么，羊腿怎么样？烧羊腿？”
“那好……行……”
“汤呢？你喜欢浓的还是清的？”
“怎么都好……”
“喝一点干白？白葡萄酒？中国的就挺好，喝‘长城’的，
还是‘王朝’的？”
“你定吧，你定……”
“你如果主菜要羊腿，不要鱼和海鲜，那就该配点红酒，干红怎么样？给你来点法国的干红，如何？”
“不必，不必，我就也白的吧，跟你们一样吧……”
“想吃哪一种甜食？要不要点干酪？法国的干酪世界第一，有几百种……”
“不用了……要一点也行……不要吧，够了够了……”
“餐后来咖啡，还是香槟？建议都来一点，先香槟，后咖啡……”
“不用了不用了……行，行，我一样就行了……”
……
你望着胥保罗，仿佛对着一面镜子，照出了10年前的你，那时候你初次出国访问，大家请你吃饭，你也是这样；好在年先生毕竟不是洋生洋长的洋人，他还能懂得“随便”、“都行”、“都好”、“不必”、“不用”……一类话语背后的心理状态，还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耐心地为胥保罗安排好他的那一份食谱。
……边吃边聊。你注意到胥保罗并不同于那些从未玩过洋荤的土包子，他能中规中矩地使用刀叉，喝汤时能自然而然地由内向外地用勺舀汤，只是那动作都不够麻利，对了对了，胥保罗本是牧师的儿子，他家里一度非常的西化，他从小就弹钢琴、练体操、打冰球……而且，当年年虔祈、胥保罗他们住的那个院子原来根本就是教会的房产，里面住的不是神职人员便是两代以上的教民，生活方式都有点偏于西化，而胥保罗家似乎在其中又是最富裕的……
年虔祈问到胥保罗的父母：“令尊令堂都还健在吧？”
胥保罗简单地说：“家母去世多年了，家父现在很好，他是神学院的教授……”
你注意到胥保罗脸上隐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你能读懂那表情，你知道他心里一定缠搅着痛苦与困惑，活像一团蠕动着挣扎着而分离不开的蛇群……
自1965年那一回在“革命化”取经活动中邂逅之后，你同胥保罗只有次数不多的来往。有一回他来找你，你也是问到他的父母，他坦然地对你说：“他们一个是友，一个是敌，在组织的指引下，我能够站稳革命的立场，区别地对待他们。我母亲，你知道的，一直在小学教语文，她思想落后，跟我父亲划不清界限，我对她采取的是‘原则性关怀’的态度，就是说，生活上照顾她，思想上批判她……因为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生活上发生暂时困难，那几年我母亲就每一季度去血库献一次血，这也是支援社会主义医疗事业，没有什么不好，同时国家也给予献血者一定的补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她回到家总是说：‘唉，又卖了一次血！’我就批判她，告诉她不能说‘卖血’，要说‘献血’……当然我采取的是耐心的、充分说理的、和风细雨的方式……跟我父亲那就不一样了。我一度想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但学校党支部批评了我，我懂了，那是一种懦夫思想，也是一种投机心理，我不能逃避斗争，更不能以为只要一刀两断就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了……所以我就一方面坚决不去劳改农场看他，让他不要对我存在幻想，一方面又绝不回避他是我父亲这一事实，我就主动回忆他对我的毒害，每月定期交一份揭发和批判他的思想汇报给党支部……”
四牌楼 第七章
你至今还记得胥保罗——那时候改名叫胥保红——对你讲到的这番话，你当时很震惊，不是对他震惊，而是震惊自己——你惊恐地发现，尽管你也确实在努力地使自己“革命化”，拼命地改造思想，但直到那时你还是完全不能理解他讲的那些话，特别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更相信他的真诚和执著……
但那时令你震惊的事层出不穷，并不断地加速着呈现的频率……有一天你从报纸上看见一大版的文章，文章批判着一个文化界的领导人物，说他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那被点名批判的不是别人，便是黎曙霞的父亲。你当时心里怦怦乱跳，并且不得不作如此联想：黎曙霞是否也在某一处地方看那张报纸那篇文章呢？她会怎样？是露出她那粉红色的牙龈，还是鼻子皮起皱？……
你知道，当你和胥保罗被分配到师范院校的时候，黎曙霞却尽管考分不够高，但政治条件奇好而被清华大学录取，什么专业你不记得了也无关紧要——因为听说她刚上到二年级便被抽出去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先在系里当，后来升到校一级机构里被委以了重任……
“文革”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你吓坏了，不明所以，不知所措，除了自己家里的亲人，你顾不得念及其他人的安危……
“文革”后你趁时顺势，竟终于成为了一个作家，有一天你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翻到一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不由得细读一遍，读完不禁遍体清凉。这以后你再没在报刊上看到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也许她还在清华？她还在干政工方面的工作？那样的文章她只能写一遍，而你也只能读一遍。
黎曙霞的文章是应刊物之约写的，内容是悼念她的双亲。她的父母都是几十年党龄的老革命，这本是你早已知道的，你不知道是她的父母二位在“文革”中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而被弄死。她父亲死在批斗会的现场，从三张桌子搭成的一个高台上昏倒摔下来当场毙命，母亲则在隔离审查的屋子里用撕成布条的衬衣结成绳子把自己勒死在了门把手上——完成了她继那先进女工、农村女干部和红军女政委三个舞台形象后的第四个形象，不过这一回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
……你在“文革”结束好几年之后，才想起来去找胥保罗，那是出于一个实用主义的目的——你想得到一本《圣经》，因为你弄文学，需要把那当作一本必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你在报纸一角的一则消息中获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已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在一个有关部门召开的落实宗教政策的座谈会上，有几位宗教界的代表发了言，开列出的发言者名单中，有一位牧师正是胥保罗的父亲；你去胥保罗任教的那所中学去找胥保罗，他果然还在那里没有换过别的单位别的工作，他见到你既未流露出高兴也绝对没表现出不高兴，他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他主动问你的头一个问题依然是：“你入党了吗？”
你便问他：“你呢？”
他认认真真地回答说：“这回是真的——快了！”
你和他在学校操场边上那高高的白杨树下一边漫步一边聊天。你记得他对你说：“我跟父亲要本《圣经》给你那没有问题。其实你直接找他要他也会给你，他还记得你。他现在是神学院的教授。现在我不能单纯地把他看成一个宗教界人士，一个唯心主义者，我认识到，他也是国家的一个难得的人才。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