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稍偕淖试矗牡袅耍驮僖参薮ρ懊佟ＪＯ碌氖墙们榈淖芬溆牖尘桑窆氏绫晃耷榈胤胖穑挥惺裁炊髂芄蝗梦颐瞧骄蚕吕础Ｗ骷宜锔事对谒摹渡虾５氖奔渫媾肌芬皇橹行聪铝苏庋痪渖烁卸忠馕渡畛さ幕埃骸昂鋈唬业耐杲崾恕！笔前。贝驼庋萌舜胧植患啊�
（＇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谈诗与隐遁
——读李青松“归隐系列”有感？ 石天河读了诗人李青松赠送给我的四部诗集，颇感新奇。而最觉得奇特的是：这样一个中青年诗人，竟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过着“隐遁”的生活。而他一面在“隐遁”，一面又在出版“隐遁系列”的诗集。似乎生活上想“隐”，避去一些世俗纷纭的烦恼；而精神上又“隐”不住，不得不在诗里面把自己的心灵情感表现出来，寻求与他人的对话。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矛盾现象，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孟浩然的那首《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这首诗，可说是孟浩然在发牢骚时不自觉地揭出了自己做“隐士”的心理底蕴。孟浩然年纪轻轻就在学人家做“隐士”，他以为“隐士”隐到一定时候就会出名。那时，达官贵人就会找上门来请他出去做官。古人的“以隐求名”，实际上目的还是想“求官”，似乎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可是，孟浩然太憨了。他不知道，别人一面当“隐士”，一面还是在和做官的人交朋友，如后世的陈眉公那样“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才能达到“隐而名”、“隐而官”、“隐而参政”、“隐而跻身于权贵之列”的目的。孟浩然憨憨的只是一个“隐”，谁会理他呢？所以，“隐”到四十岁上，到底“隐”不住了，才想到还是要到京城里去正儿八经地求个功名。可他没有想到，求功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自己隐居在乡下多年，孤陋寡闻，既不知天下大事，又不懂官场厉害，想去考个进士，哪能考得上？好不容易在长安才学会了和名人交朋友：一个是当时的名宰相张九龄，一个是当时的名诗人王维，总算是进入了名人行列（其所以后来连李白也要说几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来为他捧场，就因为在长安他确实已经出名了）。可是，要推荐他做官，诗人王维是不顶事的。惟一的能给他帮得上忙的张九龄，又在官场内斗中败下阵来，被罢了相。哪个封建朝廷里，还有谁会来抬举一个只会写几句诗的乡巴佬呢？没法，到了“岁暮”，看长安千家万户都在热热闹闹的忙过年，自己孑然一身，什么也没捞着，这日子怎么过？只好还是满腹牢骚地“归南山”。后来，还亏得张九龄贬官到荆州时，携带他去做了个“从事”（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助理”），算是过了一把“官”瘾。他那诗里，明明是想骂那个“花花公子”式的昏皇帝唐玄宗不重人才，可在那封建专制的天威之下，又不敢骂，只好反过来骂自己“不才”，把昏皇帝称为“明主”。明明是在埋怨那些势利眼的朋友，无缘无故地疏远了自己，可又怕说气话会更多地得罪人，只好用自己“多病”来作掩盖。这光景，实在是够尴尬的了。所以，在翻来覆去想不通的失眠之夜，他感到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只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一个“虚”字，泄出了他对“松月夜窗”式的隐居生活全是“白淘神”的伤感。由此可见，孟浩然那“以隐求名、以隐求官”的“隐——仕”之道，是完全失败了的。只是在经过了一次次的失败以后，他才渐渐明白了自己不是做官的那种材料，后来，回归到鹿门山，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平心静气、一味在山林情趣中去寻求诗意的隐居诗人。他也许并不曾想过“以隐求诗”，可一个人淡泊了名利之心以后，他的诗就自自然然地写好了。那也并不是装出来的仙风道骨或佛理禅机，只不过是普普通通一个人，在散淡悠闲生活中的一种审美心境：“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再没有什么浮名浊利的纤尘碎影，只有在夜来风雨中飘落的花，才是他惟一关心的大自然之美。
“隐士”，可能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一种特殊“身份”。它大概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打伙捏造出来的一种“应世之道”。儒家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对政治的蔑弃，以及“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的故事宣扬；“全生避害”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的人生说教，都为“隐士”之道，做出了一些精神规范。不过，儒家道家所说的那些道理，从历史事实来看，却还有一点不好懂，那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只有“隐士”朝朝代代都有，似乎一脉相传；而“隐农”、“隐工”、“隐商”却非常少见呢？也许与孔子同时的“长沮、桀溺耦而耕”，是古代的“隐农”，魏晋时竹林七贤的“嵇康蜡屐”，可以算得上“隐工”，那么，战国时“陶朱公泛舟五湖”，应该算是“隐商”吧。为什么这“隐农”、“隐工”、“隐商”后来都几乎并没有再出现过，只有“隐士”才不断线地流传下来呢？这多半是因为“农、工、商”就是那么一个行当，无所谓隐与不隐，只有“士”，才有一个“隐与不隐”（即做官还是不做官）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里，“士”原本就是官僚的预备队。“士”和“仕”是同音字，“士”的出路就是“仕”（做官）。“士”的社会地位，其所以在“农、工、商”之上，也就因为它是统治者的官僚预备队。对“士”来说，这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俗话所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特殊地位，应该是很值得珍惜的，却为什么会有人不愿做官呢﹖这一方面固然与儒家、道家的文化精神教养有关，另一方面，却大概是由于“士”所处的社会地位，即风险太大。历史传说中的“卫巫止谤”、“黄鸟歼良”，杀的是不是“士”，或是“文士”还是“武士”，由于时代过于悬远，弄不清楚，暂且撇开不说，但秦始皇“焚书坑儒”，则是比较明白地为成批的“杀士”开了个头。从那以后，“士”不仅可杀，可成批的杀，而且，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争权窃位的封建政治集团，也越来越把“杀士”当成了树立专制权威的一种手段。东汉的“党锢之祸”，被杀、被禁锢终身的一二百人，都是当时名士。株连被杀、被流、被禁的家属、朋友、亲族、邻里等，多到六七百人。甚至为追捕一个“望门投止”的张俭，株连收禁拷问的人“布遍天下”（《资治通鉴》上是这样写的）。后来，三国时的曹操杀孔融、杨修，唐朝时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遭罪被贬，宋朝时的“新旧党争”，明朝时的“东林党祸”，以及清朝时的一连串文字狱，几乎历朝历代的每一次政治风波，都有许多“士子”遭难或被杀。所以，“隐士”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士子中许多人被杀怕了，不能不考虑“全生远祸”。同时，由于历史把士子也教聪明了些，他们中有些人看透了封建朝廷和官僚贵族的荒淫腐败、卑鄙险恶，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宁可不做官，放弃仕途，“高蹈远举”。在古代，所谓“全生远祸”与“高蹈远举”之法，无非就是“遁迹山林”去做“隐士”。这种“隐遁”现象，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出现得最多。其中，有些人是从没有做过官或立志不做官的，谓之“处士”；有些人则是做了一阵官，心灰意冷才“弃官归隐”的“归隐之士”；也有一些，则是由于改朝换代，为了保持个人气节而决心不再做官的“节义之士”；还有一些，是由于修仙慕道或醉心艺术、怡情山水，想超世脱俗的“高士”。所以，“隐士”里面，其“隐”虽同，其志则不一，其中还混杂了一些“以隐求名、以隐求官”的“假隐士”。以致弄到后来，“隐士”之中，鱼龙混杂，真中有假，半真半假，假戏真做，弄假成真，各种情况都有，旁人就不容易分得清了。
“隐士”这个名词，原本是属于古代士子的，对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合适了。那么所谓“隐遁”之路，今后是不是也会因少有人走而长上青苔呢？这倒也不可以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和古代士子比较起来，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士子有更多的安全感。古代“杀士”，至多不过数百；而现代杀起来，可以成千累万。现代知识分子由于较多独立自由而较少依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就更不稳定，更多波折。他们知识面较广，长于思索，敏于感受，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就更大。他们对前途的希望愈美好，失望就愈沉重。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愈强，语言行动就不免于激烈，甚至失控。有时，横逆之来，超乎想象，人也就不免于会有灰心绝望的时候。特别是生活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其遭遇的苦难之绵延不绝，心中积累的巨痛深悲、重愁永恨，又往往有“人间无处诉烦冤”之过度压抑。激愤深慨，难于宣泄，因而萌生出“遁世”思想的人，也是很不少的。然而，为什么有很多人出家当和尚，却并没有多少人进山去当隐士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当和尚很简单，而作隐士却可能是件麻烦事。因为，出家当和尚是皈依宗教，皈依以后，过的就纯然是宗教世界的生活：佛灯香火，持斋诵咒，无牵无挂，无喜无忧，等于回到了古代。而如果要想当隐士，则仍然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麻烦很多。比如说，你要买块地来种，得拉关系、签合同。要修房子，还得基层批准。你必须把土地经营好，除去税费负担还能够支付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开支。那么，你是自己种、雇人种或是与人打伙种，你用什么种子、肥料，你的产品如何卖出去？都不能不有经营计划，不能不打听市场行情。就这些，你就免不了要和许多人来来往往地打交道，你又如何能“隐”得安生呢？何况，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即使你不上互联网聊天，要做到不看报、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做“隐士”的条件，似乎已经在纷纷攘攘的世事中无影无形地消失了。
那么，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不是就绝对的不能“隐”了呢﹖依我看，生活上的“隐”是几乎不可能“隐”得住了，但精神上的“隐”则仍然是可能的。现在，有一些醉心艺术的人，打伙在北京郊区建了个小村子，成天只是埋头作画，靠卖画生活。由于要卖画，他们得迎合市场需要，难于避俗。生活上是“隐”不住的。但他们成天只是聚精会神地作画，可以说，精神是完全“隐”入艺术世界里去了。可见，现代知识分子如果要想“隐遁”，惟一可能的方式是，在生活上“和光同尘”、“含光混世”，和普通人一样过，精神上则守护着自己内心的自由天地。这是一种特殊的“隐”，别人看不出的“隐”，即所谓“隐于不隐，不隐而隐”。与古人所谓“大隐隐于市”的意思有相近之处。
李青松的“隐遁系列”作品，写的全都是诗，把自己的心灵全部隐入诗歌艺术的自由天地，这可能是比作画更有普遍性的精神隐遁方式。不过，我觉得，李青松自己似乎还没有很确切的意识到，诗歌艺术本身就是精神隐遁的自由天地，无须有其他的挪用和假借。他在《悟道与逍遥》一集中写了许多禅言道语的诗，结果是使诗的艺术天地被禅道的皮毛角屑挤塞得非常局促，只有“逍遥”的词语，不见“逍遥”的精神。这可能是拘执于“皈依宗教才能遁世”的旧观念，反而束缚了自己心灵的自由。《清庐随笔》也掺杂了许多与诗歌艺术不相融会的人生哲理，似乎只是运用诗的语言形式去说一些虚悬于生活之外的玄理。作者心中浮荡的不平之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就诗来说，只有把哲理和心情全都涵蕴在诗境的艺术表现中，才有可能获得心心相印的艺术效应。不然，读者为什么要读诗而不去直接读哲学原著呢？恕我直言，“遁入空门”是失败者的精神自杀；“隐于玄理”是梦游者的精神自欺，两者也都非诗道。诗道是人间正道，诗情诗理都来自人心中的真情真理，不涉玄虚，不崇奥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东晋玄言，湮没无闻；隋唐佛偈，不存诗苑。郭璞游仙之诗，不过是借游仙以抒愤；李白寻仙之句，也只是夸�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