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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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革命者心中光明磊落，面对有如梁鼎芬一样的责问，国民军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的回答可谓义正辞严。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初，冯玉祥北京政变胜利后，赶走了贿选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立即决定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当鹿钟麟带领军警各十二人进宫向小朝廷发出最后通谍时，内务府大臣绍英居然问：“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我们？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容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这样办呢？”鹿钟麟回答：“满清入关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已被清室所毁弃。”二百多年前为剃发留辫所强加给汉人的屈辱，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清算。清废帝溥仪很快在国民军的监视下，仓皇搬出了紫禁城。
　　实际上，留发还是剃头，束发还是梳辫，完全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的生活习惯使然，根本没有必要作为两个民族水火不相容的文化标志而大动干戈。汉民族自古以耕种为业，春种秋收的慢节奏生活养成了束发和衣袍宽大的习惯。而满族人乃至蒙古、契丹、女真、羌、氐、羯、鲜卑、匈奴等生活在草原大漠的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以狩猎为生，屠熊猎虎的搏斗，怎么能让额前的长发迷了自己的眼睛，追风逐电的奔驰，更忌讳被树丛挂住飘动的袍衫，故此他们往往剃发结辫、箭衣窄袖。就为这各自的生活习惯，汉满你死我活争斗了近三百年。但随着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逐渐隐退，在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面前，束发和梳辫，汉装与胡服，统统都成了过去，连曾经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先生都认识到，要推翻的是封建皇帝，绝不单单是一根发辫，中国人不能再退回到朱明王朝的年月。为此，他在剪了大辫子之后，没再束起长发，而是像欧美人一样留起了分头；他在脱掉了满洲的马褂胡服之后，也没再穿上明代的长袍，而是独创了中国人的“中山装”，就连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狭隘民族主义口号，都被他换成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倒是清政府并不曾强令汉族女人穿着的旗袍，在国母宋庆龄等人的大力推广下，如今已成为全球华人妇女最有魅力的时装。
　　怪不得近三百年的头发之争，随着社会发展的大潮日益沉寂下来。顺治初年，汉人在满洲人的钢刀压迫下，暗自以正月不剃头来寄托对自己民族旧俗的思念，也可能为逃过统治者的警觉有意将“思旧”读成了“死舅”，也可能人多口杂将“思旧”误传成“死舅”，后来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全球工业化的进程，束发与梳辫都成为了历史陈迹，人们早已将思旧的情绪深深忘却，剩下的恐怕是那以讹传讹的娘舅情怀。今天我们追本溯源，终于澄清了正月不剃头与舅舅的生死无任何关系，只希望所有的天下人，正月里头发长了该进理发馆就进理发馆。更希望所有的天下人也深深地记住，关于留发留头而搏杀了数百年的这段大案，早已被历史留在了昨天，滔滔滚滚不断前进的，一定是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像唐代诗圣杜甫一千多年前留下的那句名言：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进士娇娃会平康

　　
　　？　楚　人
　　古代中国的娼妓发展史，有文献可征，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国策·东周策》记载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鲍彪注释说：“闾，里中门也。为门为市于宫中，使女子居之。”这些被“国人非之”的“女闾”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清代周亮工在《书影》卷四中说：“女闾七百，齐桓（公）征夜合之资，以佐军兴，皆寡妇也。”所谓“征夜合之资”，明白易懂，无须解释；“以佐军兴”，则为的是敛财以富国强兵；设在宫中，服务的对象当然都是贵族成员。在宫中蓄养女乐以供统治阶级内部淫乱，古已有之，但这个将娼妓作为一种“事业”进行商业性操作的怪点子是当时齐国的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管仲（管子）想出来的。明末清初的文士余怀在《板桥杂记·后跋》中说：“管仲相（齐）桓公，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果然，在管仲的全力襄助下，齐国的国力大振，齐桓公也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诸侯霸主，其中似也有妓女的一份微薄贡献。
　　在春秋霸主中，齐桓公是一个有名的好色之徒，他曾经爽快地对管仲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管仲说，不要紧，好色乃人之常情，“无害也”。但是，齐国设置“女闾”，远远不止是为了满足贵族阶级的淫乱和试图敛财以富国强兵，有时还作为一种迷魂的武器应用于政治外交。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496年，孔子由大司寇摄鲁国的相位，齐国人听说后，非常忧惧，认为孔子主持国政后，鲁国必定能够成为霸主，而齐国地近鲁国，将首先受到威胁，“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加上一百二十匹良马，一道送给鲁国国君。鲁国国君和掌握实权的贵族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儒家的这位祖师爷孔老夫子当然看不惯这种将“食色性也”发展到极致的荒淫误政之举，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决定不再担任这个鸟司寇，“拜拜”走人。这就是《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官妓之设始于此；设妓院创收，征收颇似晚近时代特种营业税的“夜合之资”以富国强兵亦始于此。之后，官妓的设置便沿袭下来，民间的妓家也与此相伴存在，“女闾”也成为了妓院的一种代称。明代冯梦龙在话本《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说：“虽市门之游，豪客不废；然女闾之遗，正人耻言，不得不谓之邪色。”但妓家成为一种兴盛的“事业”，成为一种绮丽的社会文化景观，应始于唐代，并与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行。自此，文士与妓女便结下不解之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创造出一种今日看来似为变态，而在古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视之却是常态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其影响直至晚明仍有余韵。
　　唐代的妓家，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为“平康”、“北里”之“乐户”，一为“教坊”之“伎女”。前者多为民营性质，虽也有相应的职官管理，但主要是服务于社会，包括以社会成员身份出现的官吏士大夫；后者则为官办，主要服务于宫廷以及官府，但有时也“出局”应赴朝官士子在酒楼或家中所设的宴会。
　　这里只谈平康北里之妓家。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卷上中说：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唐代之京师长安在当时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城区内共有三城，规模庞大，规划完善。北面为宫城，东、南、西三面围以皇城；皇城东、南、西再围以外城。外城南至曲江止，共分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东、西两市，每坊面积大致相当，成九六比例之长方形。每个坊四周都用高墙围起来，墙外为坊间大道。坊墙内再以十字大街由中心点将坊划分为四区。十字大街为东西、南北走向，坊墙便开了东、南、西、北四个坊门。每天日出时开坊门，日落时敲“下街鼓”毕则关坊门。坊外之街道实行宵禁，除了三品以上的达官贵人可以随时直接开坊门出入外，其他人等在日落后就不得再出坊行走了。这种规划布局，使平康坊的妓院虽然入夜后仍然是灯火通明、春意盎然的“不夜天”，但并不会影响长安城内其他各坊居民的正常起居作息。
　　平康坊，又称之为“平康里”，位于长安城区最为繁华热闹的东北部，当时的娼妓业者几乎全都集中在这里。所谓“风流薮泽”，即今人所说的“风化区”或“红灯区”。其具体位置在长安皇城东第一街以北之第五坊。东南边是包括酒楼、旗亭、戏场等娱乐场所和繁华街道的东市，北边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乐器商聚居之处崇仁坊，毗邻皇城官厅街与交通要道的春明门，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和娱乐的重心所在。妓家设置于此，占据有得天独厚的地利。
　　平康坊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坊中的妓家以“北里”最为著名，故唐代长安之“平康”、“北里”，已成为与明代南京秦淮河之“河房”齐名的“风化区”之代名词。北里位于平康坊中心十字大街的东北部，占有北曲（前曲）、中曲和南曲（南街）等三曲之地。北曲地近北门，曲中以一鸨一妓之小型妓家较多，有些妓家还兼售糖果等食品；南曲位于东西巷之南，拥有的名妓最多，为三曲之中最负盛名者；中曲与南曲一样，均为大型妓院，每家妓院约有妓女十人。三曲合计共有妓院百余家。此外，位于平康坊之西南角还有鸣珂曲，长安城南还有韦曲、杜曲等。所谓“曲”，指的是这里的街巷大都弯曲狭窄，比不上长安城中其他的街市宽畅方正。这些处所最初可能是贫穷市民的聚居地，居民职业混杂，素质参差不齐，后来反而发展成为繁华的风月场所。古人于平康北里之游有“狭邪游”之说，即由此特殊地形而来。
　　唐代孙棨在《北里志》中对平康坊之妓家情形叙述甚详：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视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褥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筋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则公卿与举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参礼。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驻其去耳。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有一妪号汴州人也，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常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
　　当时活动于平康北里的主要有两种人物，一为“京都侠少”，一为“新科进士”。前者多为江湖黑白道上的人物，亦有权贵富家子弟，龙蛇混杂，未可尽言。唐人李廓有《长安少年行》诗十首咏其行止，录其二首以观其生活方式：“追逐轻薄伴，闲游不著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日高春睡足，帖马赏年华。倒插银鱼袋，行随金犊车。还携新市酒，远醉曲江花。几度归侵黑，金吾送到家。”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对此倾羡者有之，鄙夷者有之。后者则是科举考试中的新进之士，少年学子中的佼佼者。所谓“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贽见之礼”，即投红纸“名片”求见之意。但是，新科进士贽见的并不止是红牌妓女，而是希望通过名妓的提携引介，达到得以晋见豪门巨族、高官权要的目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目的的社交活动。因为，上承魏晋六朝门阀士族垄断国家政治权力之传统的唐代，虽为庶族子弟进入国家政治权力圈打开了一扇小门，但是，作为当时社会的一个新兴阶级，这些出自寒门缺乏政治背景的新进士，要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不能不在政治权力圈内结识一些权贵。上流社会的妇女深为礼教约束难出闺门，而妓女则经常酬酢于权贵和士人之间，妓院便成为两者之间最为理想的社交场所，妓女也成为文人进士攀交权贵的南山捷径。通过在妓家的酬酢，尤其是得到名妓的引荐，新进士就能够较容易获得巴结权贵的机会。
　　大致而言，隋唐以前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