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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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经朝廷文人粉墨整理后的诏书，实际上的“薙发令”比这血淋淋得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几乎一夜之间，全国的剃头挑子上都挂上了这样的警句。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剃头师傅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上，有一头还高高竖着根木棒，谁都知道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家什，剃头时挂上面镜子供顾客使用，游走时就是悬挂满洲人那张“薙头诏书”的旗杆。故此，在旧社会的游方手艺人中，理发匠常常被人们称为待诏，他们真的曾经“奉旨剃头”。
　　“薙发令”是清顺治二年六月颁发的。如果说这年六月前，江南各地对清军的抵抗，还大都是朱明王朝的正规部队，那么自这年六月之后，江浙一带有如星星之火的民军起义，就几乎全是人民群众对剃头梳辫的殊死抗争了。
　　嘉定，现属上海市，明清之际是江南的一大重镇。“薙发令”颁发后，明朝的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纠集了数万军民，誓死留发与城共存亡。清世袭罔替王爷勒克德浑亲自督战攻城，义军面对强敌死守孤城数日，不想天降大雨，偏巧明朝降将、吴淞总兵李成栋携带大炮助攻，雨过炮响，城墙多处坍塌，清军潮水般入城与无援的义军展开巷战，由朝杀至暮。侯峒曾携二子投水而死，黄淳耀自缢身亡，为虎作伥的李成栋居然下令屠城，两万余军民当即死在钢刀之下。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初四。在随后的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十六日，嘉定城郊又有两路义兵誓死不剃发，李成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屠杀无辜百姓，全城大约二十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这就是清初鼎鼎大名的暴行“嘉定三屠”。由于人们经常与顺治二年四月清兵在扬州连续烧杀抢掠的“扬州十日”相提并论，很多人，甚至我国著名小说家蔡东藩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都把清兵在嘉定的三次屠城，误解为连续三天的屠城。其实对全城百姓的三次屠杀，每次相隔约十几天，比一连三天的连续杀人，要来得更残酷，要杀得更彻底。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江南重镇比起来，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既没有当朝一品大学士督师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没有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他不过是一位已经离任的典史阎应元。在明代，典史比九品还低，数未入流，严格地说，不能算官只是个吏。但这位阎典史，居然应全城百姓的重托，从百里之外的避居地华士山中潜回江阴，于二十四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随后的八十一天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杀死敌军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军王爷一、上将三及三千将士玉石俱焚，清军不得不三军挂孝。破城之日，阎应元身中数箭投水自尽，被清兵拉出水面后刺断胫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后膝盖不弯直至气绝。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首绝命联，说的就是“留发不留头的”夙愿：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守城，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如果说，武将在战场上，尽管面对的是绝对强大的敌手，但尚可以刀兵相见，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头，死得激烈，而文臣一旦被俘，就只能听凭对方宰割，那则是死得悲壮了。“薙发令”颁发之时，南明小朝廷的使臣、兵部左侍郎（副部长）左懋第正羁居在北京太医院。随员艾大选怕死，遵旨剃发梳起了大辫子，左懋第将其乱棍打死。摄政王多尔衮听说后，派左懋第已经降清的弟弟左懋泰去诘责，左懋第明知故问：“你是满清降官，怎么敢冒称是我左家的人呢？”随之将其骂出馆舍。多尔衮大怒，亲自提审。当问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的回答掷地有声：“头可断，发不可断！”多尔衮居然违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将左懋第杀害。
　　明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与兵部侍郎张同敞一同被俘，清兵统帅正是大明降将孔有德，孔自恃为孔子后裔进行劝降，瞿式耜、张同敞勃然大怒：“你乃毛文龙家走狗，递手本，倒夜壶，安得冒托先圣后裔？”孔有德被骂得羞愧难当，他将两人分别关押下狱，并私下里允其剃发为僧。两人不以为意，一连四十余日，每天赋诗唱和，大骂清廷。直到临刑之日，瞿式耜犹端正衣冠，南面而拜，张同敞被杀后，则直立不倒，头颅落地尚猛跳三下。瞿、张二人和唱之诗不下几十首，其中一首唱道：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灭，头丝犹带满天香。
　　而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被汉人骂为“汉奸”又被满洲皇帝称为“贰臣”的高官厚禄者。明天启年间进士、翰林院侍读孙之獬，降清后被授礼部侍郎，是在朝第一个剃发留辫、衣冠满服的汉大臣。当时“薙发令”未下，上朝满、汉大臣各自妆束分别而立，孙之獬上朝后站在汉大臣一边，汉大臣骂他沐猴而冠不准他入列；他又站到满大臣一边，满大臣也笑他不伦不类赶他出列，弄得他尴尬万分。后他被清廷夺官还乡。顺治四年，义军攻破他的家乡淄川城，将他的发辫割下来，将缕缕青丝栽入他的头皮游街示众，万般羞侮后将其处死。
　　可以说，终清一代，满汉畛域从未弭平，但满族人能以二十几万人口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多年，在大政策上有很多是高过朱明王朝的。从清初撤辽饷、练饷、剿饷到康乾盛世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不再修葺长城到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和中俄雅布萨之战，满族人都是站在大中华的立场上为君为国的，直至最后牺牲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融入了中华大家庭。偏偏在相对语言、文字而次要得多的剃发和衣冠上，满族人固执得非要为自己埋下灭亡的种子。
　　明代崇祯年间进士陈名夏，入翰林后官至明代都察院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李闯王入京他投降农民军，大清兵入关，他再拜在睿亲王多尔衮的帐下，被封为清朝的吏部尚书（部长），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这位朝三暮四的三朝叛臣，在人品上比孙之獬还要卑劣，但他偏偏看出了清代强行剃发和推行满洲服饰的可怕后果。顺治十一年，陈名夏被弹劾处死，其罪状数款均难查实，惟有一条“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他自己供认不讳。陈名夏一生狡狯，惟此一句心里话，却断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至于那位大汉奸洪承畴，倒比陈名夏聪明得多，他眼见在剃发衣冠上，再也说不动满洲统治者，立即退一步向朝廷进了一个“三从三不从”的奏章，即男从女不从，官从吏不从，生从死不从。从此后的三百年间，汉族女人可以穿明代衣裙、梳汉式发髻，衙署的吏役可以着汉式的差服；死人入殓亦可打开发辫穿汉式衣衫。这样一来，倒稍稍缓和了平民百姓对异族习俗的抵触情绪。有人说，这是洪承畴屠杀汉人太多了，良心发现后为汉人争得的一点权利。实际上，这正是大汉奸的高明之处，他早已看透了满洲人狭隘的民族情结肯定挡不住亿万汉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的“三从三不从”，正是想为满洲主子填平民族沟壑而不得的无奈之举。
　　纵观大清三百年，果然历年历代的叛乱者也好、造反者也好，大都是假以“复我大汉衣冠”揭竿而起的。吴三桂之乱，公开的口号就是反清复汉，恢复衣冠，散辫留发；川楚白莲教，上百万教众打开发辫横行江南数省，搅得太上皇帝乾隆死不瞑目，在临终当年的山庄林下戏题碑上还留下他“二竖获日指，一章捷望天”的哀鸣，康乾盛世从此江河日下；太平天国定都江宁更名天京，偏师北伐撼动京津，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势力囊括全国十三行省的半数以上，实是动摇大清帝国根基的一次最大革命。而加入太平军的首要条件，就是不留发辫。故此，对同与太平军性质相同的起义组织，如小刀会、天地会、捻军、黑旗军等，满洲统治者一律恶毒地咒骂为“长毛”。
　　公元1911年，旧历辛亥年，中国爆发了武昌起义，大清王朝在隆隆的炮声中倒坍。革命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此，而是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宣告了最后终结。但是，这场地覆天翻的革命之初，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剪发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铁血口号被翻成了“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再次响遍了九州大地。此次为满洲人那条发辫殉礼的，居然不是摄政王爷载沣，更不是宣统皇上溥仪，倒是一群来自江南的道地汉人。
　　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清末曾任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清亡后依然孝忠清廷。民国政府先后授予他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安徽督军等职爵。但面对民国的剪发令，张勋甚至指着棺材发誓：“可死不可从。”其所部定武军二万余兵，也誓死不剪发辫，被人们指为“辫子军”。民国六年（1917年）六月，张勋借口调停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关于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争，率十营五千“辫子军”入京复辟，解散民国国会，拥戴废帝溥仪登极，宣布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任命中央部院大臣和各地封疆大吏，并自封为忠勇亲王。一时间，北京城早已被用作装殓死尸的朝冠蟒袍每套从二十元涨到一百二十元，到处是头戴假辫子和红顶花翎的人招摇过市，北京百姓嘲讽为“满大街跑祖宗”。这场闹剧上演了不到一个月，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张勋几千名“辫子军”与六万“讨逆军”交火仅六天就一败涂地，北京城内不仅丢弃了张勋所部的大批枪械，还有“辫子兵”为逃亡而剪掉的满地大辫子。张勋独自逃入荷兰大使馆才躲过一劫，直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去世，他还拖着那条大辫子死而无悔。
　　康有为，字广厦，广东南海人，光绪年间进士，任清工部主事，曾七次“公车上书”要求维新，并领导过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在慈禧的通缉下逃亡国外，此后则组织保皇会成为了顽固的保皇党。民国六年（1917年），他与张勋一同策划丁巳复辟，失败后致力著书立说，强调“一姓能顺天时，时自变，则一姓虽万世存，可也”，并大放厥词：“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不知这位死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脑后一直拖着辫子孝忠皇上的遗老知不知道，早在民国九年（1920年），宣统皇上溥仪就剪了辫子，而溥仪的亲阿玛、摄政王载沣剪得更早。真可惜了丁巳复辟的文武二圣人，倒像是奴才替主子奔丧，人家都脱了孝服花天酒地，他们还在抱着哭丧棒哀嚎，另外的一种喧宾夺主。
　　梁鼎芬，字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清时任武昌知府、湖北布政使（常务副省长），光绪三十二年曾弹劾庆亲王和袁世凯被撤职，民国后被小朝廷任命为“懋勤殿行走”。他誓死孝忠清王朝，自请到西陵为光绪皇帝守陵寝。民国二年（1913年）冬，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棺椁“奉安”，民国政府前往易县梁格庄灵棚为前朝帝后致丧。国务总理赵秉钧带领一群国务委员均到场换上满清衣冠，惟独清代山东巡抚、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仍穿着民国礼服。梁鼎芬当即上前质问：“你是哪国人？”当孙宝琦一片茫然时，他又借题发挥：“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这场闹剧后，梁鼎芬又用装入瓶中的西陵雪水，到京城遗老家中去募捐为皇陵栽树，直到民国六年（1917年），才拖着一条花白的发辫告别人世。想这位饱读诗书的三榜进士，肯定读过中国的历史，他应该知道满清的发辫和衣冠是怎样穿戴到汉人头上身上的，这简直是不要祖宗的愚忠！
　　倒是革命者心中光明磊落，面对有如梁鼎芬一样的责问，国民军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的回答可谓义正辞严。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初，冯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