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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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汉使者，告诉苏武并没有死，并让他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射到一只鸿雁，雁足上系着一块帛书，上面说苏武在一大泽中。这样，匈奴单于再也无法诡称苏武已死，只得把他放归汉朝。民间还流传一个故事是：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王宝钏苦守寒窑十数年矢志不移。一日，王宝钏正挑野菜，忽闻空中鸿雁连声呼唤，遂请求代为传书于平贵夫郎，然一时难寻笔墨，情急之下，撕下罗裙，咬破指尖，写下血泪书信，倾诉对爱情忠贞和盼望夫妻团圆的心情。由于这些故事的流传并成为千古佳话，因此，鸿雁也就成了邮使的美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青鸟传书”的神话。据说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写信，而传书的使者是一只青鸟。它把信一直送到汉宫承华殿前。从此，青鸟也成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称。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后两句就借“青鸟传书”的典故，寄托自己希望与亲人通信和见面的心情：“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也发生在汉朝。有一首汉乐府诗是这样写的：“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长相思，下言加餐饭。”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诗人一对鲤鱼，叫儿子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对方多加餐饭，同时作者也表达了长久思念之情。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其实，这故事的源流还更久远。早在商朝末年，当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候，他就曾捕获一条鲤鱼，鱼肚里有一封信，信中预告他以后将被封在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里。
此外，古代还有过家犬传递书信的记载，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黄耳传书”。
据《晋书·陆机传》载：晋初大诗人陆机养了一只狗，名叫黄耳，甚受主人喜爱。陆机久寓京师洛阳，十分想念江南的家乡，有一天便对黄耳开玩笑说：我很久不能和家里通信，你能帮忙传递消息吗？不想这只狗竟摇着尾巴，连连发出声音，似乎表示答应。陆机大为惊诧，立即写了一封信，装入竹筒，绑在黄耳的颈上，放它出门。黄耳不仅把信送到了陆机的家里，还把家人的回信带了回来。后来，黄耳就经常在南北两地奔跑，为陆机传递书信，成了狗信使。
与普通百姓通信十分困难相比，古代官府的公文信息传递相对来说要先进和方便得多。早在奴隶社会，我国就已建立了驿传制度。到了唐宋时期，这套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通信设施建设便已相当完备和发达了。现在，我们从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里，经常可以看到古人擂鼓传信、烽火告急、飞奔报佳音、驿马递文书等场景，这些都是当时官府信息和公文传递既具体又生动的反映。本文在这里摘录历史上几则与公文传递有关的趣闻轶事，以飨读者。
木鹅载表
隋将尧君素守河东，上遣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相继攻之，俱不下。时外围严急，君素为木鹅，置表于颈，具论事势，浮之于河；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皇泰主见而叹息，拜君素金紫光禄大夫。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
在隋末农民起义军的大力扫荡下，隋朝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至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隋皇朝所能控制的，只剩下东都洛阳、行都江都等几座孤城了。许多地方官吏和贵族地主，见隋朝大势已去，为了保存自己，并企图在乱世中扩张势力，纷纷宣布脱离隋朝，自行称王称帝。然而，隋朝河东通守尧君素，却是其中的一个异数。在隋朝的统治被推翻和隋炀帝被杀后，他还坚守河东（今山西永济，旧称蒲坂）半年多，始终不肯投降。
尧君素原来只是河东的一员部将。617年9月，李渊带兵攻打河东，一时攻不下，便听从儿子李世民的意见，改为进攻长安。李渊西行后，河东主将屈突通即率主力部队救援长安，临时任命鹰扬郎将尧君素为河东通守，代替他守城。尧君素是一个非常讲究信义节操的人。隋炀帝还是晋王时，尧君素就在他手下工作，受到赏识。为了报答隋炀帝的知遇之恩，尧君素临危受命后，便决心坚守此城。唐军行军总管赵慈景是李渊的女婿，被尧君素俘虏，尧君素杀了他，把头挂在城外，以示对隋忠贞不渝，决不向唐军投降。李渊先后派大将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攻打河东，都没有攻克。唐军死伤惨重。
这样，硬攻不下，唐军只好改变策略，派出多名隋朝降将前去做说服工作。尧君素不为所动。唐军又答应给尧君素发放免死牌，保证不杀他，也不起作用。再请出他的妻子来劝降，并对他说：“隋朝已经灭亡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完，一箭射过去，把妻子射倒。屈突通被唐军俘虏后，李渊又派他去做尧君素的工作，两人见面后都感慨流泪。屈突通说：“我已战败投降，义旗所到之处都纷纷响应，形势已这样，您也早点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身负重任，怎么可以叛国投降，还替人家当说客？连你骑的马，都是代王送的，你还有什么脸面骑它呢？”屈突通一脸通红，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是没办法才投降啊！”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你就不要再说了！”屈突通只得满脸羞愧地退了回去。
尧君素一面加强防守工作，一面积极与外面取得联系。当时河东城被唐军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每天战斗不断，信使根本无法出入。尧君素便制作了一只木鹅，把写好的表章放在鹅的颈项里。表章详细叙述了河东的形势，表明了自己坚守的决心。然后把木鹅放入黄河，让其漂流而下。下游的卫卒得到木鹅，送到东都，皇泰主见了叹息不已，便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
此时，尧君素虽然知道了隋炀帝已经被杀，也明白自己最终守不住河东城，但是他志在一死；每当说到隋朝，他没有不流泪哭泣的。他平时善于控制和管理部下，军纪严明，手下的人因此没有一人敢背叛他。时间长了，城中的粮食吃光了，只好人吃人。618年二月初六日，尧君素终被部下杀害，坚守了一年零几个月的河东城，才落入唐军之手。
按照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尧君素无疑是隋朝的忠臣。正是要做一个忠臣的信念，才使他丧失人性地把妻子射杀，让无数无辜的将士陷入绝境并失去生命，真是太可怕了。其实在古代，对忠臣的理解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并非只认定一味愚忠的人才算忠臣。比如屈突通力竭投降后，又为唐朝打天下立下殊功。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列第十二位。唐朝上上下下都认为他忠心可靠，因而非常敬服他。这说明，在当时人的眼里，屈突通也是忠臣。屈突通和尧君素，这两个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走了两条不同道路的人，最后却殊途同归，都得到了忠臣的认定和评价，真是太有意思了。
竹筒传书
素遣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素。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与尧君素木鹅载表相类似的，还有隋朝大将史万岁的“竹筒传书”。所不同的是，尧君素是坚守孤城，史万岁是流动作战；尧君素是积极向外取得联系，史万岁是设法向上级报告工作。
史万岁利用竹筒传书的故事发生在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0年）。这一年十一月，也就是隋灭陈一年多后，南方各地群起叛乱，隋文帝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自从东晋以来，江南地区刑法宽大，执行不严，世家大族一直欺压寒门庶族。隋灭陈以后，将地方官吏全部撤换了，并改变了以往的政策，对他们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从而引起了南方士族豪强的强烈不满。当时民间又纷纷传说隋朝要把江南人全都迁到关中地区去，引起一片恐慌。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人高智慧等都起兵造反，各自称天子，设置百官。还有许多人自称大都督，起兵攻陷隋朝州县。在陈朝原来管辖的境内，几乎都发生了叛乱，势力大的有数万人，小的有几千人，他们互相声援，残杀隋朝官吏。
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江南后，先后打败了好几股敌人，收复了京口、无锡等地。接着又攻破了高智慧的大本营，纵火焚烧敌军营垒。叛军溃败，高智慧逃入海中。尔后，杨素率主力部队跟踪追击，直达海边。
杨素初败高智慧后，派遣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从婺州走小路去进攻叛军。史万岁行军不畏艰险，先翻山越岭，然后又漂洋过海，到达叛军背后，发动进攻。他率部转战千余里，前后打了七百多仗，攻破了叛军盘踞的许多山洞，收复了大片失地。为了与上级取得联系，汇报战况，史万岁想了很多办法，但由于水陆交通阻绝，信使不通，因而都没有结果。隋军指挥部有一百多天没有得到史万岁的任何消息，人们都认为史万岁已经全军覆没。
史万岁虽是以勇猛善战而著称的武将，但这个人的脑子很灵活，头脑里常常会冒出一些新主意。他看到南方的山上有许多竹子，于是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妙法：截了一节竹子，把早已写好的报告封进竹筒里，然后放在水中，任其顺流而下。数天后，有一个挑水的人拾到了这个竹筒，打开一看，发现是史万岁的报告，马上转告了杨素。杨素正为无法获知史万岁的消息而焦急，见了报告，欣喜不已，当即向朝廷报告了史万岁部队的情况。隋文帝看后连声称奇，赞叹不已，决定赏赐史万岁家人十万钱，并提升史万岁为左领军将军。然后，杨素也继续追击反隋散兵，抓获了高智慧等人，彻底平定了叛乱。
史万岁竹筒传书，不仅解决了自己部队的通信问题，而且他创造的这种简单实用的水上邮件运输工具，从此后被广为使用。唐朝诗人李白和文学家元稹，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便多次用过这种竹筒传书的方式。李白诗中甚至还有“挑竹书筒”的提法。可见“竹筒传书”颇为当时文人所欣赏、所称道。据说“邮筒”这一名词也是由此而产生的。“尺书裁罢寄邮筒”，唐朝诗人贯休的这句诗，便是一个较好的见证。当然，此“邮筒”不是彼“邮筒”，它只是古代人们利用自然力量而使用的一件简单的水上邮件运输工具，不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街道或邮局门前的那种存放信件的邮筒。
木系诏书
大业中，突厥围炀帝雁门，炀帝从围中以木系诏书，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
——《新唐书·本纪第二》
类似史万岁“竹筒传书”的方法，隋朝还曾成功地使用过一次。
隋炀帝即位之后，自恃国富兵强，不断对周边各族进行各种军事、外交活动，以图进一步扩张隋朝的国势。
大业三年（607年），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向突厥炫耀自己的富强，使他们畏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敕令洛阳点缀市容，把城内外的树木用帛缠饰，让市民穿上华丽服装，一派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景象。同年，隋炀帝率大军北巡，来到榆林，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观风行殿和大帐，行殿能容纳侍卫数百人，可分可合，下施轮轴，移动便捷，大帐可坐数千人，表演“百戏”为乐。突厥人哪里见过这样盛大的军容和奇巧的制作，所以每逢看见御营，十里外都不敢骑马，就跪伏叩头。启民可汗甚至亲执佩刀，为隋炀帝芟除牙帐中的秽草。但是好景不长，八年之后，炀帝再次北巡长城，就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差一点丢掉了性命。
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隋炀帝到北部边境去巡游。诚心归顺隋朝的突厥启民可汗已在大业五年去世，隋朝册立他的儿子咄吉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其部逐渐强盛，开始对隋王朝构成威胁。黄门侍郎裴矩建议另立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为南面可汗，以分散始毕的势力。而叱吉设不敢接受册封。裴矩又诱杀始毕可汗的谋臣史蜀吸悉于马邑（郡治善阳，今山西朔县）。始毕可汗大为不满，从此不再入朝。他得知隋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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