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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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在民间影响最大的当属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从这些零零散散的记载中，我们或多或少能够看出一些有关唐伯虎传说形成的蛛丝马迹，比如“三笑”的典故即原出于《蕉窗杂录》之中，说是唐伯虎偶于金阊见一画舫，其中坐一女郎，面目姣好且“笑而顾己”。这一笑让唐伯虎心醉神迷，于是买小艇尾随其后，探知女郎为某仕宦家婢，名为秋香，遂假扮成落拓书生模样，上门求做书童，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唐伯虎终于如愿以偿，与秋香喜结连理，同归吴中。就是这样一个捕风捉影的轶事，竟然在民间流传甚广，经过数百年的演义之后，秋香的“一笑”变作“三笑”，“某仕宦”也最终变成了有姓有名的无锡华府。对此，我个人认为，唐伯虎故事的演变所传达的其实是一种下层民众的集体潜意识，其中，落拓士人将唐伯虎当作了自己的隔世知音，而世俗民众则将唐伯虎的才子风流当作了自己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不仅宽容了唐伯虎身上所有的不检点，反而更将他引娼挟妓、眠花宿柳的行为看做是才子的本色与特权。或许中国古代的世俗生活实在太沉重了吧，无论是落拓士人也好，世俗大众也罢，他们都需要一个桀骜不驯的形象来表达自己被压抑已久的愿望，也需要为自己的理想寻找一个具体的寄托。唐伯虎民间形象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唐伯虎身上的确不乏“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的诗酒癫狂的豪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下层民众对一种卸下包袱、任情适性的诗意化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他们在“风流才子”的塑造中传达出自己被深深压抑着的潜意识，附会在唐伯虎身上，则使之更加生动感人。从这个角度上说，唐伯虎的形象其实是无数次集体创作的结果——对照民间传说中唐伯虎的喜剧形象与现实生活中唐伯虎的悲剧宿命，大悲大喜之间，却让我们对古代读书人的命运多了一丝惺惺相惜之情。
　　唐伯虎有一篇《伯虎自赞》如是写道：“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我们不妨把它看做是民间唐伯虎与现实唐伯虎之间的灵与肉的对话。事实上，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是不是他本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些传说感受到了民间大众向往自由的精神，同时也捕捉到了他们追求自由的灵魂。所以，对于这些传说，我个人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找到一位如此丰满、鲜明的风流才子形象，哪怕是虚构多于真实，也仍然聊慰我心——毕竟，历史因此变得格外鲜活、动人，不再寂寞。

　　尚留微命做诗僧

　　
　　？　王开林
　　一袭袈裟，一串念珠，一双芒鞋，一只盂钵，一身瘦骨，一怀愁绪。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踟蹰于十九世纪末的血雨暗夜，徘徊于二十世纪初的腥风长街。他命定是弱者中的强者，却又是强者中的弱者；他命定是诗杰，是情圣，是丹青妙手，是革命和尚，却又是断肠客，伤心人。参禅则意犹未定，避世则情犹未绝。他萍踪浪迹，四海为家，如此悲苦交煎之心，如此蒲柳弱质之体，却偏要向天涯更远处漂泊，漂泊……
　　八十六年风雨后，我们邂逅于西湖边，孤山下，他依然清癯如初，忧郁如初。未及叩问，未及攀谈，刹那间，他便如一叶薄薄的剪影随风飘逝了，只闻见茫茫白水上传来琅琅诗声──
　　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这回，他真的走了，毅然决然地走了。这位天下第一痴子果真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果真能抛闪得下三寸灵台上那个如血奔心的“情”字？
　　要了解苏曼殊（1884～1918）烟花般灿烂而又短暂的一生，则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他的身世谜团——那不愿示人的“难言之恫”，一个至死也未能解开的心结。
　　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原籍广东香山县沥溪乡苏家巷，青年时期赴日本淘金，三十九岁时身任横滨英商万隆茶行买办。他还在国内捐有官职，算得上春风得意。苏杰生寡人好色，口袋里攒足了闲钱就忍不住要美美地享受一下齐人之福。妻子黄氏留在国内，鞭长莫及，在他身边侍奉的是两位姬妾，一位是日本女子河合仙，时年三十六岁，一位是中国女子大陈氏，时年十七岁。苏杰生意犹未尽，又将河合仙的胞妹、时年十九岁的河合若勾引失身，苏曼殊便是这场不伦之情珠胎暗结的产物。其后，河合若将私生子留给了姐姐抚养，然后嫁给了一位海军军官。从此，小宗之助（苏曼殊的日本乳名）脉管里流淌的便一半是大汉民族的精，一半是大和民族的血；一半是咸腥，一半是苦涩；一半是无语话凄凉，一半是有心伤离别。“世上飘零谁似我”，在他心目中，东瀛与赤县，都是故国，又都是异邦。
　　四岁时，苏曼殊随河合仙暂住东京。他天资颖秀，才华早露，“伏地绘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也就是在那年，一位过路的相士偶然见到双眸朗若流星的曼殊，忍不住驻足感叹道：“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天机乍泄，当时却无人会意。
　　苏杰生喜欢这个夙慧天成的儿子，乐得由他来延续苏家的香火，光耀苏家的门楣。六岁时，已改名为戬的曼殊随嫡母黄氏漂洋过海，回到广东香山沥溪老家，入读乡塾。他那病病歪歪的身子骨多少有些招架不住。何况身世成谜，平日里他没少受到族中子弟的奚落和排斥。曼殊天性敏感，内心的悲愤无处诉说，其痛苦可想而知。九岁时，河合仙与苏杰生关系破裂，曼殊在家族中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十二岁那年，他大病一场，却被当家的大陈氏弃置于又脏又破的柴房，饱尝饥渴之苦，险些一命呜呼。度过此劫后，曼殊决意逃离家庭。人世是红火坑，佛门是清净地，这个简单的比较法怂恿他追随新会慧龙寺的赞初和尚一路化缘而去。赞初大师有相当不错的识力，他一眼看出苏家这孩子聪明过人，将来必定能成就一番慧业。于是他携曼殊前往广州长寿寺，让一个流浪的灵魂暂时找到了遮风挡雨的屋檐。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饥火焚身，曼殊偷食鸽肉，违犯了寺规，严厉的方丈不肯饶恕，下令将他逐出山门。
　　苏曼殊第二次出家是在1899年，十六岁上下。他初恋受挫，负气从日本回到广州，决意皈依莲座，永赞三宝，坚心事佛。蒲涧寺方丈念他身世畸零，遂将他收为沙弥。然而曼殊情根未断，尘缘未了，所谓“出家”，脚在空门内，心在空门外，又岂能绝智灭欲？只不过来走一回过场。有位来自草堂寺的游方僧常见曼殊眉目之间堆砌愁惨之色，便问道：“披剃以来，奚为多忧生之叹耶？”曼殊的回答是：“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好个“以情求道”，这不是缘木求鱼吗？他在蒲涧寺没待多久，便悄然离去，返回日本横滨。
　　苏曼殊第三次出家是在1904年1月4日。他在香港《中国日报》谋职未就，心灰意冷，便前往广东番禺县雷峰寺（一说为海云寺）落发为僧，具足三坛大戒，皈依了主张“我心即佛”的曹洞宗。这一次，他仍然不堪修行之苦，窃取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僧人的身份证明和户口）后，即飘然回港。
　　1904年春，苏曼殊以玄奘、法显为榜样，万里投荒，去泰国曼谷朝圣，在玉佛寺拜乔悉摩长老为师研习梵文，为期不久，却大有收益。然后他又独身前往锡兰（斯里兰卡）菩提寺驻锡，开筵讲经，很受欢迎。初夏时，他途经越南回国，以当地烙疤的方式再度受戒。
　　1907年秋，苏曼殊与章太炎欲结伴西游，赴印度朝圣，深造佛学，终因资金短缺而未果。
　　苏曼殊在其笔记小说《岭海幽光录》中表彰明清换代之际抗节不挠、视死如归的义僧祖心，曾借题发挥：“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他在致刘三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浊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呕血死耳。”苏曼殊为何要出家？这些话可以作为一部分注脚。
　　然而三师七证又如何？燃顶烙疤又怎样？苏曼殊终究做不到禅家强调的“不沾，不着，不滞，不昏，不染”。他的悲剧人生既由身世造成，由社会造成，也由性格造成。他任性，偏执，脆弱，悲观，恃才傲物，愤世嫉俗，落拓不羁，因此，虽誉满国中，遍交当时名士，却依然认定自己只是孤独的漂泊者，伶俜一人面对洪荒样的世界，满怀惊恐，无所适从。他与异域诗魔拜伦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两人均有伤及自尊的缺陷，拜伦跛足，而曼殊是私生子；其次，两人均具有自由不羁的叛逆精神，永不餍足的激情，沦骨浃髓的厌世感，且与旧道德格格不入；其三，两人均是多年漂泊异域，同样深爱着异邦的美女（拜伦爱雅典女郎，曼殊爱日本的百助枫子），同样是具有唐璜好色如狂的毛病，同样是用艺术创造力去平衡内心的风暴。但他们又有不同的特点：拜伦敢于释放内心的魔鬼，并有勇气与之周旋，他的浪漫是从肉欲到精神的双重浪漫，比唐璜更荒唐；曼殊则一心想与魔鬼媾和，在肉欲方面顶多打一打擦边球。这种七折八扣的东方式浪漫（谓之意淫更恰当）显然带有自惩和自虐的倾向。他在女友雪鸿所赠的《拜伦遗集》扉页上题写过这样一首诗：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
　　词客飘零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曼殊与拜伦都是热爱自由、追求浪漫、崇尚革命的诗人。两人同样英年早逝，一个三十五岁，一个三十六岁。
　　苏曼殊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数是后来震荡了历史风云的人物：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邹容、陈天华、廖仲恺、何香凝、陈独秀、冯自由、章士钊、刘季平（即刘三）、何梅士、赵声、于右任、柳亚子、陈去病等。
　　章太炎有一句名言：“革命是补泻兼备的良药。”在乱世中，这副药能使各色人等为了不同的目的聚合在一起。1902年，苏曼殊加入陈独秀领导的“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1903年春，由横滨侨商保送，苏曼殊从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转学至成城军校。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学习陆军，与蔡锷为先后校友。
　　生逢艰难时世，苏曼殊决意将国家兴亡负于自己的肩膀。在成城军校，他天天舞刀弄枪，胡服骑射。适逢东北受强虏践踏，他遂毅然加入抗俄义勇队，立誓要血战沙场，马革裹尸还。然而志士归国失路，勇士报效无门。清王朝太黑暗，太腐朽了，天柱将倾，四维欲绝，犹自酣沉于梦寐。苏曼殊热血未冷，他在孙中山与黄兴的麾下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向黑暗势力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恨不得一脚踹翻清王朝，一拳打倒袁世凯。虽是出家人，却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以救国为职志，万死不顾一身，因此他成为名闻遐迩的“革命和尚”和“兵火头陀”。苏曼殊视躯壳为蔑有，极富牺牲精神，见义即赴，无算计，无保留，难怪孙中山赞他“率真”。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
　　国民悲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两首七绝何其豪迈，何其壮烈，哪有一丝一毫枯涩沉闷的僧侣气息？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曼殊手无缚鸡之力，上马杀敌不行，下马草檄则是顶尖高手，他要反清，惟用挥动手中的诗笔、文笔、画笔和译笔。最初，苏曼殊为陈独秀的《国民日报》撰稿，将雨果的《悲惨世界》译为《惨社会》。奇就奇在他不愿受原著束缚，从第七回的后半回到十三回的前半回，他索性另起炉灶，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侠士明男德，大骂皇帝是“独夫民贼”，“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公然蔑视“上帝”、“神佛”、“道德”、“礼义“、“天地”、“圣人”。他主张无政府主义，土地、财产归穷苦的民众享有，对极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美国女杰郭耳缦尤为推崇，特别翻译了她的传记。苏曼殊的笔锋无比锐利，而且饱含激情，因此颇具感染力和批判力。且看他的杂文《呜呼广东人》的开篇：“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广东人手。”这是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