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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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迅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十倍。韩国经济不仅在人均的量上，而且在质上，都优于中国。
　　韩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根本因素。韩国人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是拖延和积累问题的，因为政治纪律的松懈，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韩国的社会发展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韩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对本民族传统非常尊重，献金运动、举办奥运使韩国人以国为家的精神闻名世界。而中国缺乏韩国如此强烈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文化自卑心理严重，文化传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遭到彻底破坏。
　　之所以呈现这些不同，除了两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同之外，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大相径庭。韩国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把那些我们所曾有的，而后来又被我们所扭曲使用或者所摒弃的东西：儒教社会文化传统、集体主义观念、甚至群众运动方式，与日本和美国强行推销给他们的现代制度结合起来。
　　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做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我们坚持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几眼身边的韩国。这本书通过十余篇文化随笔和“软论文”，以感性与理性结合的富于热情的笔法，探讨了中韩两国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同和不同，向国人介绍了韩国经验，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以期引起国人的反思。
　　这本书在开篇《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些什么》这篇文化随笔中，从文化角度集中对比了中国人与韩国人精神上的差距，讨论了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习些什么。在《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中以文化随笔的方式，讨论了究竟是否存在所谓的文化“劣根性”。结论是民族性格是社会制度和民族经历的产物，所谓“劣根性”，实际上是一种“前现代化社会性格”，并非中国人所独有。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而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里，我们必须特别重视韩国，因为韩国是在与中国几乎完全一样土壤上取得的成功。在《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韩国人如何发展教育》、《韩国人如何反腐败》等文章中，着力对比了韩国与中国在对待传统文化、在发展教育、在解决农村问题等方面的异同，介绍了韩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以期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借鉴。在附集中，收录了几篇有深度的关于韩国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以及我关于东亚文化圈的另一篇文化随笔，以作为补充。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代序）

　　　　不一样的日本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反应迟钝，不堪一击。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象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就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年后的1949年才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向日本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1898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至于留日学生蒋介石，更是把从日本得来的经验作为自己重要的精神财富，终生不改在日本养成的生活习惯。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19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一九四五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开始向西方学习，所走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技术难关还没有攻破。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地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则说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象一个被复制的小型中国。事实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高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根本不懂什么叫贪污。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腐败的困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以马尔萨斯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据说，德川时代的日本农民常用杀死婴儿的方式来减少人口。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所以近代化以后日本人很快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中国人一直被指责为一盘散沙。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自古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对周围国家不屑一顾。而日本自古以来对外界的风吹草动非常敏感，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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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为小。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中国象一个衰弱的老人，被压覆在沉重而僵硬的价值观念之下，套在僵化的专制政制之中，依靠着腐败、疲沓的官僚队伍，牵曳着小农经济的庞大人群，艰难跋涉在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
　　在中国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同伴，她的身影看上去更加单薄和病弱。那就是朝鲜。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致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李朝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与其说是选择官员，不如说是选拔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中举者擅长的只是四书五经中的道德教条，这些伦理教条对社会发展无益，对统治阶级却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象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严格专一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学问，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对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