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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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班彪的奏议，护羌校尉被授予协调全部有关羌人事务的广泛权力。对于在
帝国内部的羌人集团，他的职责是处理他们的不满，通过有规律的视察旅行，
发现他们的需要和问题。还要求他一年数次派遣通译前往生活在边境以外的
羌人那里，为的是保持连络线路的畅通。由于境外羌人成为中国官员的“耳
目”，边境州郡能够经常保持警惕，从事守御。③
护羌校尉府成员的多少并非固定不变，它能够视形势的需要而扩展。然
①
而，它通常包括两名从事，两名长史，两名司马和一定数量的通译。护芜校
尉的首要职责是通过培养羌人的信赖和好感来维持边境的和平与稳定。例
如，公元前60年，赵充国反对任命辛汤为护羌校尉，其理由是后者酗酒，将
②
疏远蛮人并引起骚乱，这一判断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和西域都护一样，护羌
校尉也承担有建立屯田的任务。在汉羌边境地区安排这样的设置最初出于赵
③
充国的建议，为的是应付中国戍军供应问题。由于用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后勤
的困难，羌人的叛乱或袭击能在地方上处理，不必进行全国性的动员。
当汉朝势力到达顶点时，在公元102年前后，汉帝国在金城地区建立了
不下于34处屯田。羌人完全知道这些前哨基地的军事威胁，并且经常将它们
的设置看成是汉朝不怀好意的证据。例如，在公元130年，当汉朝建立的移
民地离羌族居地太近时，羌族部落立即发生疑虑，而且开始准备造反。校尉
④
马续为了安抚他们，终于放弃了移民地。如果这种纠葛不能用和平手段解决
的话，那么校尉的职责便是用武力来控制造反的羌人。在后汉王朝统治期间，
大多数校尉被迫诉诸武力，至少有四人在战场上被杀 （公元87年傅育，141
年马贤，144年赵冲，184年伶征）。⑤
在重要性方面次于校尉的是属国都尉，它专门负责归附蛮人的事务。最
早为羌人创立的属国是公元前60年在金城设置的。自从羌人被分配在所有沿
西北和西南边境以来，到后汉时期羌人属国的数量大为增加。就能够确定的
② 《后汉书》卷八七，第2876—2877 页。关于日期见《汉书》卷六，第188 页。
① 关于护羌校尉的支援人员，见《后汉书》（志）卷二八，第3626—3627 页。
② 《汉书》卷六九，第2993 页。
③ 《汉书》卷六九，第2985 页以下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26 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5、 2894 页。
⑤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2、 2895—2897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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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来说，它们至少存在于《后汉书》中所列的十个地区中的五个——即上
郡 （在河套）、张掖（甘肃）、安定（甘肃）、广汉（四川），和犍为（四
川）。
这种形势表明，每一个属国都尉府实际上管理若干属国。例如，在上郡
有归附的匈奴以及龟兹群体。匈奴的一些属国也能在安定和张掖发现。由于
这些单位在后汉时期的扩展，属国都尉的权力也扩大了。都尉已经掌握军事
权力，现在又赋予他们以相当于郡守行使的行政权力。他管辖若干县，因此
也管理边疆的中国人。属国的这种重新组织发生在安帝统治时 （公元106—
125年），这是一个特别以羌人的普遍叛乱为其特征的时代。①
在理论上，属国的居民被允许按他们自己的社会习俗生活，都尉对他们
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监督性质。可是，在凉州地区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以后，
对羌人实行的控制的程度已是大大收紧了。都尉的作用对于汉羌关系的稳定
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例如，当公元55年张奂被任命为安定的属国都尉
时，他发现，使他大为沮丧的是，所有他的八个前任都是贪污的，他们为个
人的利益压迫羌人，因此造成了羌人的重大的灾难。由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
人，他用拒收先零部落首领贡献的马和黄金的行动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样他不但改变了羌人心目中的都尉职务的形象，而且实质上改善了羌人和
②
汉朝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事件有助于证实班彪的上述判断，即：汉朝边境
官员的贪污实际上是“蛮夷寇乱”的原因。
后汉统治下属国体制的扩大，实质上是对于边境羌人创造的新形势的一
种反应。正如以上已经说明的那样，从后汉王朝开始时起，各种羌人部落流
入凉州；有些人甚至渗入到关中地区，这些蛮人不可能立即并入正规的郡县
管理体制，这样，就必须建立更多的属国，以便收容他们。在安帝当政期间
（公元106—125年），为了照管安居在关中地区的羌人，特别设立了两个都
尉府 （一在京兆，一在扶风）。在同一时期，沿西南边境的羌人部落也请求
包括在汉帝国之内。
公元94年，在蜀郡的大牂夷部落50余万人以“内属”的身份向地方政
府投降。然后分别在107年和108年，总共有14个羌人部落55180人步其后
尘。公元108年冬，参狼部落2400名成员也为广汉郡收容作为“内属”。很
清楚，在后汉时期，特别是在公元2世纪，发生了一场从沿西部边境所有地
点进入中国本部的大规模羌族人口移动。这种移动可能是由人口压力驱使
的。①
为了获得汉代中国“内属”的地位，羌人象许多其他蛮人一样，承担了
为汉朝政府服役的责任，或是作劳工，或是参加军队。来自羌人属国的军人
在汉朝对付边境蛮人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诸部落也可能纳某种赋税，虽则中
国资料中关于这一点是不很清楚的。如果他们被安置在边境地区，那末他们
有责任作为中国政府的“耳目”守卫汉的边境。为了执行汉朝的纳贡要求，
① 《汉书》卷八，第262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43 页）；《后汉书》卷四，第170
页；《后汉书》卷五，第206、211、237 页；《后汉书》（志）卷二三，第3514—3515、3521 页。关于属
国都尉，见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东京，1962），第329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
记录》第1 卷，第61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五，第2138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87、 28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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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首领们还带着贡品到汉朝宫廷中表示效忠之意。可是，自从羌人被分割
成大批部落群以后，这种做法限于比较强有力的首领。例如，著名的烧当部
落的首领们据报道在公元59、98和170年分别前往首都表示敬意。作为回报，
汉朝授予他们以官职名号和印章，就象对待西域诸国的统治者那样。②
收缩政策
在公元2世纪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任凭属国重新调整和扩展，对于汉朝
管理机构来说，羌人的压力是变得太大以致于难于承受了。当一次大规模的
羌人叛乱在公元110年于凉州爆发时，汉朝的直接反应是将全部西北边境地
区让给羌人。在一次由当时执政的大将军邓骘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廷会
议上，大多数官员以财政和后勤困难为理由赞成让出凉州。邓骘本人强烈地
倾向于这种观点。这种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庞参，他是一个对边境事务非常
熟悉的人，新近承担过监督关中地区军屯的任务。在给邓骘的报告中，他令
人信服地指出，过去对付羌人的出征不但使国库空虚，而且耗尽了凉州人民
的财富。事实上，政府以借贷为名已强迫凉州人民捐出几百万钱。如果朝廷
继续奉行现时的守卫凉州的政策，那末关中无疑将是同样毁灭的下一个地
区。因此他主张中国完全从凉州撤出，并将边境的全部中国人移到人口稀少
而可耕地广阔的关中。①
虽然庞参的建议是以对局势的客观估价为基础进行严密论征的，但朝廷
中支持建议的那些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从收缩建议中受益最大的是凉州的
郡守和县令们。因为根据汉朝的回避法，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利益集团的纠
纷，官员都不能被指派到他的家乡郡县去任职。这种法律在后汉时期比在前
汉时期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结果，事实上所有朝廷指派的凉州地方官员都
是内地诸郡的人，他们考虑自己的安全，力主撤退。这个集团的观点在朝廷
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尽管全部撤退的建议在110年并未正式采纳，但在下
一年至少西北四郡（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已放弃它们的边境地区而撤
向内地。这样一种移动证明了凉州已受到羌人压力的程度。①
收缩的建议遇到凉州的地方领导人的普遍反对，指出这一点是同样重要
的。正如庞参所透露那样，较早的几次他关于放弃西域的建议受到了西部地
区文人学士的批评。很自然，从凉州本地居民的观点看来，他于110年提出
的建议是更加要不得的。这些文人学士之一是来自安定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
王符。王符对边境形势的一般估计与庞参基本相同。然而，作为来自凉州的
人，他坚决主张采取军事行动：②
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
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侮者尔。……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
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
① 《后汉书》卷五一，第1686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五，第216 页。
② 《潜夫论》 5 （22），第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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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也倾向于凉州人民的立场： ③
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竞言当诛羌矣。
事实上，凉州的普通百姓更是厌恶收缩的主意。在公元111年四个边境
地区撤退时，平民全都不愿离开他们的居地。地方政府最后被迫采用激烈的
手段，诸如焚烧他们的房屋，毁坏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储藏，为的是强
迫他们离开。这样做的结果，一大群边境中国人起来反对汉朝，并且投向羌
人。④
由于害怕放弃地区会引起全体中国居民反对汉朝，朝廷才决定在公元
110年不把收缩作为一种政策来采纳，正如在朝廷中雄辩地反对撤退的虞诩
所指出的那样，羌人之所以不敢进入关中地区，正是因为高度军事化的凉州
中国居民仍然保持对汉帝国的忠诚。但是，如果汉朝放弃他们生活的疆域并
且企图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的话，他们确实会产生异志。如果凉州强有力的领
袖们组织起他们的人民发动反抗汉朝的公开叛乱，帝国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
阻止他们向东挺进。①
在安帝当政 （公元107—118年）的第一个10年，为了保卫凉州进行的
②
众多的战役耗费了汉朝天文数字的经费，总计达240亿五铢钱，但是在这些
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仍是有限的和暂时的。公元129年，朝廷下令在放弃了的
疆域上重建三个边境郡，即安定、北地和上郡，但是恰好在10年以后它们再
③
次撤消了。从公元140年起，羌人向东推进到中国内地。时时有大规模羌人
袭击京畿地区的报告送到朝廷。更多的边境郡不得不或部分或全部放弃给羌
人和其他蛮人。安定和北地完全由凉州撤退到关中地区特别足以表示羌人威
胁的严重性。正如王符曾经担心的那样，京畿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