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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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典籍问题屡次召开漫长的会议——在公元前 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中达到
了顶点——表明当时的人重视这个问题。那次会议的结果，有些文本脱颖而
出，而其他的文本则遭到冷落，因为它们被贬低为不合时宜（例如，这时对
①
《春秋》的注疏选《穀梁》而不选《公羊》）。
与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的两个杰出的人的姓名值得提出。以经济问题
的观点著称于世并于公元前59至前56年开任御史大夫的萧望之是在公元前
51年奉命参加讨论的人之一。从他流露的对周代理想的喜爱、对国家干预个
人工作的厌恶和他反对进一步卷入中亚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持的
②
改革派的态度。他还以荐举匡衡而闻名，后者后来在改革中国的宗教仪式方
面起过领导作用。第二人为刘向（公元前79—前8年），他参加辩论时还年
轻。辩论的结果与他以后——不论是作为政策顾问的政治家，或是作为对中
国儒家传统的形成作出重大贡献的秘阁负责人——表达的意见的确是一致
的。③
国内政策
武帝朝的时新派政治家们已经注意到，普遍地赏赐爵号只能在不寻常的
情况下进行。如同秦代那样，那时赐爵的正确作用是国家给予报效国家有功
的人的报偿；如果赐爵过滥，爵号的价值相应地就会降低。但到宣帝时，各
级爵位则起另一种来源于周代王权思想的作用：各级爵位被用作皇帝对其黎
民施恩和仁爱地关怀他们幸福的措施。从公元前67年起，普遍地赏赐各级爵
位和特权比以往更为频繁了。①
昭帝和宣帝两朝继续封侯。有时封侯是由于功绩，嘉奖的文字具体说明，
赢得所封的爵号是由于镇压谋反分子 （如霍家成员）或安定国家局势。有时
受封是由于与皇帝配偶有亲属关系；在公元前82至前50年期间，诸王之子
① 关于这些争论，见张朝孙 （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辩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
137 页以后；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80 页以下。
② 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卷二四上，第1141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93 页
以后）；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7 页以下、158 页以下、223 和232 页。
③ 例如：在维护传统宗教祭祀的要求、坚持音乐的正确功能和支持汉皇室的主权等方面的意见；见鲁惟一：
《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0、279 页及第300 页以下。《汉书》卷三六，第1924—1967 页收有许
多据称是刘向所作的陈述和奏议。关于他校勘图书和组成秘阁的作用，见范德伦：《论管子的传布》，载
《通报》，41：4 — 5 （1952），第358 页以下。
① 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6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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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74人封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公元前65至前62年所采取的措施，这
些措施似乎打算通过反对武帝时的时新派政策而使人们追忆过去。朝廷寻找
在高帝建立汉朝时所封的那些侯的后裔，在公元前112年这些侯或者就已不
复存在，或者就已被有意识地终止了。共找到了约120人；鉴于他们祖先的
功绩，他们得以免除对国家的某些义务。封赏时有的还赐以珍贵的礼物。②
如同以往，在这两个皇帝的统治时期还有一些王国被分割或削弱，或者
是由于建立了新的小国，或者是由于它们的领土组成了郡。在公元前80年燕
国瓦解后，它原来的土地被划作勃海、涿和燕三郡。在公元前73年，原来的
燕国的部分领土又被划成一个名为广汉的小国，它与其他几个新建的小国高
密（建于公元前73年）、淮阳（建于公元前63年）和东平（建于公元前52
年）延续到了前汉之末；另外两个王国没有延续那么久（平干，从公元前91
至前56年；定陶，从公元前52至前49年）。另外六国在这个时期被废除，
③
其中包括昌邑（从公元前74年起）和楚（从公元前69年起）。 （见地图9。）
在治理边缘区的安排方面也发生了几个变化。在海南，儋耳郡于公元前
82与珠崖郡合并；同年，在朝鲜的四郡之一的真番被放弃。公元前81年，
朝廷从现有的天水、陇西和张掖诸郡中抽出若干县在西北另设新郡金城。这
种改组旨在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新征服的土地造成的。
俭朴、节约公共开支的意愿和关怀黎民疾苦之心曾被人们视为文帝的几
种美德。公元前66年后不久，吁请宣帝削减开支的建议可能是对时新派政治
家好大喜功的政策的部分反应，也可以视为对已在长安出现的那种铺张浪费
①
的景象、游乐和款待（部分地是为了向武帝的国外客人炫耀）的一种抗议。
同样，改造派的削减公共开支的愿望可以在限制乐府活动的命令中看出。乐
府建于公元前114至前113年，为的是给国家的宗教仪式提供合乎礼仪的音
乐伴奏。公元前70年关于经济方面的命令是所采取的几项措施中的第一项，
这些措施在公元前7年撤消乐府时执行得最为有力。②
外交事务
此时中国人之所以能在中亚维持其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匈奴内部
的不和和分裂。有一个时期，匈奴各部分别受五个不同的单于的领导，这就
使它们不能同心协力。同时，在中国官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
敌对的单于之一呼韩邪拟定于公元前51年对汉朝廷的访问，作为与匈奴
友好关系的一个迹象，受到了欢迎，但对来访者应给予什么待遇，出现了不
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来访是一种表示敬意或臣服的行动，他们取得的教训
② 《汉书》卷八，第25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30 页）把这次下令封爵记在公元前
65 年。关于在公元前62 年实施的情况，见《汉书》世系表（如卷十六，第545、546 页）的条目。关于公
元前112 年采取的措施，见本章《侯与爵》。
③ 另四国为济北（废于公元前87 年）、清河 （废于公元前65 年）、中山（废于公元前55 年）和广陵（废
于公元前54 年）；中山和广陵在公于前47 年重立，定陶在公元前25 年重立。
① 《汉书》卷七二，第3062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40 页；《汉书》卷九六下，
第3928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 页以下）。关于公元前71 年下令削减开支之事，见《汉
书》卷八，第245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13 页）。
②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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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昭示天下；另一些人则认为来访是体现皇帝的宽厚和对四方人民表示善意
的大好时机。单于应当受到怎样的对待，是把他当作低于汉朝诸王的地位较
低的臣民，还是当作地位高于诸王的贵宾，这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结果，
作为靠显示仁厚而不是靠武力迫使外国人屈服以争取他们的友谊的政策的一
个部分，决定给他以慷慨和隆重的待遇。这个决定与政府的批评者在公元前
81年辩论中提出的论点是一致的。①
中国对远方的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在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1—
前87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中国人的主动性。中国人
愿意和受联姻 （如约公元前110年与乌孙的联姻）约束的外国民族缔结长期
约定。朝廷曾发动几次深入中亚的远征，汉朝士兵表现得英勇善战，惹人注
目。结果，中国人设法在中亚的某些国家册封能保证对中国效忠的王（公元
前101年在大宛国；前65年在龟兹国）。怀着同样的目的，中国人卷进谋害
胸怀敌意的当地王而代之以中国人的人选的阴谋不下五次。②
昭帝时（公元前87—前74年）朝廷已能在布古尔 （轮台，见地图16）
建立殖民地，而在此以前桑弘羊曾就此提出建议，但未实行。也有迹象表明，
霍光本人曾准备支持扩张政策。但是约从公元前65年起，重点似乎转移了。
活力和主动精神让位于有节制的、变化不大的殖民计划。公元前61年，曾在
中亚服役数年并与匈奴作战的老资格军人赵充国提出了一种新型行政的建
议。他提出巩固中国人势力的上策不是不定期地派遣小规模的特种部队，而
①
是长期建立自给自足的农业殖民地。公元前60年或59年当西域都护府在郑
吉领导下设立时，目的是用它作为协调殖民活动和促成与西域各小国的友好
②
关系的机构，而不打算把它当作计划进一步扩张或侵略的官署。这种收缩倾
向也可以从公元前82年部分地从朝鲜撤退的行动中看出。③
① 《汉书》卷八，第270 页以下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256—259 页）；德效骞译注第2
卷，第190—193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96 页以下、107 页。
② 最明显的例子是车尔成（楼兰或鄯善）王在一次宴会上被中国歹徒灌醉和杀害。公元前77 年王的首级经
敦煌送至长安，附近发现的汉简证实了此事。其他中国人的暴力行为的事例涉及郁成王（公元前101 年），
莎车王 （公元前65 年）、乌孙王 （宣帝朝时）和罽宾王（日期不详）。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情况，见何四
维：《中国在中亚》，第43 页以下。
① 关于桑弘羊在布古尔建立殖民地的企图，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166 页以下）；关于昭帝时期建立殖民地之事，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6 页 （何四维前引著作，第
174 页）。关于赵充国，见 《汉书》卷六九，第2985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57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25 页。
②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 页。
③ 《汉书》卷七，第22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60 页）；加德纳：《朝鲜古代史》，
第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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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和衰落 （公元前49—公元6年）
未来的元帝 （在位期公元前49—前33年）在公元前74年其父登基时，
还是一个约两岁的婴儿；当他在公元前 67年被宣布为太子时，也不过八九
岁。据说他与其父的心态不同，他容易接受要求仁慈的呼吁，而对当时对于
问题所持的过于专业的或法家的态度不满。据报道，宣帝有一次流露了他的
忧虑，担心他自己的太子将会毁灭王朝，并且试图以另一妃子所生之子代替
未来的元帝，但没有成功。元帝快到他统治的末年时，被病痛所折磨，据说
他把精力倾注于音乐和一些浅薄无聊的活动方面，从而招致了他的重道德伦
理的大臣们的批评。①
历史的证据不足以判断宣帝对他儿子的评价是否正确，或者批评者或历
史学者的意见是否可靠。没有理由认为他对任何具体的国务决定施加过明显
的影响。的确，采用的某些措施实际上降低了皇帝生活方式的豪华程度和他
个人的享受，不过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元帝或是能够为帝国总的利益提
出这类措施，或是能够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加以反对。
不管新帝起什么作用，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为帝国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
的开始。他父亲的大臣们已经开始摆脱时新派的思想；而在他以后几个皇帝
的统治时期，改造派的看法成了许多决策的鲜明的特征，不论在宗教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