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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节

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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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在其著作中试图用综合法家、道家以及东汉其他不同思想传统的方法,调 

① 《后汉书》卷六二,第2051 页。 
② 刘义庆: 《世说新语》(《四部备要》本)卷一上,第15 页 (理查德·马瑟译:《世说新语》'明尼阿 

波利斯,1976',第29 页)。《三国志》卷十三,第396 页注2 引《魏略》。(《三国志》注原文如下: 
 “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 
憎我者一何可憎!……”’”——译者) 
① 陈启云:《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第56—65、163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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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之间、普遍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以及理想主义者的梦 
  想和应用策略之间的矛盾。 
       荀悦接受了汉儒作为天、地和人世的道的终极真理的思想。但他倾向于 
  强调道在天、地、人的不同范围内所呈现的多种形态。在人世间这些形态依 
  照时间和空间,由于变和不变之间的差异而不相同,过去是事实,现在是在 
                       ② 
  实现,将来是可能。他对外界的事件和内在的心智之间、以环境因素评价事 
  件和以意图和后果评价个人行动之间的区别作了详细说明。他论述了知识、 
  意志和情感方面的心智机能;也论述了知识和其语言表达的问题。 
       按照荀悦的看法,在整体论的宇宙中可能有超越一切的道,但这能否被 
  人充分理解或通过文字传达,则是可疑的。因此,荀悦强烈反对简单化的和 
  教条的思想。他写道:③ 

           若乃禀自然之数,揆性命之理,稽之经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势以通其精,撮其两端以御 
       其中,参五以变,错综其纪,则可以仿佛其咎也。 

  他承认,事实上人能达到的只是近似的真理和完善,虽然他仍认为最好以理 
  想的完善作为目标。 
       由于荀悦为“近似真理”辩护,他确认孔子是圣人,孔子想象出了真正 
  的道,但不能用简单明瞭的说法传达他的理解。根据这种见解,孟子和荀卿 
  所采纳的孔子学说因而只是近似的孔子之道,而汉代的儒家学说又只是近似 
  于这种古典的儒家学说。虽然如此,它仍是最有价值的传统,部分的原因是, 
  和它对立的思想不能超过它;按照荀悦所说,后汉时期许多对儒家学说的批 
  评比它们所反对的儒家思想表述得更加简单化。因此,荀悦为儒家正统观念 
  辩护用的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论证。但是他也为采取灵活方式的必要性和重新 
  解释的可能性辩护。既然真正的孔子之道仍和以前一样模糊,即使 《五经》 
  也只是道的不完全的解说,所以没有一个正统的观念是确实可靠的,每一世 
  代的儒家都应当重新开始努力以达到近似的道。 
       荀悦以同样似是而非的论证,赞同把帝国制度,如历史所证明和经书所 
  认可的那样,作为具有深刻宇宙论意义和道德意义的政治统一的象征。但是 
  只有象征本身才是完美的,不可违背的和不变的。事实上,任何政治制度都 
  只能近似于真理;所有政府都可能腐败,没有一个王朝能永远延续下去。不 
  忘其地位的象征性尊严的皇帝,作为一个原则不应当损害这种尊严。作为个 
  人,他应当力求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完美;作为皇位的占有者,他应当遵守一 
  切适当的礼仪,只在神圣的帝国统治权的特有范围内行使他的权力。实际的 
  统治常常涉及互不相容的利益和态度,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来调整政策,在 
  理想和现实之间进行调和。荀悦认为,既然这些争端冲击着皇位的象征性的 
  尊严。政府工作最好交付给官员。 
       荀悦将理想和现实分开,从而能够表明他对汉王朝的忠诚,而又批评汉 
  代皇帝的政策和个人的品行;容忍官僚作风,而又谴责许多个别的官员。他 
  对于精英的不满情绪、他们的抗议和反抗、他们对精神自由和道德自主的追 
  求都一直非常同情。但是他指责他们过激的党派偏见,以及他们的任性活动、 
  他们对盘剥穷人和损害帝国政治统一所负的责任。他对学术的看法是儒家 

② 《前汉纪》卷六,第6 叶;陈启云:《〈申鉴〉译注,附导言》,第89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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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对现实的相对主义的看法是道家的,他对政治的实用主义的看法是法 
家的,可是他对儒家的学问、道家的做法和法家的治国之道又尽挑缺点。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荀悦倾向于挑剔那种现实的缺点。他在寻求人力 
所不及的一种学问和真理的高度。作为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深知使任 
何解决办法都归于失败的后汉积累起来的问题。作为有名无实的汉代最后一 
个皇帝的随从,荀悦深知即将临头的灾难——帝国的灭亡,但是无力规避。 
他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历史的教训,提出了他对许多问题的想法和他的十 
全十美的梦想,这种梦想与其说是为他的同时代的人打算,不如说是为后代 
打算,他希望国家在后世将会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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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思想的价值 

     从西历纪元开始到第3世纪最初几十年,汉帝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 
期:从前汉灭亡,经过后汉的光复和盛衰,到后汉的崩溃。汉代思想家的态 
度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过程:从扬雄对王莽的新朝的热诚和他确信人的智力 
的优越性,到荀悦为帝国体系及儒家学说辩护和他对现实的悲观看法。尽管 
这些思想家受到衰落中的帝国的政治结构的限制,他们也可能因为他们不能 
提供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宏大景象,或对汉代积累起来的灾难提供有效的长期 
补救办法而受到责备。他们也不能建立一种思辨体系,也就是曾经引起他们 
前辈极大注意的那种涉及普遍问题和范畴的抽象思维。但是,如果人的精神 
是由于其理解现实的能力,或由于其自我批评的能力而被看重,那么,东汉 
思想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特殊困境表现出了非凡的感受性,注意到了它的变 
化多端的细节,痛苦地预见到了它的悲剧结局。他们有勇气和正气批评帝国 
政权和儒家正统,并反对他们自己的集团的利益。 
     法家传统的长处在于它对国家和公益问题的注重实用的看法;它的短处 
在于为君主唯我独尊的权力和臣民卑躬屈节的服从辩护。道家传统的价值在 
于它对超越和精神自由的想象,以及它对世俗权力和利益的蔑视;它的缺点 
在于避开世俗问题,以及它鼓励虚无主义和逃避现实。儒家学说的功过为数 
更多,变化也更多,本章的概述已予证明,而本章只涉及后汉儒家学说两百 
年的历史。儒家学说,即使在其后汉时的衰落阶段,也显露出广泛的灵活性, 
这种灵活性可以看作它的重大的长处,也可看作它的根本的缺点。 
     儒家学说的灵活性表现在它对复杂的人性研究的关心。自从孔子要求对 
人性研究特别注意,儒家学者就从未停止对某些问题的关心,可是人性问题 
仍和以前一样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涉及人性的含义和概念,人的道德的和非 
道德的本性,人的修养和改造的可能性,人在精神、道德、社会、政治和经 
济领域内的处境。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范围广泛的探讨——实用主义的或理 
想主义的,一般的或特殊的;它们还引出种种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进 
取的或退缩的。因此,其范围既包括了法家学说也包括了道家学说的思想流 
派。儒家中庸调和的理想以及它的妥协、容忍的劝导,虽然不那么堂皇,对 
于它的任务却是适合的。 
     东汉思想缺乏古典思想和汉代初期思想那种有创造力的大气魄,但它包 
含更多的见识和智慧。古典时代和汉初的思想家给正在形成的统治权打下了 
理智的基础,但是既没有预料到僵化中的政体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没有预先 
想到他们的思想在受到现实考验并转变成为教条时的含意。 
     后汉思想家面临许多进退两难的困境,诸如自主与从属,不变与变,或 
者自我与社会或国家之间的矛盾,超凡出众与大众性之间的矛盾,或者圣智 
与君主地位的矛盾。这些矛盾受到诸如法家学说的官僚政治倾向、道家学说 
的个人和社会的本质和儒家学说的家庭倾向性等基本因素的抑制。这些便是 
在后汉时期变得具体化了的,在汉以后的时代继续吸引中国人的心智的争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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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章① 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 

     公元2世纪和3世纪汉王朝的崩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政治的、社会的和 
经济的困境,其结果是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少见其匹的思想上的纷争时代,只 
有周朝末年 (公元前4至3世纪)、明王朝末年(公元16至17世纪)和20 
世纪的几次革命可与之相比。在这个时期,某些基本的哲学概念逐渐形成, 
它们都是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成份,并且是永不磨灭的。佛教当其于公 
元之初传入中国,并且从4世纪起就开始深入上层知识阶层的时候,突出了 
这些变化,与此同时又改变了这些哲学变化的重点。佛教被缓慢地改造得适 
合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它既与道教相糅合,又被嫁接到道 
教之中,因此它就主宰了“中世纪”的中国,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之末都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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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时期哲学的衰颓 

       秦、汉两个王朝使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帝国。它必须引入一种央集权的 
  方法,引入以高度组织的军政机器为基础的有秩序和有权威的制度;它的意 
  识形态必须以实用哲学为主,有些象罗马帝国的哲学那样。道家的形而上学 
  倾向和神秘主义倾向,以及帝国统一以前一些旧学派所争鸣的各种各样的思 
  想都一律靠边站了,而让位于儒家。儒家是今世的一种学说,是一种社会学, 
  也是一种通过天…地…人的三位一体而把人和宇宙联系起来的宇宙论,但是它 
  很少注意超自然性质的极其世俗的内容。“天子”是天和地的联系;作为他 
  的臣民的人只须在以皇帝作为中心的国家机器中各安其位就行了。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立了太学,在那里博士向未来的官员们教授正统 
  的国家学说;这些学说以古代的经书为依据,也就是按照传统而和孔子之名 
  有联系的“五经”。各郡则设立他种学校作为皇家大学的补充。从原则上讲, 
  每一位教师只讲授一种经书,而每一种经书又只有一种解说。① 
       这些解说决不是字面上的,而是包含了大量宇宙论的理论,我们主要是 
  通过董仲舒 (约公元前179—前104年)的著作而知道这些理论的。董仲舒 
  搞出了一套微观…宏观宇宙交相感应的可以预告未来的体系。这些交相感应包 
  括阴与阳之间、左与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五行之间、五音之间、四季之 
  间、罗经点之间、五色之间和五味之间、四肢百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包括 
                                      ② 
  命理学诸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那个时候流传着许多被称为“谶”和“纬” 
  的一类著作;后者包含对经书本身的注释在内。西方汉学家们把这两种经文 
                                                                                 ① 
  都视为汉代的伪经;它们的奥秘性质可见之于董仲舒下惟讲诵的传说。在谶 
  纬典籍中,孔子变成了“素王”:他不君临天下,但他受有天命来改造世界。 
  汉代的官方哲学只限于对这类相对来说的低级东西进行思考。 
       可是,这并不是说道家思想已完全被人忽视,至少在汉初不是如此,因 
  为那时也有人曾想从老子书中引出一种用于实际的政治学说。据说,汉武帝 
   (公元前141—前87年)之前的两位皇帝,即汉文帝 (公元前180—前157 
  年在位)和汉景帝 (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即以出于老子的“无为” 
  原则进行统治。文、景二帝分别为窦后(死于公元前135年,更以“窦太后” 
  著名)之夫和子,她本人即信奉道家思想。在她的影响下,这两位皇帝也都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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