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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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朝廷上还有了叔孙通和其他儒生所引进的别的礼仪,尤其是宗教仪式。
但是,追溯到周代创建者的主要礼仪是在武帝统治下恢复的。和宗教仪式及
朝廷礼仪有密切关系的是行政领域。儒家在这个方面也有长期传统,所以很
自然,在振兴他们学派传下来的周代早期制度中,他们又将起领导作用。
但是,不论在礼仪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主要地把他
们当作先王传统的保存者和流传者,而不是当作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的代
表人物。这个事实也可以从汉王朝历史所记载的著名的秘府藏书目录中看出
来。六艺——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古典传统——作为独立的类目居于目录之
①
首。在这之后才是各“家”的类目,诸家之中为首的是儒家。
其次,汉武帝面临另外一个更为实际的补充官员的问题。他召集100多
名官员,要求他们就好人政府的原则向他提出建议,这已经表明了他解决这
个问题的意图。但是,在董仲舒的影响下,他又前进了一步。公元前136年,
他改变官方任命博士的制度,只给五种主要经典(《易》、《诗》、《书》、
《礼》和《春秋》)设立教职。每一种很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博士,但是即使
这样,比起传统的72名博士也要少得多。然后在公元前124年,也是在董仲
舒的鼓动下,武帝设立太学,这是一所皇家学院,常额为50名的弟子在这里
②
由博士加以培训。在学习结束时,他们要经过一次考试,很可能要用与国事
① 《汉书》卷五六,第2523 页(夏伊罗克所著《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59 页中的英译文略有不同)。
这里所说的六艺与前面注1 《周礼》所说意义不同。
② 《汉书》卷三十,第1723 页;卷八八,第2589 以下各页。
③ 张朝孙 (音)译:《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98 页。
④ 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第26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三十,第1703—1715 页。
② 《汉书》卷六,第159、171—172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2、54 页);卷十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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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文体书写。这些办法构成了著名的科举考试的开端;
这种考试制度在长时期内将是补充上层文官的手段。
第726 页;卷八八,第3620 页。关于太学的发展,见本书第15 章《儒家理想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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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由于法定的课程自此以后只限于《五经》,许多有抱负的学者的注意力
便逐渐集中于这些经书。于是开始了儒家历史中的另一篇章:对每一种经书
的各种不同解说的传统逐渐确立。这是汉代儒家各派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
它们应当更确切地被称为经学研究的诸学派。
关于《诗经》,已经有了并行的齐、鲁、韩三派,它们与早期的地域性
①
学习中心相当。这些传统已经于武帝之前得到朝廷的认可,朝廷也已经任命
博士对它们进行阐释。三者之间的差异不过是细微的经文交易和不同的注
②
疏。其他经书还没有不同的学派传统,但是这种情况很快改变了。宣帝(公
元前74—前49年在位)时有8个另外的学派得到官方的认可;平帝 (公元
前1年—公元6年在位)时,学派及其在太学的正式代表的总数增加到了21
个。
增加的第一个学派是 《春秋》的所谓穀梁传统。这引起了和对立的公羊
传统的论争,董仲舒是公羊传统的第一个官方专家。这次论争是宣帝主持下
的一场旨在确定所有经书的官方注疏的辩论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石渠阁议
——公元前51年在宫中一个名为石渠阁的地点举行的辩论。代表现存各个学
③
派的参与者可能达23人。其结果是博士的人数增加了。不但太学的教师逐
渐增多,而且学生的人数从原来武帝时的50人增加到公元前8年的3000人,
④
甚至在东汉顺帝 (125—144年在位)统治时达到3万人。 正如班固所评论
⑤
的:之所以如此,“盖利禄之路然也。”
注解
从汉代以前传留下来的各种注释,已经显示出很可能和不同地区——特
别是齐和鲁——的传统相联系的差异。当《五经》由于武帝所采取的措施而
提高了地位时,不同传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建立一套注释的体系,以使他们
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使他们免受对手的攻击。结果产生了对经书的一种新型
解说,叫做“章句”。到这时为止,各学派传下并保存了“传”和“训诂”。
但是,特别是由于石渠阁议,保护他们自己地位的需要迫使经师们做出广泛
的注疏并查究经文的最微小的细节。
这种“章句”方法的最早迹象可见之于《书经》的博士和专家夏侯建的
传记中,他“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
饰说”。他为此而受其师夏侯胜的非议,夏侯胜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
①
碎大道”。按照这种方法有的人写出了篇幅巨大的解说,据传有人对《书经》
① 关于“韩”,见前第1 章注37。
② 《汉书》卷八八,第3593 页以下;詹姆斯·罗伯特·海托华:《〈诗经〉译注》(坎布里奇,1952),
第1 页以下。
③ 《汉书》卷三六,第1929 页;卷七一,第3047 页;卷八八,第3590 页以下;又见张朝孙(音):《白
虎通》第1 卷,第91—93 页。
④ 张朝孙 (音):《白虎通》第1 卷,第88 页。
⑤ 《汉书》卷八八,第3620 页。
① 《汉书》卷七五,第3159 页。也见饯穆有关这一经书的评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1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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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的第一句就写了两万字。班固的评语是很有特点的,他说: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后世
④
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 〔语出孔子〕,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
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世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
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在试图创立和维护经书的各种学派传统中,学者们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经文的正确传授,一是正确的注释。我们将首先讨论后一问题。如我们
在论及董仲舒时所已经看到的那样,产生了一种依据特别是在驺衍学派中发
展起来的整体论的宇宙观念来解释古代经书的倾向。我们赞成顾颉刚的说
①
法,汉代思想的主要成分是阴阳五行学说。这意味着将以一种秘教的方式解
释 《五经》,即企图为所有时代揭示其真正含意。因为经书不是由于历史价
值而受到推崇,如其分类的名称“经”所表明的那样,它们是“……为人类
安排其生活和为统治者统治其人民提供标准”的经典。②
这种秘教的倾向集中表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辨识形势朕兆”的努力方
面。董仲舒本人是这种解释一切天变灾异的作法的坚定信仰者。整体论的宇
宙观认为人被嵌入宇宙物力学之中;这种宇宙观试图决定自然现象和人的行
为之间的关系。它后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学问,任何可能关系到理解宇宙力
量与人世互相影响的事件和自然现象,它都要予以解释和分类。作为显著的
例子,这种学问保存在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它是记载奇异朕兆的
名实相副的手册。③
谶纬之学
④
更为奇怪的是出现了通常以谶纬类别为名而为人所知的著作。谶是神谕
和预言,纬指含有对经书加以秘教解释的著作。“经”的原意是织布机的经
纱,而“纬”意指它的纬线。在西方著作中,汉字“纬”通常是指真伪不明
⑤
的书籍,虽则这种类比多少有点牵强。这些谶纬著作最初倒底出现于何时,
不能确知。顾颉刚以为各种经籍的纬书起始于王莽 (公元9—23年在位)统
①
治时期,因为它们不著录于《汉书》的艺文志。可是其他的人认为,它们起
始于公元前1世纪,甚至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总之,可以确信,
② 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3 页。
③ 《汉书》卷三十,第1723 页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 卷,第143—144 页);钱穆:《两汉经
学今古文平议》,第206—207 页。
④ 关于这一引语,见阿瑟·韦利:《〈论语〉译注》(伦敦,1938),第92 页。
① 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 页。
② 比较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 卷,第93 页。
③ 关于《五行志》,见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汉书〉中中国人的宇宙观思辨》第1 卷, 《贝斯勒档
案》,16 (1933),第1—100 页;第2 卷,《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文集》(柏林,1933),第937—979 页。
④ 关于这个问题,见杰克逊·达尔:《汉代谶纬文书的历史性介绍》,华盛顿大学1966 年学位论文。
⑤ 关于这类著作,特别见张朝孙 (音):《白虎通》,第100 页以下。
① 顾颉刚: 《汉代学术史略》,第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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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仰的要素能够追溯到甚至更早的时代。
谶纬著作只是在片断引文中保存了下来,因为原文在5世纪开始被禁,
而到7世纪初,在隋炀帝统治时实际上被毁了。可是,特别在东汉,它们非
常流行,并得到帝国朝廷的关心。它们的地位如何一度被抬高,这能从《隋
书》的一段话中看出,大意是,它们的文章是孔子本人的作品,因为他担心
他的教导不能为后世所了解。②
真伪问题和经文的传授
各个学派不得不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文本身的真伪,其时还没有“正
统”版本的议题。汉初,儒家学者还难以从秦始皇统治时期给予的打击中恢
复过来。秦博士伏生的经历对学者的困境来说可能是有代表性的:③
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
得二十九篇……
当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寻求《诗经》和《尚书》的专
④
家时,他听说伏胜已年逾90,就派高级官员晁错向他学习。这个故事既谈
到口头传授,又谈到一种经书的失而复得。由于书写的经书那时必然很少,
口头传授在经文的留传中很可能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寻找已佚经书的兴趣必定在逐渐增加。班固记载了生活于武帝(公
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代的河间献王和淮南王安两人从民间收集古代经
①
书的情况。其后有鲁共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