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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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农民的直接统治而开始衰落。由于促进
货币流通，国家本身给商人提供了兴起的机会，而它又要用最大的力量来抑
制这一社会阶级。
国家专营和商业控制
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由于频繁远征的大量支出，国家财政
①
大为拮据，因而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源。结果，在公元前119年，盐铁开始由
国家专营，这是两种必不可少的商品，在此以前，使私营盐铁业获得巨大的
利润 （而且盐铁业的劳动大军容易使得政府不易控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
素）。在同一年以同样目的所采取的另一方法是增加商人和制造商的财产税。
以前从私营盐铁业征来的税收归于少府，但这次新的专营政策所得的收
入则归于大司农。这种方法可能酝酿于前一年，即公元前120年，当时齐国
的一个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南阳的一个大冶铁者孔仅，曾是大司农的助手，主
② 最早提到户调制的，见《三国志·魏书》卷二三，第668 页，时间是公元197 年，关于它的采用，见《晋
书》卷二六，第790 页。见宫崎市定：《晋武帝的户调式》，载于《亚洲史研究》，1 （京都，1957），第
185—212 页；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1966），第287 页以下、第363 页以下。
① 关于这些支出，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收于《中国的兵法》，凯尔曼，费正清合编（坎布里奇，
麻省，1974），第99 页；《汉书》卷二四下，第1159、1165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51、274 页），《汉书》卷六一，第2704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36 页）；《史记》卷一二
三，第3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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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征收盐铁税。在他们的建议之下，一年后实行专营政策；他们遍历各郡，
建立机构，任命推行这个政策的官吏，很多官吏选自以前的盐铁业者。②
这两个专营的管理有所不同。对铁来说，大司农直接控制在开矿冶铁地
区设立的48个铁官；在其他地区设立的小铁官，从事熔化废铁重铸的工作，
由所在的郡县控制。劳动力来自罪犯、专业工匠、服劳役的本地人，有时也
有官奴隶。所有产销事务都由专营机构的官员办理，对农民只供应制造的铁
农具。应该顺便说一下，一种带有几分偏见的材料以批评产品的形式攻击专
营制度，抱怨国家专营带来的不利，不论质量如何，价钱都是一样的。而且
由于经常没有负责的官员，产品根本买不到。①
但对盐来说，还是由以前的盐商负责制造。34个盐官只是借给他们煮盐
的工具，然后从他们手里购买制成的盐再转卖给人民。绝对禁止贩卖私盐。
②
桑弘羊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大力推行专营政策。当公元前115年，孔仅
被提升为大司农时，桑弘羊接替他的职位，作他的助手。于是桑弘羊提出一
个新的财政政策，实行国家运输制度——均输。虽然这个政策的详情不怎么
清楚，但从《盐铁论》的一段文字和注者的解释可知其大概。
以前中央政府需要的地方货物由商人运送到首都，商人于是有了谋利的
大好机会，货物质量常常低劣，运输制度也很烦杂。于是政府下令，在遥远
地区，货物应以税收所得购买，并在地方新设均输官，负责购买货物并运送
到首都。目的是抑制商人，同时把利润纳入国库。③
当首都官方机构派官员到地方上购买时，新政策在执行中遇
到了某些困难，他们之间展开了竞争，提高物价，甚至引起运输资金的短缺。
公元前110年，桑弘羊继孔仅为大司农，他增设地方上的均输官，其意图是
当物价低贱时大量购买，从而提高和稳定了物价。同时在首都设置一个稳定
物价的机构——平准官，其意图是储藏这类地方上的货物，在物价上涨时出
售。除了以低价卖给人民使他们受益外，也直接打击了商人。在公元前 98
年，政府对酿酒卖酒业专营。
所有这些财政政策在增加国家岁入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史书记
载，一年之内首都和甘泉粮仓充满了谷物，仅首都一地就存贮了500万匹绢。
①
公元前87年武帝死后，桑弘羊继续执行武帝的经济政策（他已任御史大
夫，主掌朝政），虽然受到来自商人和有商业利益的势族的激烈反对。给桑
弘羊造成的进一步困难则是来自他的朝廷上的对手霍光，因为霍光通过控制
年幼的昭帝而获得大权。霍光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支持儒生，反对桑
① 《盐铁论》卷六（第三六篇），第252—253 页。
② 关于桑弘羊，见上面526 页以下；克罗尔：《桑弘羊的经济观点研究》，载《古代中国》，4 （1978—1979），
第11—18 页。
③ 均输制度见斯旺： 《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64—65 页；克罗尔：《桑弘羊》，第12 页、17 页注
17。主要资料是《汉书》卷二四下，第1174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14 页以下），《盐
铁论》卷一 （第一篇），第4 页 （盖尔译：《盐铁论》，第9 页以下）。
① 关于稳定物价，见《汉书》卷二四下，第1175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16—318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65 页。酒的专卖，见 《汉书》卷六，第204 页 （德效骞：《汉书译
注》第2 卷，第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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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羊的政策。
我们现在读的《盐铁论》一书，可能是在盐铁会议后大约20年时候编集
的，而且可能带有当时占优势的政治的色彩，它偏袒反对专卖和有关财政政
策的一方面。文字大部分可看作夸张性的，没有办法准确地确定实际生活中
主要反对者的真正贡献。这些学者们激情地主张停止执行专卖政策，责备政
府与民争利，实际上在保护富商势族的利益。他们还肯定地说，人民不得不
买质劣价高的官盐和到很远的地方买不适用的铁器，并在均输、平准制下不
得不纺织丝麻，但对他们产品的价格却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抨击看来是真
实的，但要废止这些新的财政政策，国家失利太大，于是仅废止了很难推行
的酒专卖政策。讽刺意味十足的是，甚至在霍先以谋反罪处死桑弘羊之后，
他继续执行专卖政策；理由很简单，就是政府承受不了废止这些政策后的损
失。
后来，在公元前57至前54年之间，政府以设立常平仓的方法尽力控制
粮价；常平仓大多数设在边地。这是按照耿寿昌的提议，目的是在粮价贱时
购买，粮价贵时以低价卖出。据说这可以稳定粮价，使民众受惠，当然，政
府也可从中得利。②
公元前44年，常平仓和盐铁官都废止了，理由是政府与人民争利；来自
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无疑加速了这个行动。毫不足怪，没有专卖政策所得
的岁入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三年后的公元41年这些机构又都恢复了。①
公元10年，王莽建立了六埂疲导噬鲜羌绦葱胁⒗┐罅宋涞鄣牟普�
政策。六埂茄巍⑻⒕啤⑸皆蟮淖匀徊铩。ㄈ缬悖⒉赏椭淖ㄓ�
加上控制物价的五均和放款的赊贷。六埂凶詈笠幌钌栉寰伲柙谑锥肌�
长安，以及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城市，制定谷物、麻、丝的市场
标准价格，并在物价过高时出卖存货，物价过低时收买滞销货，以保持价格
的稳定。此外，政府还对为办理丧葬或庆典的民众给以无息贷款，对以营业
为目的的人给以10％利息的贷款。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抑制商人和高利贷者而
保护民众。虽然在设想上是值得称赞的，但在执行时仍有许多尚待改进之处；
民众对这些措施和王莽的其他经济改革的不满，加速了他的垮台。②
依靠势族和富商支持的后汉政府，自然废止了王莽主张的国家统治经济
的政策，前汉时期的国家专营和商业控制或是被废止，或是由中央政府转入
地方当局管理。盐铁专卖政策在章帝 （公元76—88年）、和帝 （公元89—
③
105年）时期恢复了一个短时期，但其规模决不像前汉时的那样大。可以看
出，武帝时期以来实行的这些财政政策，反映了政府与豪商和制造商之间关
系的变化，以及政府和势族日益加剧的对抗。
开始于汉代的专营经济政策，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铁
再也没有成为国家专营。由于铁矿分布广泛而且容易开发冶铸，因而私营冶
① 《汉书》卷九，第285、291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14、324 页）； 《汉书》卷二四上，
第1142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99 页）。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81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342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
注》第3 卷，第526 页以下）。公元84—86 年之间，关于政府应否参与谋利的原则的讨论，见《后汉书》
卷四三，第1460—1461 页。
③ 后汉的专卖历史，见《后汉书》卷四三，第1460 页；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1957），
第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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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发展了冶铁业。另一方面，盐成了后来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晚唐以来每
一个重要王朝都对盐的征税或垄断生产设立了复杂的制度。因为盐是一种生
活必需品，是可依赖的稳定财源。后来，当茶成为普及饮料的时候，它也常
成为政府的专营目标，如在宋代和明代。即使是极难实行的商业控制，宋代
的王安石也在均输这同一名称之下再度实施。因此后来各王朝政策的这类基
本特点，可以说是汉代财政革新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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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后汉的经济和社会史
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很少有明显转折点的标志。在汉代四个世纪中，每个
世纪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上都呈现巨大发展。公元1世纪的社会非常近似公元
前1世纪的社会，现成模式大都延续下来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才从两个
时期的角度，而不是分成三个或四个时期来考察汉朝的社会和经济史。由于
前汉和后汉之间许多事物有其连续性，故对于后汉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无须乎
进行全面的描述。饮食、房屋、服装、运输工具、家族组织、村庄和企业这
类事物在汉代只有非常缓慢的变化，常常变化得太慢，以致在保留迄今的各
种史料中看不出变化。此外，农业技术和财政管理的基本特色在前几章已经
叙述过了。这一章将着重于叙述和分析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诸如农
业生产的改革、新的地方组织形式的出现和上层阶级成分的继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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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
人们在阅读正史时，可能想到前汉和后汉之间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巨大
变化。后汉史料不常提到大商人，而常常提到“流浪”农民。但这种迹象并
不能证明经济萧条或商业衰落。《后汉书》和《三国志》中之所以缺少大企
业主传记和论述财政事务的“志”，大概可以归之于史家对于所叙述问题的
选择，也许反映政府在管理经济和在财政问题上进行试验的兴趣减退了。此
外，除了普遍萧条的因素外，农民还被各种经济力量逐出家园。如果把考古
学和文献的证据一起进行考察，便可看出后汉继续表现经济稳定，甚至整个
生产呈现出缓慢发展，直到公元184年以后战乱使国家许多地方的生活遭到
严重破坏为止。可是正在这时经济机能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
了严重社会混乱。①
商业和工业
在后汉时期，商业和工业不像在公元前1世纪和王莽统治时期那样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