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伏尔加第四节同祖国的联系和睦邻的关系-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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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奔走力争，使彼等由拘禁中得蒙开释。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政府对部落的控制，他努力保持同清政府的联系，以求清政府对部落的帮助。１７５６年（乾隆二十一年），敦多克达什遣使吹札布等人，冲破俄国的重重阻挠，历时5年，到热河行宫朝觐乾隆，并请求去西藏礼佛。乾隆于万树园热情（《清高宗实录》五二二页。）接待吹札布等代表，敦多克达什向乾隆呈献贡品，有方物、弓箭袋等。乾隆允其所请，派官员护送其到西藏拜谒达赖活佛。次年，吹札布返京，乾隆再次召见，并询问部落与俄国的关系及处境。吹札布向乾隆道：“俄曾经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国（土耳其）战，土尔扈特部落出兵助俄，因而部落的实力被削弱，兵弱不足以抵沙俄压力，后才被沙俄控制，但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敢为人臣仆”（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吹札布建议清政府谕令哈萨克，以后土尔扈特部落纳贡路途近便，不必再假道俄国，免俄阻难，并详细表明他们所居住的疆域，绘制草图献给乾隆帝。
渥巴锡执政后采取秘密措施，策划东归，他为摆脱沙俄对部落的控制，反抗沙俄当局的剥削和压迫，派人秘密和清政府驻伊犁的官员联系，提出要求东返祖国，清政府同意了他们这一合理要求，随时准备迎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
二、土尔扈特部落同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联系
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们在西迁的140年间，与西藏黄帽派喇嘛多次联系，同时取得了藏传佛教对这个漂落异国的部落有力的支持。
１６４０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准噶尔牧地，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诸部王公联席会议，会议中和鄂尔勒克拜会了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诵经整整22年的札雅班第达（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第３页），并邀请其去土尔扈特部落传经。札雅班第达于１６４５年春到土尔扈特部落，并为和鄂尔勒克、达优额尔和台吉们亡故做法事。书库尔岱青、衮布伊勒登、罗卜藏、桑杰达等人，分别邀请札雅班第达经师为他们讲诵经典，转抄佛经，广传妙法，满足了上、中、下三等人的心愿。“部落向札雅班第达布施仅马就达两万多匹。１６４６年６月札雅班第达一行回到中国（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弟达》第５、６页，乌兰巴托，1959年版）。”和鄂尔勒克及其子和札雅班第达的联系，加强了黄帽派喇嘛在部落的正统的宗教地位，增强了部落同祖国的思想联系，求得了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神权上，对部落最高统治权的承认与支持。
１６４６年秋，书库尔岱青赴西藏拜谒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１２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在西藏期间，达赖喇嘛封他为土尔扈特部落的“汗”。此间，他熬茶礼佛，对喇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１６４９年春，书库尔岱青返回伏尔加河下游的部落驻地。１６５８年又第二次赴藏礼佛（（诺尔布译《卡尔梅克汗诸汗简史》第３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期间，他又拜谒了达赖活佛和班禅活佛。书库尔岱青于１６５９年回国。书库尔岱青两次赴藏礼佛，借助神权取得了对部落有力的统治，使部落人民思想趋于安定。最主要的是借助了祖国藏胞和藏传佛教有力的支持，抵制了俄国的威胁。
阿玉奇执政期间，为了加强与西藏佛教神权的联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先辈建立的这条渠道更加顺畅。先后派出8批赴国去藏礼佛，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其侄阿拉布珠尔所携达500余众，去朝拜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１６９０年，西藏达赖活佛赐给阿玉奇“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汗号的大印，阿玉奇始自称“汗”（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阿玉奇极力与西藏僧侣上层，特别是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多方联系，从而大大增强了部落的政治地位。在阿玉奇取得“汗”号的１０年，使俄国政府在其政府的文件中也不得不称阿玉奇为“汗”。只是１８世纪初，由于策旺阿喇布坦的梗阻，汗国与西藏僧侣上层的联系才一度中断。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仍致力于和祖邦故土的藏传佛教积极联系。１７３０年（雍正八年），策凌敦多克派那木卡格龙为首的使团向雍正请安进贡的同时，并请求去西藏礼佛。雍正准许他们赴西藏谒见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随即成行礼佛，第二年方返回北京向雍正汇报礼佛的行情。
敦多克奥木巴同样奉行先辈与西藏僧侣上层神权联系的方针。１７３７年，敦多克奥木巴派遣札木巴·札木索，率领一个７３人代表团到西藏参拜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由于蒙部土谢图汗嫌其使团有沙俄政府译员和官员，作为拒绝理由，终未成行。
敦多克达什在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东正教对部落的思想渗透，１７５６年（乾隆二十一年）派遣吹札布为首的使团除朝拜乾隆外，又请求去拜谒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乾隆允其所请，并派官员护送吹札布赴西藏礼佛。
渥巴锡在俄执政的10年间（１７６１—１７７１年），秘密散派了许多部落臣民赴藏礼佛。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有的改道俄国的西伯利亚，经蒙古草原、北京等地去拜谒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有力地阻止了东正教对土尔扈特部落思想控制的企图，顶住了沙俄要求部落人民皈依东正教的强大压力。
三，同祖国的各卫拉特部落之间的联系
对于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人民来说，在强大的俄国势力面前，不能不加强与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联系，并与之改善关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１６４０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祖国的准噶尔，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的联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２６个各部落的首领，还有西藏派来的佛教僧侣３人，共２９人作为会议的正式代表。会议由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和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共同倡议，于１６４０年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东、西蒙古各部首领共同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典》。会后，和鄂尔勒克拜会了卫拉特各部首领，并向他们介绍了土尔扈特部落在伏尔加流域的情况。和鄂尔勒克与巴图尔珲台吉进一步调整了双方的关系。１６４４年，俄国政府派遣克列皮可夫使团去准噶尔部诱骗巴图尔珲台吉，共同出兵攻打土尔扈特部落。巴图尔珲台吉识破了俄国的阴谋，并说：和鄂尔勒克不是他的敌人，不可能攻打（兹特拉金著《准噶尔汗国史》第１７０页，莫斯科，１９６４年版）。他的态度是对土尔扈特部的声援。“和鄂尔勒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巴图尔珲台吉，而他的孙子朋楚克又娶了巴图尔珲台吉之女为妻，使两部的关系得以改善与加强（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２０９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书库尔岱青执政期间，对准噶尔部落采取了一系列的忍让政策，以图和祖国的卫拉特兄弟部落搞好关系。１６４５年，书库尔岱青在进藏礼佛当中，遭到了准噶尔部的袭击，致使妻子被俘，侍卫被杀害。１６５０年，书库尔岱青之弟罗卜藏，也在与准噶尔部斗争的一次自卫战中战死。书库尔岱青对这两次卫拉特其它部落侵害他的行为，为了对付沙俄的欺压政策，对自己胞族采取了礼让的政策。
朋楚克执政后，仗着自己是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女婿，１６６２年打败了准噶尔部落一些不友好的王公，排除来自准噶尔部的干扰，并给宗族报了仇，使新建的土尔扈特汗国，对祖国卫拉特各部的联系有所改善，但又与准噶尔部部分王公有所纠葛。
阿玉奇执政期间，把其先辈与祖国的多种渠道的联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阿玉奇特别重视与卫拉特各兄弟部落加强联系，奉行与祖国蒙古族部联姻的政策，和硕特的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娶了阿玉奇之妹多尔济喇布坦为妻，阿玉奇还把两个女儿嫁予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和喀尔喀部首领墨尔根汗额列克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由于阿玉奇的联姻措施，增强了土尔扈特部落与祖国的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系。当鄂齐尔图车臣汗被噶尔丹击杀后，他的遗孀——阿玉奇之妹多尔济喇布坦，率领余部一千余众投奔了阿玉奇，增强土尔扈特的实力。但是阿玉奇执政时期，同准噶尔部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阿玉奇虽然努力通过联姻措施加强同准噶尔部联系，由于准噶尔部势力逐渐强大，特别是策旺阿喇布坦为珲台吉后，采取对卫拉特各部落同室操戈的掠夺政策，致使土尔扈特汗国同准噶尔部落的关系紧张起来。
１６９７年（康熙三十六年），西部落首先发生了“散札布事件”。散札布是阿玉奇三子，因“与父有隙”，率一万多人投奔策旺阿喇布坦，“阿玉奇几经索还，策旺阿喇布坦才放逐散札布归额济勒，扣留从属户不归还，反而分给准噶尔各鄂托克（《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二，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壬子）。”
１６９８年，阿玉奇的侄儿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率众由伏尔加河借道准噶尔部，赴西藏熬茶礼佛，被策旺阿喇布坦绑架，后经阿玉奇之女（策旺阿喇布坦之妻）多次说情，才予以放行。回归伏尔加流域时又被阻截，策旺阿喇布坦欲留阿拉布珠尔于准噶尔部以增其势，阻留竞达5年之久。
１６９９年，阿玉奇派遣使者额里格克逊等人赴京朝贡，在回归伏尔加流域时，策旺阿喇布坦竞然亲自指挥予以洗劫，并且不听其妻（阿玉奇之女）劝告，将额里格克逊杀害。
准噶尔部落策旺阿喇布坦在以上3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不仅恶化了准噶尔部落同土尔扈特部落之间关系，而且阻隔了土尔扈特部与祖国联系的一条最近的渠道，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我国西部边疆的动乱局势，给土尔扈特部落维护祖国统一事业造成了不少困难。
策凌敦多克执政期间，接受了卫拉特准噶尔部罗卜藏苏努的避难，罗卜藏苏努是策旺阿喇布坦的次子。“其父在世时，他因倾向和清政府和好相处，与土尔扈特汗国友好交往，因而遭到其父的打击，并将其囚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５６１页）。”策旺阿喇布坦去世后，罗卜藏苏努同父异母兄弟噶尔丹策凌掌准噶尔部之权，奉行其父与清政府和土尔扈特汗国交恶的政策，竟然将罗卜藏苏努的亲母、亲弟弟、亲妹妹全部予以杀害。在土尔扈特汗国使者的帮助下，罗卜藏苏努才得以逃到伏尔加河草原避难。策凌敦多克也在寻找时机，借助准噶尔人民的力量准备东归祖国。罗卜藏苏努的避难，策凌敦多克如鱼得水。以后，由于种种内忧外患的原因，终未成行。
敦多克奥木巴执政时期，他多次派出信使，到准噶尔部联系，请求准噶尔部和土尔扈特部联合起来，准备共同对付俄国的高压政策。１７３６年８月，敦多克奥木巴和其祖母达尔玛巴拉，共同写信致意准噶尔各兄弟部落，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准备随时重返祖国。但由于准噶尔之地战乱不停，内讧频仍，使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的热情冷了下来。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１７４５年５月２１至２８日，敦多克达什和其祖母达尔玛巴拉，同准噶尔部使者衮济克札布和公曼喇嘛，共同制定了摆脱俄国控制、东归祖国的宏伟计划。由于保密不慎，被阿斯特拉罕省长布莱尔金发现后，及时地报告了俄国外交委员会。卡尔梅克总督和居民准备在雷恩沙漠游牧时，打算率领卡尔梅克人渡过乌拉尔河，击败吉尔吉斯人，打开通往布哈拉的道路，返归准噶尔（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５３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卡尔梅克人受领主的影响，对俄国抱有越来越严重的敌对情绪，在伏尔加河两岸抢劫俄国居民日益猖獗，不断袭击俄国商人，用来准备回归准噶尔的食物和资金。１７４９年，准噶尔部战乱又起，并致使准噶尔辉特部的诺颜丹津率领自己的兀鲁思离开准噶尔，来投奔土尔扈特汗国。此事又使土尔扈特汗国东归祖国计划又一次被暂时搁浅。
渥巴锡执政期间和卫拉特各部的联系日益频繁。渥巴锡多次派人赴西藏熬茶礼佛，并通过辉特部的巴达诺颜、杜尔伯特部的鄂勒登告知清政府：“土尔扈特部落准备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