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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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长期在《申报》服务的陈景韩（冷、冷血）、张竹平、张蕴和（默）等更是史量才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一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他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2〕。《申报》的宗旨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他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陈冷称报纸的根本“在报纸之独立生活”。张默说：“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但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惟有独立，不带任何色彩，才能客观公正，为民喉舌。《申报》编辑葛豫夫说：“编辑者持七寸之管，以为宣传，应以打破势力、金钱、感情三大障碍物，为无旁贷之天职焉。”“一国之报者何也？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厉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者也。”《申报》“可以当一国之报而无愧者也”〔3〕。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4〕。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对此，张梓生也有相似的回忆。
　　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
　　二
　　史量才的《申报》面对的首先是袁世凯时代，这是一个新与旧、专制与共和对立、共存、交锋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何况舆论是天下之公器？作为一份老牌的日报，对于那一时代的重大问题，《申报》不可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1914年，一手遮天的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意在钳制舆论。《报纸条例》一出台就遭到激烈反对。《申报》时评称“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并陆续报道了北京新闻界反对该条例的消息，称“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27日，《申报》发表时评《自由平等与法律》，指出“权势之辈以蹂躏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6〕。
　　1915年7月，袁世凯授意的帝制闹剧甚嚣尘上，《申报》连续发表时评批评复辟。自称“臣记者”的薛大可携十五万巨款南下运动报界，影响举足轻重的《申报》当然是他们首选的目标，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9月3日，《申报》以答读者问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受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7〕。
　　8月20日，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率先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既出，轰动南北。9月9日，《申报》以大字标题、大块篇幅刊登介绍这一期《大中华》杂志的广告：“国体问题发生，全国人应研究，本报梁任公主凡三篇，洋洋万言，切中今日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并附载三篇论文题目。紧接着，《申报》在9月10日、11日两天全文转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编者按称“全篇洋洋万言，筹安会中人闻之曾特至天津阻其发表”。之后又连续发表梁启超《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上袁大总统书》等文。此外，《申报》还客观报道了各方面在帝制运动中的态度，如8月23日的长篇消息《筹安会发起后之京城各面观》，称“发起者都系官吏”，“赞成派以官僚中人为多”，反对派多是“热心国事及矢志之人”，以及蔡锷、汤化龙等“各政党之重要人物”。反对的群众更多，“连日来上书者不下数千百起”，《申报》还全文摘录了一封反对帝制的公开信。在袁氏窃国，“缇骑四出，特务密布”，大批记者下狱之时，《申报》“还敢于批逆鳞，反洪宪”〔8〕，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七十九篇之多。
　　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即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远生遗著》中不少揭露政治黑暗、腐败，反映政局变化的精彩通讯最初发表在《申报》。薛大可在上海出版以鼓吹帝制为目标的《亚细亚报》前，原邀请黄远生为总撰述。1915年9月，黄远生却在上海各大报登出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九天，影响甚大，对袁氏称帝的逆流不啻当头一棒。
　　1916年袁世凯正式称帝，上海各报虽不再沿用民国纪元，却也没有改用“洪宪纪元”，只用西历及旧历纪元。直到1月26日才被迫作如下编排：上行用正常字体排印：西历、星期，中间一行是旧历，下面以极小字标明“洪宪纪元”。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被刺身亡后，1916年，史量才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两年间他写了两百多篇脍炙人口的“北京特约通讯”，成为黄远生之后最负盛名的记者。在专制、共和的较量中，《申报》始终是站在共和这一边，在相当长的时期，它恪守了新闻自由的原则，陈景韩、邵飘萍等人批评帝制的评论也早已载入史册。
　　三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申报》连续发表报道，并发表时评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17日，《申报》发表杂评《北京之文字狱》，抨击北洋当局。
　　由于史量才接办《申报》后的贡献，1919年10月他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21年双十节前夕，大半生从事新闻事业的美国总统哈定特地祝贺《申报》，称它“乃中国报纸之从最新新闻学进行者”，“能发扬共和之光明于全国”。同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主人、《每日邮报》创办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高度评价了《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差足与选……”〔9〕在他们的赞扬、鼓励与鞭策下，史量才进一步坚定了独立办报的思想。
　　1922年，世界报业泰斗北岩爵士去世，史量才黯然神伤，悲痛无比，在他心中隐然是以北岩为楷模。这一年是《申报》五十周年，也是史量才办报的第十个年头，《申报》主持编撰了一部《最近之五十年》大书（包括世界之变迁、中国之得失、申报之经过三大部分）。这不仅是对《申报》对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十年来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对中国、世界各方面历史的回顾。其内容涵盖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等，且文章都出自胡适等名家手笔。十年来，史量才直面现实，不妥协、不躲避，竭尽所能发展《申报》的事业，尽国民之天职，报人之天职。回首往事，十年的曲折起伏，大悲大喜，不禁百感交集，他在自序中说：“虽然，事无大小，物无新旧，苟有结构，加之以奋斗之精神，主义而不为感情所冲动，事实而不为虚荣所转移，力争自存而不任自杀，充天地四大之力，能变化之而不能消磨之也。”〔10〕
　　史量才是个有历史感的人，一进《申报》，就尽全力搜集前四十年旧报，十年后又花大量人力物力编辑出版《最近之五十年》，目的之一就是要保存较为完整的史料，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社会记录。他几乎把《申报》看作可以为后人鉴的“史记”。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申报》虽然客观报道了各界抗议游行的消息，但态度模糊、语焉不详，又因刊出租界当局的《诚言》广告，发生了著名的“诚言”风波，最后只得以发表《诚意与诚言》时评，向读者表明态度而告终。史量才说：“吾思想服务《申报》十六年，实为十六年公共之老罪犯，盖无一日不在法令裁制中。吾志力薄弱，学殖荒芜，不能使《申报》光而大之，以飨阅者之耳目，吾何能辞其咎。”“惟吾人同处此环境下，不见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乎。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若逞其意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列矣。”〔11〕
　　对此张蕴和在《六十年来之申报》中也说：“今则压迫方面正多，惟幸陈君景韩思想精细，判断敏捷，遇事负责任，不稍挠屈，故能应付各种困难问题与各种风潮，均能随机消弭，安然而过。史君量才常谓陈君把舵稳确也。盖在此狂风骇浪中，而能使我舟不受颠覆，不虞倾危，已甚不易。”〔12〕
　　1927年春天政权易手的前夜，白热化的上海一方面是军阀孙传芳的暴力威胁，一方面是汪寿华的总工会每天将油印件送各报要求刊登，软硬兼施，不准任意改动内容，否则就发动报界工会和群众将报纸在望平街上烧毁。各种政治势力在《申报》这个舞台上竞相表演，《申报》刊登了大量政治广告，各种观点、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中，报纸几乎无所适从。于是《时报》总编辑金剑华联合《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集体停刊以示报界尊严，这样持续了十多天。而史量才非常痛惜，表示今后不论环境多么险恶，尽可能不停刊。他觉得，停刊一天，就少了这一天的记录，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四
　　1927年4月13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四·一二”惨案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试图保持独立发言地位的报纸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首先遭遇了一党的检查，从此“开天窗”抗议成了家常便饭。仅1930年2月至10月，《申报》就开了九次天窗。在那样的年头，《申报》却成为望平街（上海“新闻一条街”）上惟一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的报纸。史量才的理由是《申报》从未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没有接受派员的必要。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申报》从来没有政府派员指导，照样深入人心，以致人们将报纸称为“申报纸”。他顽强拒绝强权介入他心爱的报纸，与他最终被暗杀的命运不是没有关系的。
　　1928年11月19日，《申报》举行创刊二万号大庆，史量才在庆祝会上发表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吾思想既无赫赫之功，又非惊人之举，念之何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