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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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右”而“左”，仅仅八个月的时间瞿秋白就演绎出了凝聚着二十世纪书生情怀的人生悲剧，即作为陈独秀问题的纠正者，他和蔡和森一样有“理论”贡献，可是也正如同陈独秀的命运一样，他那妄自尊大、惟我是尊、“我即真理”的盲动主义思想以及1930年与其他人一起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一同遭到了与陈独秀没有什么两样的“清算”。蔡和森断言“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张国焘则大斥秋白对共产国际有“两面派”的“态度”，李立三则在各位革命同志的激情感召下决然指责秋白“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10〕于是异口同声的批评迫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将瞿秋白定位为“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全党应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11〕。瞿秋白经受了如此这般的考验后，直到临终时刻才开始了对这一“斗争”模式的反思：既有对他人也有对自己。说违心的话可以理直气壮，给人的评判可以无限上纲，《多余的话》中“历史的误会”的概括使瞿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的攘权行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多余的话》之所以悲情无限，一再声称自己不适合“从政为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思：“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12〕光明磊落的“名”与“假面具”的“实”形成了反差，对一个有良心和正直感的知识者来说，瞿秋白不能不在临终的时刻作出真诚的忏悔：“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是一个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可言的“高等游民”之一。《多余的话》是一次真诚的、感伤的、自省的情绪旅行〔13〕。瞿秋白没有去为自己的道路进行辩解，也没有树立与维护，有的只是深沉的思想升华。
　　在那篇心灵的独语中，能使“历史的误会”得到解释的最多概念就是“不得不”、“勉强”之类的词汇，一种无奈和不得已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沉沦而又不愿沉沦的拷打、坚持真理的勇气与身在其位的难以由己、学者的怀疑精神与失去独立思想的多重吊诡构成了一种丰富的痛苦体验过程。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就是“弱者的道德”。仅仅为着“体面”，为着那点不切实的“绅士”风情，瞿秋白在“‘异己的’意识”与“‘异己的’的感情”中结束了“滑稽剧”似的短暂一生〔14〕，而最终又以坦城的真话留给了后人。现在看来，瞿秋白的自我解剖真乃一次充满血淋淋的自我冷嘲，读后令我辈学者真不寒而栗。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情怀没有比瞿秋白表现得更充分的了！
　　与瞿秋白相比，尽管陈独秀在连任五届总书记后也有在共产国际的集体错误中“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尴尬与悲苦，但他忠于自己事业和同仁的“同志”精神却将自己的感伤、委屈、烦恼统统都甩在了脑后。即使是在最为黑暗的时刻，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主义是正确的，选择的道路是伟大的，所持的信念永远是值得自豪的。他没有丝毫反省的意思，更没有半点动摇的念头，有的只是义无返顾的决心和飞越现实的历史激情。自大的“主义”话语在陈独秀身上再一次得到了生动显现。
　　在陈独秀身上，他没有绅士的“体面”面纱。如果说自大会有一意孤行的专断，但却失去了“弱者的道德”的优柔寡断。陈独秀在1927年下野后应该是极度消沉时期，他曾经被集体围攻，被落井下石，被逼迫悔过，甚至被陷害、被侮辱、被开除，包括以瞿秋白为首的党组织也对其进行过苛刻的“无情打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一度还背上了“汉奸”的黑锅。但他毕竟有“固执”的气质，有“九死未悔”的性情。对此，我们可以在他的乡友胡适的评价中找到依据：“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种经陈独秀提出、被友人传送的“高尚优美的生命观”一直伴随着先生左右。比起瞿秋白性格中的“或是”、“也许”、“也难说”等书卷气，陈独秀没有那么多的温柔，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激情飞跃、拍案而起的汉子，是“一匹不峻之坡弗上的骏马”，是“宁为玉碎”的开放型风流倜傥之辈。瞿秋白可以在上面的指示下麻木听从，陈独秀则会在至少是一半的清醒中直面“指示”：为了自己的事业信念，他可以将道德的面纱撕破，也可以将道德的承诺踢开。
　　相对于陈独秀的真诚坦率，李大钊的“自述”则有一种燕赵志士的平稳、忠厚与浑朴。他既没有瞿秋白式的低调反悔，也缺少陈独秀式的历史“决定”语气，有的是一副“英雄落难”的气魄。好汉做事好汉当：传统道德的文化情结在李大钊身上找到了归宿。书生的天真每每流诸笔端，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名副其实，几乎是一种生涯追述，平铺直叙。他对自我“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努力无怨无悔，对“实践其所信”亦不愿“暇计”，而且甘愿承当“全责”，愿以义胆侠骨履行其“铁肩担道义”的诺言。在“自述”结束时，他写下了胜似“好汉歌”的企望：“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没有忘记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15〕传统文化熏染出的道德情怀让革命家再现书生本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即将就义、英雄末路之际，先生能如此从容地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不但是传统的复制，而且更是一次“达”与“穷”的圆融。幸运的是，李大钊谦和、厚实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在政治生涯的纵横捭阖中不易陷入政见歧异的漩涡中。为了民族和民众的大事业，他舍得一身剐，只为“民权的旁落”隐忧忡忡，而不为个人“权力”的旁落生“杞忧”。
　　显然，与陈独秀的大起大落不同，也与瞿秋白为性情所累相异，李大钊的冷静、矜持、朴实形成了自己的生命特色。在三位革命家中，陈独秀与李大钊的道义精神与率真性情在人格上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瞿秋白的内方外圆虽然不失为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书生气质，但从人类终极关怀意义上说，又是残缺的个性。以这种个性难为政治家——只能是在政治的漩涡中有着内心的痛苦挣扎。缺乏道义的承诺以及执著的韧性斗志，结局难免尴尬。
　　瞿秋白说，本来他完全可以在生命即将罄尽的时刻壮烈一回，冒充“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16〕我们无法不为“书生”内心的真实所打动。然陈独秀思考的决不是烈士不烈士、叛徒不叛徒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信念是否遭到强奸的问题。因此，他多次被捕后都是以“无过可悔”而告终。李大钊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传统的道德义气无法不令他悲壮地面对死亡。道义的光环牢牢地套在李大钊的大脑上，他别无选择！
　　对瞿秋白来说，他最为幸运的是世纪末的中国有了一个好气候，虽然他没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言，也没有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行状，也缺乏李大钊式的“铁肩担道义”的道德激情，但是他的低调同样赢得了烈士的名称。开放的观念使我们在世纪末呼唤这么一句话：救救那些还没有成为烈士的坦诚者。也许他们的真话十分逆耳，可就是这逆耳的衷言会对社会历史快车道上的事故多发地段提供有力的警示牌！——少走弯路！——少付沉重的代价！
　　自勉：自将磨洗认今朝
　　高调与低调是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音符。陈独秀是一位高调与低调一直胶着的弹奏者；瞿秋白则是从高调到低调的履行者；李大钊无疑是高调的保持者。陈独秀获得了刚直的人格；瞿秋白赢得了坦诚的赞誉；李大钊取得了高尚的桂冠。
　　但是无论你得到了怎样的尊称，都无法摆脱一种历史的悖论。俗话说得好：你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你失去的就是你得到的。换句话说：你得到了这个，就失去了那个。我们总是生活在“顾此失彼”的悖论中。尽管我们说千万不要顾此失彼，但是作为尘世间的人，我们实在无法摆脱这个怪圈。
　　陈独秀在人格上获得了后世的首肯，但他在思想史上却是一位有着重大残缺的思想家；瞿秋白在人格性情上比陈独秀低了“八度”，但最后的“多余的话”却获得了思想的升华，确立了自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有着深沉的历史内蕴和厚度；李大钊可以“居庙堂之高”，但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了一个超脱尘世、光彩照人的“回避型”角色。
　　这一切，既需要在历史的延伸中体味，又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在现实中感悟。
　　在理想伴随我们几乎走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往事如烟，只有那未来的长路等待着我们。当“主义”的话语在世纪末的日子里为激进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所湮没时，我们为先驱者洒下的热血感到伤痛：瞿秋白英勇就义时只有三十六岁，而李大钊在受刑时也还不到三十八岁。
　　1927年4月29日，就是李大钊牺牲的翌日，《晨报》以“神色未变，从容就死”相告。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下野，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反思。尽管他对自己作为“左翼反对派”存在的必要性视为“天经”和“地义”，但直至晚年，其思考才算有了超越自我的发展。也许，李大钊这位思想先哲的话更富启迪性：对于“急进与保守”，“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17〕。一言以蔽之，防止最激进与最保守的二力时间交替“代兴”，保持二力的空间“并立”，乃为上策。
　　高调与低调，是美妙乐章中一样不可或缺的音符啊！如果说人生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曲美妙的歌，那么由“性情中人”谱写的思想史当然也就是有高低起伏和引人入胜情节的乐章。为此，我们也就别忘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的那段忠告：文化与个人性情一样，“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不和谐者就是与它自身的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18〕。
　　注释：
　　〔1〕《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53页。
　　〔2〕〔4〕〔8〕《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574页。
　　〔3〕转引自《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5〕〔15〕《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11、888～893页。
　　〔6〕〔7〕《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62～164页。
　　〔9〕《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10〕《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出版。
　　〔11〕《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2〕〔14〕〔16〕《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720、721页。
　　〔13〕《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153页。
　　〔17〕《言治》季刊第3册，1916年7月1日。
　　〔18〕《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

　　
　　？　傅国涌
　　一
　　《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江南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几乎把它当成报纸的同义词，俗称“申报纸”〔1〕。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