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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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随心所欲地颠倒文句，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师爷的滑头文字，类型极多，若用于害人，便为利器。在清代，涉讼者都怕师爷，重要的原因就是师爷善以滑头文字害人。“文革”时期，“整人狂”们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师爷笔法，把整人害人之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里曾说到，他在牛棚里写思想汇报时，不论怎样苦思苦想，细心推敲，总是要被专案人员挑出毛病。因此，季先生发感慨说：中国真不愧是个“刀笔师爷之国”。季先生的感慨，可谓一下子掐住了“文革”整人术的一条历史血脉。
　　清代许多著名人物和民国以来的许多名人的先世或亲戚，都当过师爷。这是师爷曾经广泛存在的鲜明的历史印记。例如，清代著名思想家李恕谷当过桐乡县令郭子坚的师爷，名幕兼学者汪龙庄当过十六位幕主的师爷，著名学者孙星衍当过陕西巡抚毕沅的师爷，《聊斋志异》的著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林则徐当过两江总督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师爷，李鸿章当过曾国藩的师爷，左宗棠当过骆秉章的师爷，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当过张之洞的师爷，袁世凯和《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都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秋瑾之父秋桐豫当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师爷，辛亥革命志士朱执信的先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先世、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父亲，都当过师爷。鲁迅先生家族中也有十多人当过师爷。例如，其表兄阮和荪长期在河北、山西等地当师爷，辛亥革命后在北京谋事，《鲁迅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载就有七十余处之多。鲁迅的表弟阮久荪也在山西当过师爷，后患精神病来到北京，鲁迅的著名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很有些阮久荪患病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位当过师爷的阮久荪就是“狂人”的原型。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和外祖父万青选也都当过师爷。
　　师爷，不论是从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讲，还是从许多名人与他们的关系讲，都是值得史家认真注意、好好研究的一个社会群体。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师爷都不是好人，而是一群心术不正、阴险奸滑、舞文弄墨、谋私作恶的家伙。在不少小说和戏剧中，师爷也被派为反角，成为人们奚落和嘲讽的对象。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以偏概全的误区。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师爷是有良莠之分的，好师爷在历史上被称为“良幕”、“上幕”，坏师爷被称为“劣幕”；师爷的良莠是有发展阶段的，从师爷的整体状况看，清朝中期以前，师爷中“良幕”居多，清朝中期以后，师爷逐渐“劣幕化”，坏师爷越来越多。但即使到了晚清，也不能说凡师爷皆坏。若是把师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就更可以看出，对师爷是不能笼统否定的。“师爷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师爷因长期操办具体事务而养成的周密的思维方式和干练的办事作风；刑名、钱谷、书启师爷在法律、财会和文书业务上的办事技能；许多师爷是诗文家、学者，他们写出的文章、诗词、学术著作、笔记小说，乃至尺牍、日记，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民国年间，蔡元培、胡适、陈垣、周作人等学者、文人就曾搜集过名幕汪龙庄的著作、信札。蔡元培在《汪龙庄先生致汤文端七札之记录与说明》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龙庄先生，循吏也，亦史学家也。现代史学家陈援庵先生得其手书七札，甚珍重之，为付装潢，而征跋于胡适之先生。”汪龙庄不仅是个好师爷，后来做了官，又是个循吏，在文化上他又是个出色的史学家。陈垣先生对他的信札极为重视，不但加以装潢，还请胡适为之做跋文。晚近著名史家郑天挺先生也曾说过，应当对汪龙庄的著作好好地加以整理。
　　师爷虽是中国的土特产，但人们真正认真地研究他们、认识他们，通过他们去认识中国社会，还只是近年的事。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可做；选编师爷著作，是其中的工作之一。我主编的这套《中国师爷名著丛书》，是编选工作的一个尝试。陆放翁有诗云：“斜阳徒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这我不信。我信胡适先生的话：“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所以我尝试了一下。这尝试是否成功呢？还要请读者来评定。
　　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究竟是谁的局限？

　　
　　——《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献疑
　　？　陈漱渝
　　（一）
　　当下有这样一类商品：款式考究，包装靓丽，但拆卸开来，里面的构件和货色却是一些舶来的赝品，或陈年的积垢。当下也有这样一类文章：中外古今，旁征博引，转换话语，排铺词藻，令读者一时感到眼花目眩，但仔细读后却所获无几，甚至感到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年《书屋》杂志第1期路文彬先生的《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一文留给我的正是上述印象。应该承认，作者撰写这样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是下了一番苦功的，这从文末开列的一百一十二条注文就可以得到证实。为了达到颠覆鲁迅及其同时代启蒙者的目的，作者不仅抬出了中国的遗老，引进了西方的尊神，而且连鲁迅笔下的那些不值一嘘的人物，如“熊以谦”、“鸣春”、“洲”，也都招募进了这支征伐大军，一时给人以旌旗蔽空、兵精将勇的错觉。但对阵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仍岿然不动，而在鲁迅身上试刀的理论家却落得个锋崩刃碎的结局。
　　路文彬在论文的第一部分耸人听闻地说：“应该认识到，由近代开始，中国百年来的启蒙实践，一直就是单纯的批判理性实践，对于民族个性抑或文化质量，除了摧毁，几无建设。所以，在启蒙这块专属于精英们的‘飞地’里，我们能够目睹到的只是一片废墟，感受到的则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恶的情感。”为了形象化地表述上述观点，他从闻一多的《死水》中援引了以下诗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路文彬概括说，这就是中国启蒙者共同的“死水”思维模式——“拯救不成，索性促其灭亡，于是认同转向怀疑，希望变成绝望，热爱蜕变成了憎恨……”
　　路文彬把闻一多和他的新诗《死水》作为靶子，是完全找错了对象。闻一多的诗集《死水》1928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而其中的代表作《死水》则是1926年4月15日刊于《晨报副镌·诗镌》第3号。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闻一多认为，伟大的同情心是艺术的真正源泉，于是正式提倡“文艺的爱国主义”。在《死水》这首诗中，闻一多宣判的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死刑，燃烧着的是挚爱祖国和民众的熊熊烈火。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在致臧克家信中也反驳了“《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的流行说法。他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1〕由此可见，闻一多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和诅咒，正是基于一种爱国爱民的真情，一种极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作为一位“心有尧舜的心”、“血是荆轲聂政的血”的卓越诗人，闻一多爱国主义的特征是一种理智的爱国主义。在谈到自己跟《女神》作者郭沫若的区别时，闻一多明确讲过：“我个人同《女神》的作者的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的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爱祖国是情绪的事，爱文化是理智的事。”〔2〕如果说，闻一多对郭沫若的评价允许见仁见智的话，那么他的自我表白无疑是坦诚的，可信的。事实上，闻一多进行的新格律诗实践不仅借鉴了西方诗歌的音节体式，而且又保留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传统，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全面革新而不是全盘否定。作为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师，闻一多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等领域都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在一部十二卷本的《闻一多全集》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和专著就多达八卷。如果在闻一多的学术园地里目睹的只是一片废墟，那就恰好证明自己的视觉发生了严重障碍。
　　认为中国现代的其他启蒙者“除了摧毁，几无建设”同样是不公正的。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造；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亦然。不过，从十四世纪初期至十七世纪中叶，欧洲的文艺复兴至少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漫长历程，而中国的文艺复兴严格说来却只有十余年的历史。蔡元培先生在1935年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正确指出：“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我们民族骄傲的事情！
　　路文彬从五四启蒙者身上感到的只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恶的情感”，认为这场运动产生的效果“令人尴尬”，而此刻摆在我案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就是胡适选编的《建设理论集》，其中不仅有白话文法理论、应用文理论、新诗理论、戏剧改良理论、短篇小说理论、新式标点理论、拼音文字理论，而且还包括了思想革命理论、心理学理论等等。其中心理论，一是关系文字工具革新的“活的文学”理论，二是关系文学内容革新的“人的文学”理论。近些年来，有些青年学者患“食洋不化症”、“理论失语症”，面对五四时期理论建设的景观，应该感到尴尬的究竟应该是谁呢？
　　对于粗知中国现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人来说，一一列举五四启蒙运动的业绩完全是多余的事情。仅在被旧营垒攻讦最猛的“整理国故”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不容低估的。首倡文学改良的胡适不仅在古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醒世姻缘》）的考证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而且在整理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文学史方面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钱玄同撰写了《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刘半农撰写了《中国文法通论》、《中国文法讲话》、《四声实验录》，是众所周知的文字学、音韵学大家。被一些学者目为五四时期激进主义代表人物的鲁迅，也不是借破坏传统文化来逞一时之快。他不仅留下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这样至今仍葆学术青春的著作，而且辑校古籍（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嵇康集》、《小说旧闻钞》等）多达五十种，真正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学风。我们不但能从鲁迅作品的话语层面发现他跟庄子、屈原之间的承传关系，而且能从他作品的深刻内容感到他跟魏晋思想的高度契合。即使是高擎“文学革命”大旗的陈独秀，后来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无暇顾及旧文化的改造，但晚年仍为我们留下了《文字新诠》（原名《小学识字教本》）这样的文字学专著。事实上，五四启蒙运动的大师们都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抨击的主要是作为传统一部分的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们批判旧文化的积弊，是为了创造新文化。正如胡适所言：“祖宗生在过去的时代，他们没有我们今日的新工具，也居然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遗产。我们今日有了祖宗不曾梦见的种种新工具，当然应该有比祖宗高明千百倍的成绩，才对得起这个新鲜的世界。”〔3〕在这批冲出旧樊篱、开辟新天地的勇敢的启蒙者面前，那种“食古不化”而只想一味抹杀前人的人难道不应该羞愧吗？
　　（二）
　　要夸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必然要夸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的历史局限。为此，路文彬殚精竭虑，力图从启蒙手段、启蒙动机和启蒙效应三方面对鲁迅进行全面的解构和颠覆。首先，他把鲁迅对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批判说成是主观臆想和盲目发泄，从而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