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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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曰：“切需仔细。”之才对曰：“念兹在兹。”上怒：“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耶？”命内侍省打竹篦逐出。棋待诏乃国手，实际上却不过是充当帝王享乐的工具。“技艺之徒”，竟敢引经据典，那就叫不识天高地厚了。
　　“技”与“道”，往往成了区分棋品、人品高下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想要拔高棋手的品位时，往往便要淡化他们作为棋手职业的一面，而将他们雅化、名士化。瞿世寿《〈不古编〉序》称国手吴瑞徵“视其所操之技，则弈也；察其所藏之蕴，非弈也”。而明末国手过百龄，“以相国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祸而不避，至知国家之倾覆而急归，为公卿门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尝有干请。若百龄者，仅谓之弈人乎哉？”〔1〕“比德”者尊，“执技”者下，这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道轻技的传统。
　　与此同时，文人们以棋为一种爱好，就像他们好在绢、纸上随意挥洒、笔走龙蛇一样，便成了一种雅尚，一种赏心乐事。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画有文人画与画师画，两者在品位上竟也分出了高下。只是书、画孰好孰坏，由文人说了算。棋枰对弈，却是立马就要分出高下来的。文人往往技不如人，索性看淡胜负，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善弈不如善观”相标榜。钱谦益称：“余不能棋而好观棋，又好观国手之棋。”观棋而“语”、为人作序的同时，又作了许多观棋诗。张潮作《棋论》，谓翰墨棋酒，乃人生必需，“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围棋艺术化，人生审美化，正是中国围棋也是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想想，当“秋气晴美，天光照席，水波不兴”之时，扁舟一叶，棋枰一局，“江山之胜尽入局中”，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之妙境。
　　游戏之事，或被当做饭碗，或被当做一种精神的艺术，小小黑白子，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而无论棋士还是文人，他们都愿意把围棋风雅化、玄妙化，以显示自己所执之“技”或所好之“艺”的不同凡响之处。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易经》，中国经籍中最玄妙的也是《易经》。于是，将“弈”与“易”并举，甚至强调“弈”本身就是“易”，便成为一种时尚。《兼山堂弈谱·序》称：“弈之为言，易也，小数之乎哉。弈者变易也，自一变以至千万变，有其不变，以通于无所不变。”《弈理指归》称棋乃“按五行而布局，循八卦以分门”。汪缙《弈喻》以棋为“易”、为“天技”。如此种种，几乎成了论棋者不变的“定式”。
　　不过，当中国围棋被日益艺术化、玄妙化，成为一种“雅玩”时，它作为竞技的一面又被大大弱化了。竞技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是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封建等级极严的专制社会，恰恰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因此，中国古代围棋基本上是一种“玩物”，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体制。而在文化观念上，中国文化重“和”忌“争”，作为争胜之道的围棋，或被当做“害、诈、争、伪”之物被贬抑，或被纳入到“仁”、“礼”、“和”的轨道中。“彼简易而得之，宽裕而陈之，安徐而应之，舒缓而胜之”〔2〕，被认为是棋的取胜之道的最高境界。即便要赢，最好“赢止半子”，赢多者，嗜杀者也，非君子也〔3〕。而事实上，中国古棋大多嗜杀，棋盘上硝烟弥漫，纸上谈兵时又如此的温文尔雅，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了中国古代围棋的一种有趣现象。
　　中国围棋，在清中叶以范西屏、施定庵“双子星座”的出现为标志，达到顶峰，此后，则开始江河日下。这固然是随着国运衰棋运亦衰，另一方面，也有文化土壤、围棋观念上的原因。二十世纪，在中国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围棋也开始了它的蜕变。
　　二
　　在中国古代，某种艺术一成为职业，执此业者便成“匠人”、“技艺之徒”。而今，在职业化、商业化的时代，注定了文体明星成了大众的宠儿、偶像，由他们负担起“为国争光”的重任，引领着时代的风尚，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而众多的棋迷，所谓业余爱好者，他们只能充当陪衬人、捧场者、吆喝者。如要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围棋史，他们往往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然而，正是这些棋迷，他们又是真正纯正的游戏者。做各种“迷”，无论书迷、乐迷，还是球迷、棋迷，大凡都是亏本的买卖，“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但他们仍旧沉迷其中，乐而忘返，“忘寝与食”，惟一所求的，便是一份精神的快乐。他们可以在工余，在田间，甚至在围棋被当做封、资、修禁止的时代，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一枰忘万事”，空虚的心灵有了寄托，枯燥平淡的生活有了一丝色彩。他们的水平可以不高，棋具可以非常简陋，用纸画的棋盘，用泥巴、石子、纽扣、马赛克做的棋子，对弈之地可以在地上，在公园石凳、长椅，在床头，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围棋的魅力，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示。
　　古人曾把围棋比作“木野狐”，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狐者，美女妖妇也，“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4〕。这黑白世界的精灵，永远有着挡不住的魅力，诱惑着你。走近她，与她相厮相守，而无须任何的理由。“如果你定要爱我，请别问为了什么……只请你为了爱情而爱我”，这是一度瘫痪的勃朗宁夫人写给她所爱的人的诗。而棋迷，对围棋的爱，大约也是如此。因为爱而有所感、有所悟，于是有了一篇篇让人心动的文字。
　　王华的《黑白》写一个村庄从祖辈开始，一代一代倾心于一种叫“黑白”的游戏。作为外来者的“我”问，为何把围棋称作“黑白”。一位种田状元答曰：“俺这儿的人常说，天上的云是白的，地下的泥是黑的，所以这黑白才变化无穷，没有止境啊！”天上的云，地上的泥，“黑白”也就拥有了一股清香的泥土气息，一种素朴之美。
　　确实，围棋是什么？每个人心目中，也许都有自己的答案。正像《感悟围棋》中所说：在不谙世事的孩子眼里，围棋是“一群乌鸦与一群喜鹊在林中自由地飞翔”；饱经风霜的老人则把围棋当做“一部承载往事的书籍，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浪漫的诗人说，围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蓝天”；恋爱中的男女回答又有不同：“黑白子是一对相亲相知的生死恋人。”在这里，“黑白”就是生命的感悟，就是一种人生。
　　而当好棋的文人们也纷纷坐而论道时，围棋又具有了一种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天圆地方，人居其中。”金克木先生从中国哲学与艺术的角度纵论围棋之道。在老人的心目中，棋乃思想、文化、技术的总和，棋之道，有时往往处在“语言意识之外”，如同佛禅，需要你去慢慢领悟。书法家、易学研究家章秋农先生自称不懂棋，却在《周易》、筷子、围棋、烹调、书法中找到了围棋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相通之处。王干、陆建德谈围棋、巴尔特、对话、阅读……围棋作为“手谈”被当做一种对话的艺术，棋谱成了一种“可读”乃至“可写”的文本。于是，围棋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与西方当代结构主义大师，又遥相对话，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无可无不可，是棋也，非棋也？围棋，也就在这种是是非非中变得丰富起来。
　　职业棋手、文化人、普通棋迷，他们似乎都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读解围棋。写过《黑白之道》、《境界——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等著作的胡廷楣先生，有一次曾跟我谈到，称有职业棋手看过章秋农先生谈围棋的文章，认为他根本不懂棋。而反过来言，一些文化人也常感叹，一些职业棋手下了一辈子棋，却并不一定能悟得围棋之道。也许，他们心目中的围棋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东西，有竞技之棋，有文化、艺术之棋，立场、视角的差异，往往造成了两者的隔膜，无法实现真正的沟通、对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正是棋内棋外之人，从各自角度对围棋的阅读，围棋才可能变得完整、走向深刻。
　　何云波选编：《天圆地方——围棋文化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裘毓麟：《过百龄传》。
　　〔2〕沈约：《弈棋序》。
　　〔3〕汪缙：《弈喻》。
　　〔4〕白居易：《古冢狐》。

　　师爷和他们写的书

　　
　　？　李　乔
　　从明朝中晚期开始，历经清朝一代，降至民初，在大约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官府衙门中，活跃着一批被人们称为“师爷”的人物。
　　“师爷”是一种俗称，正规些的叫法应是“幕客”、“幕宾”；但师爷一称最为广泛，也最为今人所熟悉。由于绍兴人当师爷的极多，且遍布全国，名声极大，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专门称谓——“绍兴师爷”。“织兴师爷
　　”一称除了指绍兴籍师爷以外，又经辗转流传，几近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清代有句谚语，叫作“无幕不成衙”，意思是：一个衙门，若是没有幕客，即师爷，也就不成其为衙门了。也就是说，有衙门必定有师爷。这句谚语，反映了师爷在当时社会中极为兴盛的实况。
　　师爷是地方官府中主要官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员，他们从主官（幕主）那儿拿薪水，只对主官个人负责。师爷“佐治”的内容，包括帮助主官判案、摧收钱粮、书写信札文告等等，因之师爷又有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书启师爷等名目。清代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所著的小说《文明小史》第三十回写道：“什么叫作‘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所谓“作幕”，就是佐治当师爷；刑名、钱谷老夫子是师爷中最重要的两种。
　　师爷是官府衙门中极为活跃、极其重要的人物。清代，不谙文治，只会马上功夫的八旗子弟占据了地方衙门的众多官位，他们对地方行政极为陌生，面对繁杂的刑钱文书，往往一筹莫展，而那些科甲出身，素来只习八股，脑袋里除了“起承转合”就是“子曰诗云”的汉族地方官，也对刑钱等事务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般。因之，非得有具有“专业知识”的师爷帮衬乃至替这些满汉地方官当家不可。这样，师爷便被幕主“倚为左右手”，成为不可或离的人物。师爷本身虽然不是官，却“操三寸管，臆揣官事”，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际权力。他们名义上虽是“佐官以治”，但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代官出治”。他们是一群没有官位、官品的实权人物。师爷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府县两级的师爷是低级师爷，所办的事务主要是刑名、钱谷等基层政务。他们的刑钱专业知识多在亲属之间传承，俨然是一门独家手艺。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他们所办的多是军政大事，所写的文字常常与朝廷大政有关。这些高级师爷多有功名，其中许多人有真才实学，甚至是有名的文人学者。
　　师爷的存在，给明清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后世而言，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就说“屡败屡战”这个有名的掌故吧。清朝某将领作战总是失败，给皇帝上奏时便如实写上“屡战屡败”几个字，他的师爷看到了，提笔将这四个字改为“屡败屡战”。这一改，意思全变了，“检讨书”成了自我表扬信。而“屡败屡战”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掌故，它是清朝“师爷笔法”的一个典型。清朝师爷，善于舞文弄墨，写滑头文字，类似“屡败屡战”的点睛之笔极多。有个叫黄慎之的师爷，替主将代拟招降告示时，写了这样的话：“本大臣于三战三北（败）之余，自有七擒七纵之计。”这不是“屡败屡战”的另一个版本吗？某大臣犯罪，内阁初拟的文件中有“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一语，意在开脱其罪，但被一权臣改成了“情有可原，法无可恕”，结果，犯罪的大臣被杀。这一改，语意全变，开脱之语成了索命之词。改动这话的人虽然不是师爷，但用的却是地道的师爷笔法。由此看来，“屡败屡战”已成为清朝师爷笔法的一种“型”——“屡败屡战型”，也就是随心所欲地颠倒文句，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师爷的滑头文字，类型极多，若用于害人，便为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