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8-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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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而激进的时代青年，演一个是一个，真正做到了形神毕肖。影帝赵丹对阮玲玉的演技曾赞不绝口：“她穿上尼姑服就成为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阮玲玉的艺术感悟力极强，表演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每当她掌握了一个角色的精神基调之后，就不需要再日思夜梦，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容自如地进入角色。对此，联华影业公司的《联合画报》第五卷第七期上有一段评语恰如其分：
各导演言，演员拍戏时，重拍最少者，女为阮玲玉。阮玲玉拍戏极能领略剧中人地位，临摇机以前，导演为之说一二句，即贯通理解。拍时，喜怒哀惧，自然流露：要哭，两泪即至；要笑，百媚俱生。甚有过于导演所期水准之上者，此密斯阮之所以独异于人也。
尤其令导演感动的是，即使阮玲玉对导演具体规定的某些形体动作不以为然，也不会在镜头前停顿下来，去与导演争长论短，而是满怀信心地表演出她所理解的角色，使导演心悦诚服。
1933年元旦，《明星日报》在上海创刊，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报社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读者参与活动。这果然是一个金点子，影迷投票十分踊跃，短短两个月内，即收到数万张选票。2月28日，《明星日报》邀请社会各界名流举行揭晓仪式，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以超过两万票的人气指数名列第一，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和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胡蝶当选“影后”，与她在电影艺术方面的造诣固然分不开，与明星公司的宣传造势也大有关系。胡蝶塑造的银幕形象多为端庄娴静的淑女，这比阮玲玉饰演的底层角色更为讨好，她的观众缘胜过阮玲玉，正如大观园中薛宝钗的人缘胜过晴雯，一点也不奇怪。若单纯论演技，阮玲玉则不仅可与胡蝶匹敌，而且还要胜出她不止一筹。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容貌。当时市民阶层观众的普遍看法为：胡蝶、阮玲玉均为美艳女星，论仪容，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无胡蝶之端庄；论艺术，则阮玲玉之表演活泼生动，作风浪漫，易受人爱，也易为人轻视；胡蝶演戏时有板有眼，态度落落大方，有人喜欢亦有人不喜欢。她们的不同之处才真正见出高下：胡蝶比较善于理解导演意图，对导演言听计从；阮玲玉则富有独创性，注重展示角色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变化。
面对影评家的褒奖，阮玲玉冷静自持的功夫尤其出色。她曾说：“批评是我最关心的事，拥护，没有什么……老实说，只要中国影业发达，能有我一个位子便很光荣了，却不希望无意识地被人捧到天上去，我特别怕自己摔下来呀！”
成名之后，阮玲玉接戏颇有主见，不是喜欢的角色，创作班子再齐整她也未必加入；若是喜欢的角色，即使是新手执导，她也欣然应约。舞美出身的导演吴永刚筹拍《神女》时，很想请阮玲玉出演女主角，却又怕她嫌弃自己资历浅、经验不够而拒绝，因此顾虑重重。他请黎民伟把剧本送给阮玲玉过目，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不曾想阮玲玉看过剧本后，二话不说，就接了戏。
《神女》大获成功，吴永刚对阮玲玉的演技有了更直观更准确的评价，并用了一个特别妥帖的比喻：“她有着非常敏捷的反应力，如同一张感光最快的底片，反应力非常快。尤其是她对于工作的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人感动。”
时隔半个世纪，吴永刚对阮玲玉卓越的表演天才仍推崇备至。在回忆录中他十分动情地赞美道：“我称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分。有时候我对角色的想象和要求还不如她体验得细腻和深刻。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
《神女》一片无疑是阮玲玉的巅峰之作，该片的艺术价值经久不衰，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神女》被评为十大国产最佳片之一。
阮玲玉从影九年，在共计二十九部电影中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乞丐、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有正角也有反角。由少艾演到老迈，从吃人社会的殉葬者演到与命运抗争的时代女性，这些人物往往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被逼疯，有的被害死。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合在一起便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的无限同情和久久共鸣。因此，阮玲玉是中国电影史上——尤其是默片时代——当之无愧的“悲剧皇后”。
三、遇人不淑
善良的美女一旦落入某些恶俗之徒、邪淫之辈的化骨绵掌中，便注定是“他生未卜此生休”。谁说阮玲玉死于人言可畏？真正杀害她的是比人言还要可畏一千倍一万倍的人心，它们滴着毒涎，喷着毒火，触之即僵，遭之即死。
张达民荡空遗产后，阮玲玉成了他惟一的摇钱树。张达民以做生意为名，欠下高利贷，然后花言巧语骗光阮玲玉的积蓄，去赌桌上寻求一掷千金的刺激。久而久之，阮玲玉对嗜赌如狂的张达民开始有所戒备。当阮玲玉不肯给钱时，张达民便拿阮母出气，不由分说，照准阮母的脸上就是“啪啪啪”几个耳光。阮玲玉眼看母亲挨打，气得脸都煞白了，身子抖个不停，她终于认清张达民的狰狞面目，原本期望他能改邪归正的那份热心也就冷却下来。
作为一名新女性，阮玲玉对张达民这号赌棍、败家子、鸦片烟鬼不可能有良好的观感，也不可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由于性格软弱，她也很难拿出“毒蛇一螫手，壮士急解腕”的决心。再说，她看重名誉，生怕授人以柄，自己私生活上的不快一旦闹腾出去，会被那些闻腥起舞的苍蝇（黄色小报的记者）逮住，七炒八炒变成街谈巷议的爆料。她见过不少同行被黄色小报污损之后便再难翻身，她可不想步她们后尘。于是，阮玲玉能忍则忍，对张达民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任由他吃软饭吃得心旷神怡，做无赖做得肆无忌惮。
迄至1931年春天，出道五年的阮玲玉已是“联华”的台柱子，其名头可与“明星”的影后胡蝶并驾齐驱，片酬也提高到当时的一流水准。于是，她有心过一种更独立更自主的生活，便从张达民名下的鸿庄坊的祖屋搬了出来，住到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大胜胡同。眼看羽翼丰盈的天鹅要飞走，张达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仍一如既往地厚着脸皮找阮玲玉要钱，若不能得逞，便寻到摄影棚里大吵大闹，让阮玲玉下不了台。
张达民扑钱的花招很多，强行索取不奏效，他就专门找些带刺的题材去要挟阮玲玉，比如说，将报纸上刊登的“电影明星胡蝶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今日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厅”的新闻第一时间快递给阮玲玉。阮玲玉细读这篇报道，方知法官和林雪怀的律师提出了许多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胡蝶不得不一一作答，在法庭上经历了种种尴尬，法庭内的旁听者乐得偷窥大明星的隐私，简直比看电影还要开心，时不时起两下哄，逗得一身黑袍的法官用法棰猛敲案桌，大呼肃静。阮玲玉设身处地想，换了自己，窘都会窘死，羞都会羞死，哪能由着法官和对方的律师那样折腾与摆布？张达民在一旁察言观色，又火上加油地说：“胡蝶的情变风波已原原本本上了报，那才叫绝呢，不过，你十六岁就跟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与它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详细经过讲给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听听？我肯定，你的这段情史准能卖个相当好的价钱。”
张达民此言一出，阮玲玉花容失色。她深知，一个无行小人见利忘义，是什么丑事坏事都做得出来的，便立刻制止道：“你千万别胡闹，这样做会毁了我的。”
“我也不想翻老底，可是一个铜板就能憋死英雄好汉……”
阮玲玉答应满足他的要求，并且设法为他谋得了一份体面的差事。阮玲玉满以为，这家伙若有薪水可拿，就不会像饥饿的秃鹫老来打主意。没多久，“联华”的董事长罗明信不看僧面看佛面，聘用张达民为光华戏院的经理，月薪一百二十元。在当年，这份收入并不低，“联华”的一般演职员的薪水每个月才不过几十元。
张达民当上经理后，阮玲玉总算耳根清静了。她暗自庆幸，胡蝶的悲剧将不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阮玲玉为躲避战火，曾前往香港拍片。待战事平息，她想返回上海，张达民却乐不思沪，他明知长假不归的话，光华戏院经理的位置必定不保，然而，仍想利用何东爵士认阮玲玉为干女儿这层关系，在香港谋一份美差。这当然不难，何东爵士一句话，张达民便到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但是，张达民又岂是有忍性的人？他斗胆贪污了公司的一大笔现款，跑到澳门狂赌三天，输了个两手空空，眼看无法交待，便撒腿溜回上海。此后，他在家伴明星老婆的福，不必自己到外面辛苦打拼，日子仍过得逍遥滋润。
此时，阮玲玉极其厌烦被张达民这条臭蟒死死纠缠，她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消息，猛然记起了她的广东同乡、财政处长范其务。阮玲玉心想：倒不如把张达民托付给他，一者远离上海，二者置身异乡，或许能使他老实规矩。就这样，阮玲玉的一封信为张达民谋了个福清县税务所长的肥缺，能整日与银钱打交道，虽说路途遥远，他倒是乐意“屈就”。
张达民走了，阮玲玉的生活空间和情感空间虚掩着门扉，似乎正等待着谁，等待着某个机会。花花世界里多的是有心人，尤其是那类好色的有心人。很快，她就撞着了大运。这一回，连上帝都在皱眉，只有死神忍不住微笑。
1932年底，在“联华”的一次聚会上，经影星林楚楚热情介绍，阮玲玉与上海茶界大亨唐季珊正式相识。唐季珊年近不惑，是上海滩有名有数的“白相人”，曾金屋藏娇，玩弄了当红影星张织云。他的毛病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喜新厌旧。唐季珊带张织云到美国转悠了一圈，然后撒出大把钞票就将她打发得远远的。如今，他对阮玲玉垂涎三尺，犹如猎人的双管猎枪瞄准了美丽的羚羊。唐季珊频繁出现在“联华”的片场，有时带上一束鲜花，有时捎上一件礼物，决不忘捎带的是他脸上的欢笑。也许是天公有意促成这段孽缘，恰巧《城市之夜》剧组要赴杭州拍摄外景戏，对唐季珊而言，这可是天赐良机，他赶紧跑到西湖边充当半个东道主（他在杭州开了爿茶庄），热情周到地接待了《城市之夜》外景队，剧组的人自然猛夸唐老板够朋友，阮玲玉脸上有光，心里也似乎有底了。回沪之后，唐季珊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登门拜访，对阿婆（阮玲玉的母亲何阿英）尊重有加，对小玉（阮玲玉的养女）疼爱不已，于是，他的良苦用心很快就收到了奇效。
阮玲玉与张达民已同居七年，刚满二十三岁，很难说，“七年之痒”是她寻求新感情的理由。多年以来，阮玲玉被张达民当成摇钱树，当作出气筒，这回却有人愿意为她一掷千金，对她体贴入微，她没道理不动心。再说，论事业，张达民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一条永无翻身之日的赌棍；唐季珊却是茶界巨子，春风得意。论风度，张达民长身白面，却委委琐琐，夸他玉树临风未免过奖；唐季珊年龄偏大，却风神洒脱，尽显成功者的气派。只须简单一比，便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阮玲玉弃暗投明并不为错，她之所以迟疑不决，是担心唐季珊故伎重演——玩一个扔一个。试想，唐季珊是何等机灵的人，他早看穿了阮玲玉的心思，于是，一有机会，便向阮玲玉大谈包办婚姻给自己造成的痛苦，还小心翼翼地主动提及与张织云的那段风流韵事。乍一听去，唐季珊的解释绝对站得住脚：他与张织云双宿双飞，是为了追求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与张织云中途分手，是因为后者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令其极其失望。贬过旧情人一通，唐季珊又不失时机地掉转舌头，大作赞美诗，夸奖阮玲玉不仅戏好人靓，而且心地善良，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今生今世若能一亲芳泽，即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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