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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大往事-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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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样一段话,即毛主席所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又接着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不解释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很显然,彭真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受其影响,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各省委、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也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对于统一思想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在讲到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时报告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对于非常敏感的“三面红旗”,起草委员会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刘少奇一开始就称,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但难说也要说。陈云指出,有些问题只能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允许他怀疑几年。邓小平表态,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会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地爱护它,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对付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爱护它,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刘少奇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人民公社还是有一点儿“一大二公”,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儿。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了。周恩来则建议报告要多说几句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对于“大跃进”,会上人们提出的疑问最多。邓小平认为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接着说,“三面红旗”少了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产量下来了,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还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
  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并参照了大会代表的部分意见,最后将“书面报告”中“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改为是“正确的”,基本肯定了“三面红旗”。
  此外,起草委员会还对犯错误的原因、庐山会议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按照计划。起草委员会讨论应在21日结束,但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一直延续到24日才拿出修改稿来。修改稿保持了原报告的框架,三个部分没有变,但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第一部分“目前形势和任务”修改后,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总结的成绩是十二条,缺点错误四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十六条。教训的重点讲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加写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一关键句子。第二部分,根据大会的反映和30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修改报告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报告将发扬民主与反对分散主义统一起来,在各级干部中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争论,但由于起草委员会领导们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问题基本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在当时“身在庐山中”的情况下,这些认识应该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说,修改后的报告也更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因此24日毛泽东看过报告后,立即找到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
  【刘少奇实事求是,提出两个“三七开”】
  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认为仍有必要对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在1月27日大会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并没有宣读这个报告,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只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
  这个口头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月26日晚,刘少奇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纲,并在大会开始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的。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刘少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看法。其主要内容有:
  一、对当前经济困难进行了更切合实际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我想要实事求是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很显然,刘少奇的这种估计,对于大家认清形势是有极大帮助的。
  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里,刘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农民的说法,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对打消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认真总结经验是极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令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无疑,这对于广大干部冷静地思考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很明显,这一观点比“书面报告”和刘少奇在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都进了一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给人以震聋发聩的感觉。
  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题讲得更清楚了,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上面这些话,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即使从当时来看,也没有超出刘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范围,更没有超出按照毛泽东指示起草和修改的“书面报告”的范围。那些最刺耳的“天灾”、“人祸”的话毛泽东也曾说过,只不过毛泽东认为“人祸”更多地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罢了。
  对于“三面红旗”的解释,刘少奇更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疑问,不解释不行,但不能也无法作更清楚的解释,因此刘少奇称对“三面红旗”要不断地进行总结,甚至要总结十年。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种深深的矛盾心情。
  我们如回溯一下经济困难时期以来刘少奇的讲话,对他的这种苦心和矛盾心情就体会更深了。
  从1959年庐山会议时起,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就怀疑颇多。刘少奇从会前、会中到会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进行了解说。
  1959年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正确的领导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有时搞得高一点,有时搞得低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我们的错误同路线错误不同。方针错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线错误,是不容易纠正的。
  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认为,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绝对正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不偏就纠正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
  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正确认识问题,迅速纠正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要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十分明显,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是维护的。
  但对刘少奇的这种维护,毛泽东并未有所领会,留在长期记忆中的却是刘少奇讲话中一些他所不满意的话。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弊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对此,广大与会者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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