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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

大往事-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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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1998年第11期。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2000年第12期。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2005年第11期。
  ·《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2003年第10期。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1999年第8期。
  ·《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2000年第3期。
  ·《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1999年第6期。
  ·《康生相面造冤案》,1996年第10期。
  ·《张闻天的最后十年》,1999年第4期。
  ·《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之后》,1999年第5期。
  ·《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2002年第1期。
  ·《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2005年第4期。
  ·《张春桥缘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2005年第11期。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1999年第3期。
  ·《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发出前后》,2003年第2期。
  ·《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1999年第2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2001年第7期。
  ·《“文革”中的陈云》,1996年第11期。
  ·《我从蒙冤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2003年第7期。
  ·《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1999年第1期。
  ·《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2002年第9期。
  ·《邓子恢临终不忘“包产到户”》,2002年第1期。
  
  历史上这位先生
  叶匡政
  
  30岁前,文学是我的先生。那时相信“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深浅”,认为文学更能悟得人世之道。所读之书大多是“假洋鬼子”的文学,所谓假洋鬼子,指的是翻译的外国文学,很多拙劣的译笔,倒被我们看成了新奇。虽然从中呼吸了一些理性的气息,但也从此把我笔下的白话文变成了翻译腔。
  后来到北京编书,走的也是文学这一路,工作使得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通读之后,觉得若是把当代和现代作家相比,很多当代作家的话都还未说好,“学”好像是比过去细腻,但看不到“文”,大多数作家的语言中根本摸不着自己的骨头。陈丹青总结得好,“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再就是不真。真,有两个含义,首先是对人性至真至诚的关怀。文学的真,不是指写清了身边鸡毛蒜皮的流水帐,就可当真了。那样的真,我们过过日子、看看八卦新闻,没准领受的比读文学还丰富。真,同时也是指历史感。中国人的真本就难写,因为源头太远,没有至深的历史体悟,你几乎无从把握这个民族,不是说“生在此山中”,就一定识得真面目的。
  检索自己编过的书,几部认为好的小说,都是与历史不隔的,所以能显出一种澡雪精神的劲道。比如残雪《五香街》其实写的是意识形态的变革史,“性”不过是她打出的幌子;徐庄《废黄河》写的是中国乡村的肉体史;刘索拉《女贞汤》是一部寓言体的革命家族史;康赫《斯巴达》写出了中国城镇的精神退化史,而《梁小斌如是说》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求真者的思想搏斗史。原来好的文学,是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文学本就在非文学处。如果细察今天作家们对历史的故意疏远,当代文学的贫薄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30岁后,历史这位先生终于真切地走到了我的面前。现在想来,大概是中学的历史课弄坏了我对史学的胃口,死记硬背的考题,教条化的授课法,硬是给活生生的历史加上许多无趣、无味的条条框框。那些年,史学在我的脑中,就是为观念服务的工具。直到1998年,我读到了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才诧异地发现,原来历史还能这么写,遥远的历史读来竟可以如此亲切。同时,我也感到,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是这样的无知。那一年,史学界出现了像“把历史真正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等一些观点,着实激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
  自此,读史、学史成了我读书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是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所以,我读史,倒不是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是想弄清人在过去的所作所为,以此来判定自己应该的作为。历史记下的无非是过去的人与事,知道了哪些人做过哪些事,就会明白自己该成为哪种人、该做哪些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认知。
  历史,看起来记下的是行动,但其内核却是思想。行动起起落落,只有人的思想真正贯穿始终。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读史,应多问历史何以如此,不要只想历史应当怎样。思想是人的思想,只有知人才能懂史,所以二十四史多以人物为主。有的事成,有的事败,今人多关心成事之人,不免失之偏颇。我们细数历代的一些人物,像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所主之事均不圆满,正因其不圆满,才显出其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是让人称服的。但他未说另一层意思,大人格、真性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难以善终,这也是中国历史的诡谲处。
  过去我读《史记》《左传》,是把它们当文学来读的。今人大多把历史当作科学,这个观念也需审视。找寻历史背后思想的流变,需要史家用心的体验,史家的人文情怀与人生体验,便也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认识、理解与表达的深浅,这一点有别于自然科学。过去的“文史不分家”,我认为自有它的理由。以此看今天的学人,像林贤治、吴思、谢泳等这样有着人文精神的史学写作,反而可能是未来史学的方向。他们像唤醒自己的过去那样,为我们唤醒了历史。
  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值得史家反复揣摩。好的治史者,不仅要写出人事,更要道出天机,这里的天机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古人强调人与天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与自然,只有参透自然才有对世变的预知。今人治史,大多只关心“有”,不知道“无”,其实“有”“无”相生才能成就历史的格局。在读《尚书》《史记》的一些篇章时,我们能真切地感知人对天行的是宾主之礼,读通人事的同时,也觉出了万物的安定与自然的生生不息。所以传统治史的一些大境界,是不应被忘记的。
  从我学史开始,关注的一直中国的近现代史。在读了一些著述之后,才感到当代对这一领域研究得薄弱。从这点上,我认同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得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史学的价值,首先是因它真实,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所以真实史料的收集与公布,是史学发展的第一步。除文献外,应该说所有复述与口述的历史,都隐含着叙述人的价值标准。如何做到客观,做到只解释事实并让事实说话,是史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谓“独立史料”,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尽量弱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保证史料的基本客观。要真正做到这点,并不简单。史家的任务,主要在对文献与史料的选择,这本身就体现了个人的价值追求。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细节中,归纳出符合本民族真实品质的思想,抽绎出能独立观照千秋万世的精神向往,这是史家最神圣的使命。
  我系统阅读的第一部文献是《孙中山全集》,读完后所受的震动是无法言传的。孙先生学问极深,却看似无学,学问与行动中毫无淤塞阻隔之处,这才是真的大学问。他是真正有历史感的政治家,所以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与西方现代政治合而为一。他的出发点虽是改革政治,但却期望给民众带来对自然与人生的新体验与新境界。读完《全集》,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编了一本他的白话文集《孙中山在说》。成书后,我未敢在书中写下一字,对于这样的真学问家,我们除了用心感受,还能说什么呢?这本书现在读来,恍为今人所写,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如今,历史这位先生成了我书房里的常客,于是有了读者手中的这本《大往事》。这是《纵横》杂志史料的一个精选本。《纵横》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属的一份刊物,史料来源是经过甄别的。编书前,我通读了《纵横》15年来的合订本,感触良多。弥尔顿有两句诗,很能表达我的体会:
  心灵就是它自身的所在,在它自身中
  它能使天堂成为地狱,也能使地狱成为天堂
  惟有历史才是实在的,它永不会变化。但有时我们要看清这样的实在,反而很难。如果不愿常常看到令人震惊的事态,就更需要我们去真实地梳理历史。如今我们读历史书,很难体会到历史的当事人,在当时对未来是完全无知的。有时他们做出有悖历史的事,并非出自心中的恶意,而正是这种无知与愚蠢更让我们惋惜。他们忘了还有历史这位先生,它最后会站出来,检查每个人,检查每件事。歌德有句名言,“有些愚蠢应该看作是罪行,因为它招致了千百万人的苦难”,这样的愚蠢,无疑是不可原谅的。编完《大往事》,我想,多研究问题,少研究时代——这一史学训诫今天听来,依然是有意义的。
  今天发生的事,在后人看来就是历史。我常常想,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后人在面对历史这位先生时,说出一句这样的评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同志及“纸生态书系”总策划杨政先生、黄永良先生,是他们的信任使这本书的诞生成为可能。
  2006年1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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