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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大往事-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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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职工的要求很强烈。我和张鹏同志商议,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影响广大职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们商谈之后,准备在工交口进行平反。当然当时我们是作不了这个主,所以我就向吴德同志报告一下,说广大职工有这个迫切的要求,希望为天安门事件他们受到的迫害进行平反。
  吴德同志口头上说:可以啊,你们可以这么办。
  后来和张鹏同志商议,口说无凭,我们怎么去解决?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请市委出面。我们俩商议,应该写一个东西,请吴德同志在市委的常委会上能够得到同意。这样,我们俩人商议之后呢,张鹏同志执笔,写了一个东西。我记得那还是个晚上,我们俩在屋里写了。大概内容是这样写的:1976年春天(是不是讲“四五”,我就记不得了),广大职工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四人帮”诬蔑为反革命行动,并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很多人被戴上帽子啦,受到处分啦)。市委认为,广大职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广大职工在政治上进行平反。
  大意就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当时我们写了这么张很短的纸条,然后当天晚上开常委会,我就拿着纸条到常委会上和吴德讲:你同意了,我们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我是不是念一下?
  吴德说:好,常委都在这儿,你念一下。
  这样我就把我们起草的这个东西念了一遍。吴德同志当时表示:可以吧,当时市委常委还有一个同志讲:可以。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其中有一个大概是李立功同志,因为他坐得靠我比较近,其他人我就记不得了。我来(工作)的很晚,常委的许多同志我都不认识。
  张鹏补充说:
  我和叶林同志在1977年8月前后先后调回市委机关。原来我是老市委的,叶林同志过去是经委的。当时国防工办、经委、工业系统由叶林同志主管,对于天安门事件,工厂职工对天安门事件有很多意见,有些同志还因此受到迫害,要求对这个问题有个说法。后来,叶林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给大家有个说法。
  大概是1977年的冬天或者是1978年初的一个晚上,就在咱们谈话的市委大楼,市委召开常委会,叶林同志参加了。那天晚上我没走,就是想听听常委会对这个问题到底有个什么说法。在开会途中叶林同志出来了,对我说:咱们是不是拟几句话,在市委常委会上讲一下。他们认可了,咱们好办事,有个凭证。那几句话的内容就如叶林同志所说。
  就在叶林、张鹏两人的提议得到市委的同意之后一两天,受市委委托,叶林主持召开了一个各工业局大会,张鹏也参加了。叶林说:
  大会在西直门的首都体育馆开的。一两万人,工业局各单位,而且事先在草图上按照首体座位,分开确定哪个局坐在什么位子。开会的时候,我就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为大家平反,大家反映非常热烈。
  张鹏说:
  首体开完大会后,市委给一些长辛店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还把长辛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迫害老工人致死的几个造反派逮捕了。我想,当时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作为市委怎么给整个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而是给受到迫害的工交口职工平反的问题,不是整个的。
  采访林乎加时,他提到的给工业口平反是毛联珏起草的“一个文件”的说法,在叶林和张鹏这里我们没有得到证实。考虑到毛联珏当时是主管北京市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想来叶林和张鹏起草的“几句话”,在宣布之前,是应当得到毛联珏的同意的。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加快清查步伐,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此期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林乎加还在了解情况,会议大致还是在贾庭三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对此印象很深:
  会议期间,天安门事件议论最多,很多清查单位都遇到这个问题。我听说工业系统内部有个传达。那时,我和与会者一起,住在宣武饭店,晚上不回家。关于天安门事件,晚上大家在一起议论的比较多。大家说,对天安门事件要有个新说法。那时,与会者还不敢说到要平反。我根据与会者的议论,还写过一个内参。但是市委也没表态。
  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的表态,是在会议作总结报告的时候,而且方式也有些特别。周鸿书回忆说:
  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每个代表都发了一份铅印的报告稿。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大致就是后来《北京日报》发表的会议报道稿中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不提“天安门事件”五个字,是因为有顾虑。于光远分析说:
  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已实质上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1977年3月时的立场。?于老认为北京市委这样做是请示过中央的,林乎加的回忆,证实了于老的“估量”: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稿、报道稿,都上报过中央。大约11月12日,我和贾庭三同志给华国锋及几位副主席写了报告,说,天安门事件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了我们的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批准了。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新华社电讯稿的发出】
  最先注意到北京市委态度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他回忆说:
  我听了贾庭三念的小纸条的内容后,觉得这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感到很重大。一散会,我就跑到总社去找国内部副主任冯健。冯健不在,我就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我把这个情况给老杜谈了,说能不能单独发表这一段。老杜看了稿子后,非常支持我的提议。他表示,争取一下试试。
  回到分社,我在起草会议的新华社通稿时,有一个考虑。虽然老杜支持单发,但还要经过北京市委同意才行,如果北京市委不同意单发,我担心关于这一段就发不出来了。所以,我在写稿子时,就把这一段放在稿子里,而没有单独写一条。但是,在送审稿时,我要争取北京市委同意单发,因为老杜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14日晚,我在将稿子送给毛联珏审查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送上此稿,请您审定。此稿总社有关领导看过。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建议拿出来单发,要否?请您审定。
  夜里1l点钟左右,毛联珏来电话说:老周,你的稿子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林乎加同志。他沉了一下又说:恐怕林乎加同志也定不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好说什么,给总社打电话通知照大稿子发后,我又给老杜打电话,说明了毛联珏的态度。老杜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算了吧。
  第二天早晨,我听新闻联播,没有我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我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就发出电讯稿。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还没有拿定主意。杜导正回忆说:
  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我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我就和国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同志审定。穆青、李普同志表示支持。穆青同志告诉我,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他和曾涛同志商量过,得到了曾涛同志的同意。
  因为要商量,所以新华社的电讯稿也就没有在当天发出。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两人取得一致意见。穆青回忆说:
  北京分社周鸿书同志参加了市委的会,当晚他拿来了一个稿子,大约有三千字,里边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当年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主管国内部的。他们向我请示,我把这东西看了以后,非常赞成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其余的通通不要。我当时想,这是个大事,这样做有点风险。但是,这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从政治上来考虑应该这么做。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本来,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发了。但是,涉及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个大事,为了慎重起见,我必须与一把手曾涛同志商量。当时曾涛同志正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意见电话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第二天,由杜导正主持,国内部开会商量发电讯稿的事情。周鸿书回忆说:
  我接到了总社的电话,我记得是庄重打来的。他说,要我立刻回总社,要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他告诉我,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我立刻赶到总社,到杜导正办公室。杜导正、李峰、舒人、庄重等人都在。大家立刻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曾涛意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我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
  到后来,我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我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
  庄重插了一句:这个主意好是好,可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说:要讲滋味,心里最不是滋味的是我。我们争取单发,人家市委不同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老杜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讨论结束后,庄重对我说:你比较熟悉情况,你写单发的稿子,我调整原稿。我就在政治组找了个地方,把单发的稿子写完了。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当时任国内部副主任的冯健回忆说:
  把周鸿书找来写这个稿子,写完了后就直接送到我那儿去了。值班的是舒人,他已经去世了,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他看完后,就交给我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既然决定要发,就要早发。
  新华社现在发稿与当时不一样。当时叫“模写”。由模写员用正楷字在纸条上“模写”出稿子,再送往模写机,再发往全国。稿子事先模写出后,一旦要发,马上就可以发出去。这样,为了争取时间,我在稿子上写了这样的意见: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
  标题是曾涛、穆青他们反复斟酌的,老杜也参与了。
  如冯健所说,在模写的同时,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却还在商量着。穆青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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