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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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有些气愤，好好的一个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徐景贤、朱永嘉，要他们“后院起火”。12月18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带领朱永嘉、王承龙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并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夺了市委的权，同时揪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制造了“后院起火事件”。
此时，我们法院机关的造反派正在“打内战”，对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暂时无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后，就听到马路上人声嘈杂。出去一看，见不少人往陕西路文化广场集中。
我走到文化广场，看见靠最西北角的大门未关，就走了进去，也没人问我。进去后我站在最后一排，看不清发言人的面孔，那时也不知道徐景贤、朱永嘉是什么人，只听到批判市委领导人，要起来造反之类的话，因为会场上吵吵闹闹，一片混乱，我就回家了。事后才知道是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制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动大会。从此上海大乱。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海逐渐地被“四人帮”控制，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上海的权力到手之后，他们又提出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
可是，通过在法庭上对张春桥的审判中，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三件事？
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通过预审，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时，对于由他一手制造的当时轰动全上海和全国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后院起火”三件事，当时也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这三件事情既然是张春桥专门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么就应该算在他的头上，对其提起公诉。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三件事情虽然都是张春桥一手操纵的，但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应属于工作中的错误，因此不能提起公诉。
我当时所持的是前一种态度。1980年7月，我到北京秦城监狱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预审前后，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确定“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此我是赞同的。
现在两种意见发生了争论，大家都从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双方相持不下。
后来，大家的意见都统一到一点上来，那就是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法庭，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曾对此有过一个意见，凡是经过毛泽东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关被告的罪。
我参加预审工作后，通过看材料和开会，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根据这样的一条原则，最后决定这三件事情不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我当时虽然有些想不通，也只好服从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所规定的原则。经过争论和认真的研究，最后国家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都没有将这三件事作为张春桥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
【张春桥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
1975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说，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在谈到关于学习理论问题时，还要“张春桥写文章”。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在全国的报刊上全文刊登或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全国发行。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奇怪、后又被一些人在讲话或者写文章时所反复引用的“观点”，那就是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很片面，他“只讲专政”而“不讲民主”。与此同时，姚文元也摇动笔杆，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姚的文章都极力地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反对经验主义。
本来文章发表了，全国上下都学习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邓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张春桥文章中的问题。邓小平于是找到毛泽东，就张春桥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请教毛泽东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请政治局议一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心忧国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搞宗派主义等行为进行了批评。同时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此外，毛泽东还说对于张春桥我们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之类的话。
此时，张春桥竟然打断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我们认识……在北戴河开会柯（庆施）介绍认识的。”
这是过去所有会议上从未有过的。
过去开会，除彭德怀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从中打断毛泽东的讲话，张春桥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来说明他心中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数的，二来也可以看出此时张春桥的狂妄程度。
就在张春桥打断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就批评了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的同志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主席还说了“对江青一分为二”，“他们四个人搞小宗派”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之类的话。
会后，江青等人虽然作了检讨，但在1975年秋天开始，“四人帮”更是有恃无恐地越来越猖狂了。
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批评了“四人帮”。
会后，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动摇，就跑到上海的东湖宾馆，与小兄弟们吃喝玩乐。王洪文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由于东湖宾馆东面是襄阳公园，怕妨碍王洪文的“休息”，连公园早晨做广播体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时距离此地只有几百米，我到公园去时常听到有人在议论这件事情。
我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的时候看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认为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个人讲的，其他的人很少说话或未说话，更没有展开过讨论。会上，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但没有下定决心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一拖再拖，以至于在他生前都未能解决。
我在预审的时候看到这份记录后，对没有看到的同志说要抓紧时间看一下，对于今后在法庭上和合议时区分罪和错大有好处。不几天，有人去调这份记录看时，保管材料的同志说，已被胡耀邦同志调去了，并说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以及开始时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使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来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又多次地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1975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一个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
张春桥在1976年2月3日针对这两个中央文件写道：“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张春桥在此还引用了一首古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张春桥从此不再说话】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张春桥。审判员王战平问张春桥：“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一事，是不是事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法庭宣读、出示了有关证词。
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还说“今天除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法庭还传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约他谈话，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正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张春桥开始大量地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法庭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一事进行调查。审判员问张春桥，他始终不语。
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审查时写的交代提纲，里面有“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对刘少奇。12月25日打倒刘少奇大行动。”接着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写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其中有：“春桥号召我们和刘少奇干到底。”法庭还宣读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冈山》报第五版《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一文的主要章节。
然后，法庭传唤蒯大富出庭作证。
蒯大富在证言中说：
1966年，大约是12月18日，接到电话，我到中南海西门，张春桥对警卫说是我找他来的，让他进来吧。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在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我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就是要我们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刘邓搞臭。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场所谓的“12·25”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张春桥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张春桥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原上海警备区师级干部徐海涛，在张春桥等人夺权之后，曾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负责人。张春桥见他为人“忠实”，利用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机，就将他安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任领导职务。为此，在粉碎“四人帮”的当天，上海一伙余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