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2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决定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他出面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1974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议题是“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主动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22日，外交部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周恩来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周的批示。显而易见，由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联大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她找到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但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
周恩来得知江青有不同意见，3月25日下午，在参加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后，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向毛请示。因毛太累未能面谈。毛让秘书传话：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表示，将在明天（26日）向政治局传达。王表白：原来不清楚，既然主席这样说了，当照办。周要王向张春桥、姚文元谈一谈。
这天下午，江青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逼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王、唐担心26日政治局会议发生问题，于是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毛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当与会政治局委员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时，江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得知会议情况后，于27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毛的提议。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了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邓小平的发言，当场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邓小平已被逐步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坚持把邓小平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这件事办完后，周恩来因病情严重于6月1日住进医院，并在当天就做了大手术。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由邓小平代理，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就在这时，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发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以及“安定团结”的号召，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被重新提上日程。当时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状况，需要邓小平出来担当中国政坛的主角，而邓小平置身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准备至此也已经大体就绪。
【毛泽东赋予邓小平历史的重任】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宣布：“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事后知道，在1974年10月前后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此之前召开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青同张、王、姚进行了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20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总、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在上海物色培养“工人大使”、外事干部110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能善罢甘休？于是江青等人以所谓“风庆轮事件”作为借以发难的题目。
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集团一直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租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1974年国庆节前远航归来的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货轮，早在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他们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周恩来等是“70年代的李鸿章”。而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又收到上海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实习三副顾文广（均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派往）反对批判所谓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遂抓住一点，无限上纲。江青10月14日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则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江青拿出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他们感到这一番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邓小平的口实和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于是王、张、江、姚立即赶到钓鱼台17楼江青住处星夜密谋，认为这一争吵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诬陷起因是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也与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第二天上午9时，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时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借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讲了昨晚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还别有用心地诬陷：总理现在虽然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进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下午回到北京后便把毛的忠告当耳旁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江青处再次密商对策。18日中午，江青把将于10月20日陪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江青说，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会议无法开下去。还说，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在18日夜间小会上，江青再嘱王、唐二人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她写的信，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第二天（10月19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同邓小平谈过，嘱他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1974年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于21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这段谈话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王洪文气急败坏的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对邓小平的好感，更加坚定他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要她们回北京传达自己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还说：
